·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对前期研究的梳理

有众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并阐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导致长期低迷的原因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是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失灵；二是经济政策的失败；三是不确定性的增加。我们认为，这些原因都是日本经济内部固有的结构性因素，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对日本经济产生影响，导致了长期低迷的出现。

我们先从第一类因素——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失灵入手。如果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拥有高生产效率、高技术水平的企业就会进入市场，反之那些低效能企业则会相应地退出市场。经济学家理查德·卡巴莱罗等人认为，正是因为市场的这种自然选择机制在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才导致了长期低迷的结果。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历经多年培植起来的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有关。一直以来，日本的银行通过长期稳定的投融资关系，掌握和积累了关联企业的信息。由于银行在前期的审查和监察活动中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所以当这些关联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时，银行认为如果追加投资能够产生少量利润，即使到目前为止的总收益为负，继续放贷（追加贷款）也是上策。尤其是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国际统一标准——《巴塞尔协议》的影响下，经营国际（国内）业务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维持在8%（4%）左右的水平。这就导致，为了使自身的资本充足率维持在最低水平之上，银行会通过追加放贷的方式，防止那些濒临破产企业的不良贷款浮出水面。如此一来，那些原本应该退出市场的低效能企业（僵尸企业）却留了下来，阻碍了高效能企业进入市场的步伐。在市场“新陈代谢”机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就无法期待生产力的提高，从供给层面导致了经济低迷。

针对这些论点，深尾京司运用全面实证分析方法，对这一假说进行了验证。他使用生产率动态分析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分解为四个方面：①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和降低成本，达到提升企业和商业机构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内在效应）；②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和商业机构通过扩大业务范围，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和商业机构通过缩减业务范围，达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再分配效应）；③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和商业机构，通过新开业务达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进入效应）；④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和商业机构通过停业、闭店达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退出效应）。

深尾京司将生产率动态分析方法应用于各种数据集，对市场“新陈代谢”机能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业统计表》微观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主要是内部效应作用的结果。此外，他还使用上市公司的长期面板数据，对市场“新陈代谢”机能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内部效应作用的结果，再分配效应、进入效应以及退出效应的贡献很小。而且，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仅在1990-1995年的较短时期出现了停滞，1995年后一直加速上升。

进入21世纪，学术界还出现了关于僵尸企业迅速复苏的实证研究。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权赫旭等人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负债累累的企业，在21世纪初期的繁荣时期，也通过减少生产要素投入、大刀阔斧的企业重组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福田慎一、粕谷宗久对2001年被确定为僵尸企业的后续发展动向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许多企业的股价在21世纪初期有所上升，市场表现有所改善。在他的报告中提到，为了提升业绩，企业自身开展了降低人工成本、压缩资产等重组活动，同时还辅以与其他企业结盟、业务整合等管理结构改革，以及债务减免、减持、增持等金融支援手段。中村纯一、福田慎一对摆脱僵尸企业定位的企业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许多的实证分析都否定了由于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失灵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观点。

引发经济长期低迷的第二类因素是经济政策的失败。星·卡莎布、福田慎一指出，各种政策失败效应的叠加导致了经济长期低迷的出现。金融监管部门在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不良贷款的同时，却不断地向僵尸企业放贷，使僵尸企业得以残喘，妨碍了市场“新陈代谢”机能的发挥。此外，由于金融政策的失败，在面对泡沫经济破灭的局面时，政府没有及时实行大胆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的出现。如果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不够，就会导致以设备投资为首的弹性利率需求减少，从需求层面导致经济低迷。

另外，星·卡莎布认为，政府监管行为的存在也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从供给层面导致经济长期低迷。

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政府采取了巨额的财政刺激政策，也因此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这被认为是财政政策的失败。与巨额财政赤字发生相关的金融崩溃风险评估，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模拟分析报告。众多的研究都发出了这样的警示：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税收、社会保障制度，日本的公共财政将无法继续。

引发长期低迷的第三类因素是不确定的增加。有观点认为，2000年以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企业在采取经济行为时变得更加谨慎。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定期发布的日本政策的不确定性指数，是为量化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与政策高度相关的经济前景不确定性而创建的指数。比较20世纪90年代（1991-1999年）和2000年以后（截至2019年12月）的不确定性发现，前者的平均值为103.3，后者的平均值为106.0，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对每项政策两个时期的不确定性平均值可以看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在2000年以后大幅上升。

另外，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其中备受关注的是近年来欧美国家出现设备投资停滞的原因。2014年，刘易斯等人根据发达国家的数据提出，大部分的设备投资停滞都是由于需求不足、债务增多以及经济环境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的。班纳吉和布西埃等人发表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低迷主要是由预期需求、预期利润的下降以及不确定增加导致的。设备投资低迷现象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出现。科斯等人也认为，政治、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是导致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日本，田中贤治发现，1990年以后设备投资对于托宾q[6]的反应能力下降，并指出其原因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如上所述，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高度不可逆的设备投资的大幅减少，从需求层面导致了长期低迷的出现。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围绕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展开的相关讨论。可以从供给、需求两个层面把握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供给层面的代表性假说，是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失灵引发低迷。僵尸企业留在了市场上，阻碍了新企业的进入，导致生产效率增长缓慢。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实证研究结果否定了这一假说。虽然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增速放缓，但并不是因为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失灵，而是因为市场存续企业生产率增速放缓导致的。此外，在21世纪，许多僵尸企业的复活提高了生产效率。

但是，僵尸企业的复活与21世纪的低迷不无关系。僵尸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是因为他们引入了高效率的生产设备以满足未来的需求增长，而是因为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这种不切实际的经济复苏，反映出企业采取的这些消极改革，这一点在本书第3章的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组企业呈现趋势性的增加，即便企业的收益率得到提升，但对设备投资仍旧持谨慎态度。

政府的监管为供给层面的原因提供了支持。政府监管会阻碍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导致潜在增长的停滞。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成长战略就是为了纠正这一现象。如废除基础规定、限制，就是通过放松监管来提高生产率的措施。

在需求层面，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由于政策失败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设备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率下降。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政策失败的典型代表。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在责任承担和支付结构上不平衡，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增加了金融崩溃的风险。家庭对于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养老金制度感到担忧，就会自动增加储蓄，而且在消费方面也会更慎重。

此外，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使企业行为变得更加谨慎，设备投资的减少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本书中，我们通过对企业的设备投资活动、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进行定量分析，得到了支持需求层面原因的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