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经济复杂性和信息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感兴趣。在我的上一本书《边做边学：创新、薪酬和财富之间的真正联系》（Learning by Doing：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Innovation，Wages，and Wealth）中，我介绍了技术复杂性；技术复杂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必须通过实际体验才能学到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关键技能，这对新技术的应用和掌握新技能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没有注意到技术复杂性、软件与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经济变化之间的联系。这一切在五年前开始改变。[1]在阅读了有关美国产业集中度上升的最新研究成果后，我意识到软件可能一直在发挥作用。于是我开始研究，发现结果真是如此。
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将新一代软件和更广泛的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这本书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和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指出无形资本使用的增加所产生的影响；基娅拉-克利斯库洛 （Chiara Criscuolo）和她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同事们发现其他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度不断上升，并将其与信息技术相联系。这些研究人员还发现，自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生产力差距不断扩大；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大卫·多恩（David Dorn）、拉里·卡兹（Larry Katz）、克里斯蒂娜·帕特森（Christina Patterson）和约翰·范·里恩（John van Reenen）记录了美国产业集中度的上升，并将其与“巨星级”企业的发展相联系；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强调了赢者通吃社会的存在；埃里克·布林约尔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迪·麦卡菲（Andy McAfee）将其与信息技术相联系。但是，我并不清楚将技术与企业主导地位联系起来的确切机制，直到乔治·冯·格雷维尼茨（Georg von Graevenitz）提醒，我才想起约翰·萨顿（John Sutton）和阿夫纳·沙克（Avner Shaked）有关自然寡头垄断的研究。还有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他描述了早期信息和技术之间的联系。
当然，开展研究并提供所需的反馈和讨论，从而使我的初始理念逐渐成熟的这些实际工作，很大程度上由我的那些在技术与政策研究计划（Technology & Policy Research Initiative）项目组工作的同事来完成。感谢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我们的资助者，以及埃里克·邓克（Erich Denk）、马尔滕·古斯（Maarten Goos）、斯蒂芬·迈克尔·英皮克（Stephen Michael Impink）、新浪·霍什索汗（Sina Khoshsokhan）、金若云（Joowon Kim）、詹姆斯·科苏特（James Kossuth）、陈蒙、迈克·默勒（Mike Meurer）、莉迪亚·赖钦斯佩格（Lydia Reichensperger）、塞萨尔·里吉（Cesare Righi）、安娜·所罗门（Anna Salomons）、蒂姆·西姆科（Tim Simcoe）和维多利亚·史密斯（Victoria Smith）。
还要感谢各位评论者、数据提供者以及其他帮助过我的人：达伦·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大卫·奥特尔、斯蒂芬·贝奇托德（Stefan Bechtold）、维克托·贝内特（Victor Bennett）、塞思·本塞尔（Seth Benzell）、皮特罗·比罗利（Pietro Biroli）、彼得·布莱尔（Peter Blair）、丹尼斯·卡尔顿（Dennis Carlton）、马库斯·凯西（Marcus Casey）、豪尔赫·孔特雷拉斯（Jorge Contreras）、克劳德·迪博尔特（Claude Diebolt）、乔什·冯（Josh Feng）、马丁·弗莱明（Martin Fleming）、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沃尔特·弗里克（Walt Frick）、马丁·古斯（Maarten Goos）、迪特玛·哈霍夫（Dietmar Harhoff）、菲利普·哈特曼（Philip Hartmann）、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约阿希姆·汉克尔（Joachim Henkel）、黄克伟、安德烈·伊奇诺（Andrea Ichino）、斯蒂芬· 迈克尔·英皮克、埃格伯特·琼根（Egbert Jongen）、布莱恩·卡恩（Brian Kahin）、新浪·霍什索汗、梅根·麦克加维（Megan MacGarvie）、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乔·马祖（Joe Mazur）、克里斯蒂娜·麦克赫兰（Kristina McElheran）、迈克·默勒、菲利波·梅扎诺蒂（Filippo Mezzanotti）、盖伊·迈克尔（Guy Michaels）、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蒂姆·奥赖利（Tim O’Reilly）、埃米莉·拉德梅克斯（Emilie Rademakers）、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丹尼尔·洛克（Daniel Rock）、南希·罗斯（Nancy Rose）、罗妮娅·罗特格（Ronja Röttger）、鲍勃·罗索恩（Bob Rowthorn）、安娜·萨洛蒙斯（Anna Salomons）、迈克·谢勒（Mike Scherer）、迪克·施马伦西（Dick Schmalensee）、罗伯·希曼斯（Rob Seamans）、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蒂姆·西姆科（Tim Simcoe）、肯·西蒙斯（Ken Simons）、约翰·特纳（John Turner）、海伦·特伦（Helene Turon）、加布里埃尔·安格尔（Gabriel Unger）、威尔扬·范登尔格（Wiljan van den erge）、杰伦·范登博什（Jeroen van den Bosch）、巴斯·范德克劳（Bas van der Klaauw）、罗里·范洛（Rory van Loo）、约翰·范·里恩、乔治·冯·格雷维尼茨、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
其他人士在访谈中也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包括保罗·布拉哈（Paul Blaha）、伊恩·科伯恩（Iain Cockburn）、丹尼尔·迪恩斯（Daniel Dines）、丹·福克纳（Dan Faulkner）、伊恩·海瑟薇（Ian Hathaway）、苏·赫伯（Sue Helper）、鲍勃·亨特（Bob Hunt）、比尔·詹韦（Bill Janeway）和弗兰克·温克（Frank Wnek）。埃利亚斯·沃尔夫伯格（Elias Wolfberg）和哈勒·戈登（Halle Gordon）回答了有关问题，并提供了与许多亚马逊公司（下文简称亚马逊）高管接触的机会。
最后我要感谢经纪人丽莎·亚当斯（Lisa Adams），她帮我编写了一份新书提案；感谢埃里希·邓克，他是一位能干的研究助理；感谢迈克·默勒，我随时在线的宣传者；感谢我的导师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家人在本书的写作期间对我的包容。
[1] 作者于2022年完成本书的写作。——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