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木材

我们的世界正在悄悄地分崩离析。植物这类4亿年高龄的生命形式，已经被人类文明转变成三样东西：食物、药品和木材。我们无尽地索取这些东西，着了魔似的想让它们变得更多、更有效、更多样。我们对植物生态的破坏程度，甚至已经严重到让4亿年来的所有自然灾害都自叹不如。[1]

——霍普·洁伦（Hope Jahren）

《实验室女孩》（Lab Girl）

从空中俯瞰，下方的丛林仿佛蜷曲扭结的毛发，看上去十分平和宁静。然而这全然是一片假象，因为大自然的内在从来没有平和宁静过。即使遭遇改造与驯服，它一样会回击那些试图驯服它的人，将他们打回原形，纳为宠物。

——沃纳·赫尔佐格 （Werner Herzog）

《无用的征程》（Conquest of the Useless）

认识埃德温·乔塔（Edwin Chota）的人都说，他特别爱笑，笑容夸张而富有感染力，咧开的嘴巴露着个豁口，因为他缺了颗门牙。关于这颗牙是怎么弄丢的，埃德温的父亲阿尔贝托·乔塔·特纳佐阿（Alberto Chota Tenazoa）做过一番生动的描绘：在他的六个孩子中，埃德温是长子。有一次，他端着一盘龟肉意大利面狼吞虎咽——“他一口咬下去，正好咬在一片龟甲上！”老人回忆道，“不过他只是笑了笑，随手把那颗牙扔了，继续埋头吃面条。”那是埃德温被杀害前两年的事。秘鲁雨林里人口最多的原住民族——阿沙宁卡族（Asháninka）的猎人杰米·阿雷瓦洛（Jaime Arévalo）清楚地记得，在他挖出一枚头骨时，正是这缺失的门牙帮他认出了他的朋友。那天，他和几名警察在靠近秘鲁与巴西边境的一处地点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挖掘清理一个浑浊的泥水坑。埃德温·乔塔的遗体是被河水带到那里的，沿途已被秃鹫和短吻鳄啃噬殆尽。水坑足有七米深。阿雷瓦洛四十多岁，身材短小精悍，双臂强健，是个游泳好手。他从水坑里捞出了一根大腿骨、几条肋骨、一件已经破碎不堪的衬衣、一只满是窟窿的胶皮靴，还有一条用彩色植物种子串成的手链（竟然还套在手腕上）。两周前，阿雷瓦洛的四个朋友惨遭杀害，遗体被抛进了附近的溪流。他捞上来的显然便是其中一人的残骸。仅凭一个细微特征，他便确认了这是谁：捞出的头颅口中缺了一颗门牙。

尽管那时埃德温·乔塔已经五十三岁，瘦得像根木耙子，他依然是个性格坚忍的农民，也是个打猎老手，背上总有一杆猎枪。他高挺的鼻梁隆起似鹰钩，头发丝毫没有因衰老而变灰的迹象，皮肤也晒得黝黑发亮。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麻雀啁啾或者野猫嚎叫。他不仅擅长踢足球，还很会跳索西莫·萨克拉门托（Sósimo Sacramento）[2]跳的那种瓦伊诺舞（huaynos）[3]和巴西的“扶火”（forró）舞[4]。他跳舞时，瘦骨嶙峋的身躯左摇右晃，活像只牵线木偶。埃德温·乔塔一笑起来，上门牙的豁口便成了他脸上最引人注目之处。他大声抗议时也是一样，尽管那时他毫无笑意。乔塔是萨维托（Saweto）部落的首领。萨维托位于上塔马亚（Alto Tamaya）河域，共有三十多户人家，乔塔是部落里唯一能读会写的人。他会愤怒地挥动拳头，谴责那些非法木材贩子——那些不法之徒残酷地剥削阿沙宁卡族人，大肆掠夺他们赖以生存的森林。“只有那种情况下，他才变得十分严肃。”乔塔的遗孀朱莉娅·佩雷兹（Julia Pérez）说，“其他任何时候，他总是开开心心，玩笑不断”。笑脸相迎有时也是一种交际手腕，但乔塔在面对非法伐木者时，从来都是板着脸，嘴唇抿成一条线。

普卡尔帕（Pucallpa）是秘鲁雨林里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埃德温·乔塔出生并长大的地方。乔塔得划上船，沿着曲曲弯弯的大河顺流而下，漂流整整七天才能到达那里。他常常去普卡尔帕看望父亲，给他带去黄腿象龟——这种龟长着黄色的腿，肉质鲜美柔嫩，已成为老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他们父子俩最后一次相见是在父亲节。乔塔告诉父亲，他要去利马（Lima），看看能否最终找到肯于听取控诉的人。那时，他受到的死亡威胁已越来越频繁。父亲恳求他留下来，和自己一起待在普卡尔帕，不要再返回萨维托。

“我做不到。”他说，“我死也不会离开那片土地。”

两个月以后，2014年9月1日的上午，在上塔马亚河域的热带雨林中，几名盗伐者杀害了埃德温·乔塔和另外三名阿沙宁卡族领袖——乔治·里奥斯（Jorge Ríos）、弗朗西斯科·佩内多（Francisco Pinedo）和莱昂西奥·昆蒂西马（Leoncio Quintisima）。当时他们正在赶往边境那一侧的巴西，去开会讨论如何捍卫领地。一颗子弹正中乔塔的胸口。子弹来自一支专门用来猎杀鹿和野猴子的16号口径霰弹枪。紧接着又一颗子弹飞来，在他头上打出一个洞。猎人阿瓦雷洛也去参加同一个会议，但比他们走得早。他发现朋友们迟迟不到，便沿原路返回去查看情况。他找了五天，才在溪流中发现了朋友们的遗体，地点距离边境有徒步十二小时的路程。阿瓦雷洛害怕自己也遭遇毒手，便逃回了社区（后来他带着警察回到原地时，能找到的便只有残骸了）。四名遗孀和这些部落领袖的孩子们坐上船，在河上丝毫不敢停留，连续赶了三天的路，才到普卡尔帕报告了这桩惨剧。萨维托没有警察驻守，而他们与外界通信的唯一工具——社区的双频无线通信设备的效果又不太好。

埃德温·乔塔最后一次去利马投诉那些威胁他的伐木者时，用手机给八十岁的老父亲打过一个电话，并答应还会回去看他。在此之前不久，他曾给父亲留了一张照片做纪念。照片上，乔塔正在出席一个会议——作为阿沙宁卡人的首领，他参加过许多这样的会议。他站立着，面容冷峻，身上穿着库什马（一种棕色的及膝短袍），头戴五彩缤纷的羽毛制作的头饰，脸上用胭脂树泥画着红色条纹。[5]“有了这张照片，就算我遭遇不幸，你还是能看到我。”临别之时，他对父亲说。

这个男人为萨维托阿沙宁卡人的社区而死，然而他先前根本不是阿沙宁卡人。他的大女儿珀拉·乔塔（Perla Chota）听到人们说她父亲是一位部落头领时，还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她九岁时，这个男人就把她留在了利马，丢给一个姨妈抚养。他曾经是城里的明星球员，热爱跳舞，还是比吉斯（Bee Gees）乐队和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的粉丝。他是这个多人种混居城市的居民，出门时衬衣永远熨得板板正正，皮鞋擦得锃光瓦亮。如今的他却穿着短袍、头戴羽冠、脚穿凉鞋，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木屋里。简直太荒诞了。

埃德温·乔塔的妹妹们对此同样感到震惊。他们住在利马北部海岸，一个名叫“安孔”（Ancón）的古老渔村里。“我们简直无法相信，”索妮亚·乔塔（Sonia Chota）说，“我弟弟甚至开始说一种奇怪的语言”。索妮亚是个家庭主妇，我们就坐在她家里聊天。她住在一栋预制木板房里。

直至今日，埃德温·乔塔的亲戚们都无法理解：他又没有出生在那个社区，为什么要死心塌地为它而战。他们说，他十岁时母亲突然去世，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为其他人的生活操心。他出生在一个子女众多却极其贫困的家庭。尽管这个男孩未来会成为阿沙宁卡人的领袖，并将勇敢直面森林中的黑帮匪徒，小时候他却十分容易害羞。他在学校里表现突出，慷慨大方，乐于助人，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他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都是这样说的：埃德温·乔塔乐于帮助人们解决困难，这是他赢得别人喜爱的方式。

关于他年轻时候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在普卡尔帕读完了中学，随后便离开父亲（美国某石油公司的一名钻井工人）挣下的一小块地产，跑去当兵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秘鲁与厄瓜多尔的战争中参加过海战，后来在号称“秘鲁热带雨林之都”的伊基托斯（Iquitos）得到一份安装高压电缆的工作。他的浪漫史从来不会持续太久。还在战壕中时，他便有过一个来自原住民族群维托托（Huitoto）[6]的女朋友。后来，在全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和一个年长的女人生了两个孩子。那个女人信仰一个基督教派。有些人说，那段时间，埃德温·乔塔蓄起了胡须，还到处布道，宣讲《圣经》。再后来，据说他同她分了手，把女儿珀拉留给另一个女人照顾（这个女人后来也离开了他），自己返回普卡尔帕，从头再来。

他回到普卡尔帕以后，又有了一个新女友，名叫埃尔娃·里萨福尔（Elva Risafol）。两人生了个儿子，也起名叫埃德温，他如今已是一名缉毒警察。埃尔娃记得，她是在一个热带主题派对上，通过朋友的引见认识埃德温·乔塔的。他那时三十岁，长得特别瘦，一头直发乱蓬蓬的，穿着天蓝色衬衣、牛仔裤和皮鞋。埃德温神情庄重，彬彬有礼地邀请她跳一支《蜗牛汤》（Sopa de Caracol）[7]。他的动作惹得埃尔娃发笑，不过她很喜欢。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好几个小时。喝下好几罐啤酒后，他告诉她，自己是一名电工，前女友已经离他而去。他还说，他参加过帕基沙战争（the Paquisha War），并且提到他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热带雨林，为丛林中那些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原住民社区做一些事情。[8]

“埃德温总是想入非非，可是你没法靠做梦讨生活。”埃尔娃·里萨福尔说。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年。1997年，她离他而去。“我更现实一些。我经常嘲笑他，说他找个原住民女人一起生活可能更开心。我想，他把这句话当真了。”

这段关系破裂后，埃德温·乔塔从他生活的街区消失了。四年后的一个清晨，住在普卡尔帕的埃德加·乔塔（Edgar Chota）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的家是一栋兼具居住、焊接车间和食品店功能的房子。来访者是他的哥哥埃德温。

“见到他，我真是高兴坏了！”埃德加回忆，“我们全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在那四年里做的事，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听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埃德温·乔塔才独自一人在上塔马亚河域的热带雨林中现身。据说他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找活干的——不是做农活，就是当伐木工，要么就是贩卖野猪皮。人们说，他去那儿是为了忘掉以往的失败，而他留下来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当地女人。我们比较有把握的只有一点：埃德温·乔塔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萨维托社区已经存在了，或者至少已经奠定了基础。这个社区是以一种绿毛鹦鹉命名的——它长得很像金刚鹦鹉、只是尾巴短一些。

20世纪初，阿沙宁卡人从秘鲁热带雨林的中心地带迁移到巴西边境。当时橡胶业繁荣发展，如火如荼，欧洲和美国都成吨收购从橡胶树上割下的天然乳胶，以制造汽车轮胎。亚马孙的原住民对橡胶本来就有一定的认知：他们一直用“高加（cauchuc）”树的树汁来制作皮球和用于注射药品和通便剂的简单注射器。“高加”是奥马瓜（Omagua）语，意为“会哭的树”。然而，当橡胶业巨头来到热带雨林时，全部社区都遭到了整体性的奴役，所有人都被驱赶去采集这种原料。在那个时代，正是这些原料大力推动了某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些国家后来被称为“第一世界”。

橡胶大亨们把伊基托斯变成了欧洲奢华生活的前沿阵地。他们用手绘的意大利瓷砖装饰住宅；建起一座剧院；甚至还建造了一座由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设计的“铁房子”。与此同时，仅仅几千米之外，原住民的男人们正在矿灯的照明下用砍刀在丛林中劈出道路，搜寻橡胶树。从黎明直到黄昏，他们的劳作无止无休。回到营地时，他们已饥肠辘辘，焦躁不已，但仍不得不在火堆旁等上几个小时，一边呼吸着极其难闻的烟气，一边把橡胶汁液放在烤架上熬至凝固。他们要花上好几个星期，才能攒成一个大小足够出售的橡胶球。萨维托的阿沙宁卡人说，他们的先辈在工资上一次又一次上当受骗。他们得到的工资是廉价的烈酒，而劣质的酒精使他们的头脑变得麻木迟钝。女人们沦为奴仆，或被迫在小块农田里劳作而无分文报酬。成百上千的原住民死于饥饿、痢疾和其他疾病。

到了1910年，原住民的恐怖遭遇已变得臭名昭著，这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对哥伦比亚边境附近的普图马约河（Putumayo）[9]两岸的工人营地展开调查。那个时期最赚钱的橡胶公司之一——秘鲁亚马孙公司（The Peruvian Amazon Company）对多个原住民社区进行压迫和奴役，并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他们对原住民实施阉割和斩首之刑；把他们浇上汽油放到火上烧；把他们倒悬在十字架上；殴打他们；肢解他们；饿死他们；淹死他们；让恶狗吃掉他们的尸体；公司的打手喽啰们强奸妇女、砸碎儿童的头颅。负责这项调查的罗杰·凯塞门（Roger Casement）详细录述了这累累罪行。按他的估计，约有三万名原住民死在这个人称“魔鬼天堂”的公司的黑手之下。

萨维托的阿沙宁卡人很可能是在20世纪初期的橡胶潮中跟着旧主人来到巴西边境的那些原住民的后裔。橡胶渐渐枯竭后，他们的主人转而猎取异国动物的皮毛。皮毛也被剥完后，他们的目光又转向了木材。他们掠夺的目标一变再变，但对原住民的奴役却丝毫未改。

阿沙宁卡人的领袖们声称，几十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今天依旧在发生：大老板们给当地人发放各种东西，引他们“上钩”——他们用衣服、猎枪、药品、船用发动机、收音机和食品换取成百上千的树干。由于原住民大多数不识字，老板们就在数量和价格上各种欺蒙，先让他们欠债，再逼迫他们去砍伐更多的树木来偿还他们收到的物品。伐木工人出现时，动物都被链锯的噪声吓得落荒而逃，而阿沙宁卡人就不得不花更多时间穿越野林去猎取食物，他们有时一无所获。他们还不得不拖着原木在地上行走，把土里的种子都翻了上来，拖拉机也在森林中压来压去，弄得土地都荒废了。伐木工人还给原住民带来了他们从未得过的传染病。一场普通感冒就能让数十个原住民死亡，且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

五十多年后，一种新的恐怖威胁触发了另一场血腥屠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秘鲁南方大山中活动的军事武装组织“光辉道路”（Shining Path）[10]在阿亚库乔（Ayacucho）与政府军发生冲突。随后他们进入了丛林，目的是控制整个中部热带雨林。这些恐怖分子抢劫农场，纵火焚烧医疗诊所和市政办公室。他们在雨林深处建起强制劳动营，把数百名阿沙宁卡人抓去关在那里长达数月，让他们耕作土地、为恐怖组织头子做饭，还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改说克丘亚语（Quechua）[11]或西班牙语。他们把敢于反叛的人当着家人的面刺杀或吊死。他们强奸妇女，绑架儿童，并且对孩子进行洗脑，把他们训练成战士。

依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12]最终的调查报告，阿沙宁卡人是在政府军和“光辉道路”的争战中受害最深的亚马孙民族。三十多个社区消失了，原住民多达万人流离失所，五千人遭到绑架，六千人惨遭杀害——约占在册死亡总人数的百分之十。然而，负责撰写报告中“阿沙宁卡大屠杀”相关章节的人类学家奥斯卡·埃斯皮诺萨（Óscar Espinoza）却表示，这些统计数字并没有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他回忆说，他们在执行调查时，既无预算也无船只，因而无法全面探访所有的亚马孙社区。报告的篇幅也被缩减过，大量细节、故事和个案研究被删除。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有些受害者的家人不愿谈论惨痛往事。

一天上午，在秘鲁天主教大学（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埃斯皮诺萨的办公室里，他告诉我：“在阿沙宁卡族，母亲不能提起她死去的孩子的名字。她认为这样做会使孩子的灵魂无法上天堂。阿沙宁卡人不愿意谈论死者。”

阿沙宁卡人与其他惯于开疆拓土的民族不同，他们更注重防御。孩提时，他们在学会射箭之前，就要先学会躲避箭矢。但每当遭到攻击或土地被入侵时，他们即刻化身为秘鲁五十一个亚马孙民族中最为骁勇善战的战士，以擅长弯弓射箭而闻名。[13]

埃德温·乔塔于1999年来到萨维托时，“光辉道路”已经在中部热带雨林中被政府军和“阿沙宁卡军”打败。所谓的“阿沙宁卡军”是一支用猎枪和弓箭武装起来的武装队伍，不时对“光辉道路”的营地进行偷袭。在乔塔刚刚到达萨维托的那段时间，部落中一些生活在巴西边境的阿沙宁卡家庭正下定决心要摆脱伐木者的剥削，希望国家承认他们的社区以及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他们相信，这是通向自由的道路。

起初，木材商人们支持他们争取土地所有权。他们认为，即使这片土地被承认属于阿沙宁卡的合法财产，也不影响他们继续砍伐树木、继续剥削阿沙宁卡人。但是后来他们看到，在司法程序不断推进的同时，萨维托部落在埃德温·乔塔的领导下变得越来越有组织，于是反应过来：一旦政府将土地所有权授予这些人，他们的利益势必受到威胁。这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