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崇祯朝的吏治与党争

朋党是指具有相同政治或经济利益追求的群体，党争就是通过政治手段对异己势力群体进行打击，这在中国的封建政治生态中数见不鲜，但如明朝的党争活动持续之久、波及社会阶层之广、性质内涵扩展之深，在中国政治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明朝党争最早可追溯到神宗万历朝，史家有明“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之论断，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崇祯的爷爷万历帝“酒色财气”均沾，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正是他在位期间拉开了明朝党争的序幕。万历早年，首辅张居正联手内监冯保驱逐当时主政的高拱，这些在当时看似普通权力斗争的背后，实际上已经暗暗滋生了党争问题。到万历末期，朋党之争达到白热化，“立国本”“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酿成了日后东林党与阉党的惨烈斗争。至泰昌帝即明光宗朱常洛即位，颓败的局面丝毫没有得到改变。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便驾崩，对明政局影响甚微，但却留下了日后惨烈党争的烂摊子。即位的天启帝朱由校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顽劣无知，亲信太监魏忠贤借机把持朝政，拉开了阉党专权的大幕，也开启了阉党与东林党的激烈斗争，使岌岌可危的明王朝雪上加霜。天启朝的党争早期主要表现为东林与宣、昆、齐、楚、浙五党的纷争。东林人士为争一时之意气，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对五党人士的穷追猛打和对历史问题的清算反扑上。到天启后期，党争逐渐由朝臣之间的斗争转向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一些不得志的大臣便投向阉党以谋求政治出路，东林党和阉党最终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政治派别。斗争的结果是阉党大获全胜，大量东林党人或被贬谪，或被杀戮，形成了阉党独大的局面。至崇祯帝即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处死魏忠贤，并严厉打击依附魏忠贤的官员，为被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人士平反昭雪、追赠官衔。当时的士人对这位年轻的君主报以深切的希望，德高望重的东林党人钱谦益闻讯即写下了《丁卯十月书事》四首，其中“斗柄已闻归圣主，冰山何事倚群公？”(1)对崇祯即位后打击阉党的行为进行了由衷的赞美，侧面反映出崇祯初期政治局面焕然一新的状态，从中也可以看出士人的归心，期待新帝能够扭转万历以来日益崩坏的时局。但此时的明廷已是民穷、兵寡、国库空虚，张居正变法留下的巨额财富已被崇祯的几位前任挥霍一空，除去这些主要问题，积弊已久的吏治腐败和党争也在崇祯一朝日益显示出其消极影响。

崇祯朝虽然基本消除了魏忠贤阉党的势力，但它的余烬还在，朝廷内部错综复杂的党争也没有完全消除，朝堂之上鱼龙混杂，各党相互攻讦不遗余力。魏忠贤死后，由于阉党和东林人士之间一系列的历史积怨，其消极影响不可能一朝消除。在崇祯帝清算阉党的“逆案”中，东林人士对凡是曾经依附过魏忠贤阉党的人，无论情节轻重，必先除之而后快，而残余的阉党势力也不甘束手待毙，也在寻找一切机会反扑对方，这就为后来南明政局的动荡埋下了伏笔。终崇祯一朝十七年，朝廷官员一直处于党同伐异的内耗中，令崇祯帝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再加上崇祯帝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在内，他不只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及前几代君主留下的颓靡政局，还要应付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在外，东北地区的后金已称制建国。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的努力经营，尤其是皇太极即位后实行的“天聪新政”对种种弊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日后清王朝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且在对明朝的一系列战争中逐渐占据上风，成为明朝关外的心腹之患。明王朝顾此失彼，最终在清军与李自成农民军的夹击之下走向灭亡。

明亡后，朝野上下都自觉对明亡开展了反思。概而论之，有几种说法：亡于吏治，亡于党争，亡于重税，亡于武人跋扈，亡于天灾人祸等。如“明末四公子”之一、曾做过崇祯皇子定王讲官的方以智在明亡后曾作《哀哉行》一诗，对崇祯朝的吏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诗曰：

奔城南，走城北，炮声轰轰天地黑。

女墙擐甲皆中官，司马上城上不得。

乱传敌楼铁骑从至尊，宫人夜出华林园。

须臾中宫大开东直门，贼营四市如云屯。

此时张牙禁出入，蓬首陋巷阴风泣。

居民畏死争焚香，父老衣衫暗沾湿。

吁嗟乎！先皇帝，烈丈夫！

万岁山前从者无，神灵九庙长悲呼。

却忆去年雷震奉天破寝室，宝座赤蠓飞三日；

享庙卫士夜惊鬼，黑牛十丈端门出。

九卿大老无愁容，金紫得意长安中。

谈兵献策者仇寇，只引旧例相朦胧。

日夕甘泉烽火至，沙河土关纷贼骑。

犹然阁试新门生，品第人情出名次。

伤心此辈送国家，师生衣钵求清华。

一旦薰莸尽膏火，昆冈玉石谁争差？

可怜慷慨忠义士，前后只合横尸死。

难如冯信藏青盲，空羡子真在吴市。

已焉哉，哀勿哀，仰天气绝魂归来！

十年误国登鼎台，子孙累毂高门开。

小臣拜禄十七石，却生此日当其灾！(2)

方以智此诗作于甲申（1644）之变后，其自注此诗创作时间为四月二十三日，距三月十九日崇祯自缢于煤山仅有一月之隔，而方以智此时正处于颠沛流离之际。诗中回顾了明朝灭亡前后诸臣的所作所为，概括了崇祯晚朝廷的吏治情况：“九卿大老无愁容，金紫得意长安中。”位高权重的九卿大老全无体国之心，国亡不知羞耻，马上改换门庭投靠新主子，“犹然阁试新门生，品第人情出名次”是说明亡后朝中有些大臣纷纷叩拜掌管官员录用的李自成军师牛金星，个别不知羞耻者还递上门生帖子。“伤心此辈送国家，师生衣钵求清华”，把明亡的罪责矛头指向了只知个人享乐、不恤国事的当朝重臣，使人读后不禁顿生悲愤之情。

清初不少人将明亡的主要原因归于吏治，尤其是权臣的不作为、乱作为。遗民诗人杜濬虽然一直在野，但由于他是复社人士，侯方域、方以智等都是他的好友，所以他对崇祯朝廷之事也多有了解。杜濬作于顺治四年（1647）的《初闻灯船鼓吹歌》一诗在回顾了秦淮灯船游艺盛衰的同时，对明朝覆亡的原因也进行了全面剖析与深刻反思，指出崇祯朝当权的两位宰辅周延儒与薛国观贪渎腐败，认为他们是误国亡国的罪魁祸首。诗云：

当时惆怅说于今，忍见于今又说古。

年复年来事可叹，灯船伐鼓鼓不欢。

辛壬之际大饥疫，惟见凤陵烽火照见秦淮白骨横青滩。

桃叶何须怨寂寞，天子孤立在长安。

吾闻是时宰相薛复周，黄金至厚封疆仇。

公卿济济咸一德，坐令战鼓逼龙楼。……(3)

诗中“薛”即薛国观，“周”即周延儒。薛国观（？—1641），字家相，韩城（今陕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在朝期间曾附魏忠贤与东林党相对立。崇祯十年（1637），薛国观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是温体仁一党，所以温体仁在遭到弹劾去位后，就举荐薛国观代替自己入阁辅政。薛国观入阁后，完全按照温体仁的意旨行事。崇祯十三年（1640）薛国观遭到言官吴昌时弹劾而被免职，最后被赐死。周延儒（1593—1644），字玉绳，号挹斋，宜兴（今江苏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连中会元、状元，历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等。周延儒入阁期间，倚靠吴昌时、董廷献等亲信，结交内侍，收受贿赂，后被言官蒋拱宸等人揭发弹劾，触怒崇祯帝，于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被赐死。杜濬在诗中讽刺了两人作为朝廷重臣只知敛财而不以国家为重的行为，结果导致“辛壬之际大饥疫，惟见凤陵烽火”，致使张献忠、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焚烧了明朝的凤阳祖陵，最后直逼北京，崇祯帝孤立无援，自杀殉国。

相比于“亡于吏治”，持“亡于党争”观点的人更多。这种观点固然有过激的成分在里面，但崇祯一朝党争不断却是不争的事实。崇祯帝统治的十七年间，先后更换过五十多位阁臣。崇祯朝阁臣变换之频、任期之短都是史所罕见。究其原因，固然与崇祯帝性格刚愎自用、急于求治而阁臣本身素质低劣庸碌有关，但崇祯帝频繁地更换内阁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朝廷党争的防范与打击。这不是崇祯皇帝的多疑，而是当时确实存在或隐或显的党争现象。从崇祯二年（1629）礼部侍郎周延儒以特旨入阁办事，到崇祯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告病还乡，崇祯十五年（1642）周延儒被免官，此期的阁臣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温体仁、吴宗达、郑以伟、徐光启八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党争。崇祯朝“党争”的具体表现是从争入阁而始。“入阁”之争的三位主要人物是钱谦益、周延儒与温体仁，三人都有朋党的背景。钱谦益是东林党人，温体仁在政治态度上倾向阉党，周延儒是得到东林党人帮助才得以重新入阁。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常熟（今江苏常熟）人。钱谦益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第三名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右春坊中允等，天启朝遭到依附于阉党的官员崔呈秀和陈以瑞的弹劾，被革职回乡。崇祯元年（1628），复出任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明亡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担任礼部侍郎，不久告归。温体仁（1573—1638）字长卿，号员峤，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选为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司业、礼部右侍郎等官职；崇祯初年升礼部尚书，与周延儒联手阻止钱谦益入阁，崇祯十年（1637）因使人诬陷钱谦益事发，不得不辞职致仕。崇祯十一年（1638）去世。

钱谦益早年曾受教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天启年间曾列名于阉党的《东林点将录》里，被称为“天巧星浪子”。“鼎甲高题神庙榜，先朝列刻党人碑”（阎尔梅《钱牧斋招饮池亭谈及国变事恸哭作此志之时同严武伯熊》）。到崇祯朝时，钱谦益已是名满天下，被视为东林党党魁，他自己也自负是“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钱谦益自认为入阁为必然之事，但在崇祯元年的入阁会推中，他碰到温体仁与周延儒这两个强劲对手，并且在随后的较量中败北，被温、周联手排挤出朝，这其中关键的一步是温体仁所上的《盖世神奸疏》，重提早已结案的钱谦益为主考的钱千秋科场舞弊案，向钱谦益发起攻击。钱谦益毫无防备，所以在廷对中处处落于下风。东林党人瞿式耜、房可壮为之极力辩护，又贻温体仁以结党的口实。崇祯帝一向对朝臣结党深恶痛绝，闻言大为震怒，再加上周延儒的助攻，钱谦益落得个革职听勘、被逮捕入狱的下场。直到崇祯二年（1629）秋天，由于太监曹化淳的帮助才得以真相大白，钱谦益被无罪释放，却并未官复原职，而是黯然回到家乡常熟，此后一直闲居在家，直至弘光朝建立才被起用。钱谦益当时只道是温体仁陷害自己，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才知道周延儒当年与温体仁结党倾陷自己的事，气愤不已，因为周延儒在政治立场上是亲东林党的。钱谦益二十九岁中探花，进入仕途近四十年，而在朝任官不过五载，其间虽有数次起用的机会，但都因党争的原因而作罢，可见明末党争持续时间之长。

崇祯一朝用了五十位首辅，大多为平庸无能之辈，相比较而言，较有才干的首辅有两人，一是温体仁，二是周延儒，但两人都是心术不正之人。温体仁外朴内阴，周延儒外强中干，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善于权术，以排除异己为能事。温体仁入阁后逼迫周延儒引退，自己成为首辅，在任期间排斥异己、招权纳贿，并试图翻阉党逆案，引起朝政混乱，以至民间有“崇祯皇帝遭温（瘟）了”之说。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遭到弹劾被罢官回家，第二年在家中病死。周延儒在与温体仁联手打击钱谦益成功后不久，入阁担任首辅，但在职仅四个月就被温体仁排挤，被迫告病回乡。周延儒回乡后不久，温体仁因执政成绩不佳被罢免，接着张至发、薛国观先后执政，他们都是温体仁一党，两人立朝数年，碌碌无所建树。后来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崇祯帝下诏再次启用周延儒。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周延儒到达京城复任首辅。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清兵入关，周延儒自请视师，却假传捷报蒙骗崇祯帝，崇祯帝不知内情，对周延儒褒奖有加。后来锦衣卫指挥骆养性上疏揭发真相，其他的官员也相继弹劾，崇祯帝大怒，下诏将周延儒流放戍边。不久，崇祯帝下诏勒令周延儒自尽，籍其家，终年五十一岁。

崇祯一朝的许多大事，都与党争有关。吴伟业在入清后写有一首名为《鸳湖曲》的诗，以其友人吴昌时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含蓄揭露出崇祯朝党争的激烈：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

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

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

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

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鹆。

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

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

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

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

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

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4)

吴昌时，字来之，浙江嘉兴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吏部郎中。吴昌时与周延儒关系亲密，后周延儒受温体仁排斥罢相，吴昌时与复社张溥等人为周延儒复出积极活动。后在崇祯十四年（1641），经吴昌时等人的疏通，周延儒再相，吴昌时为文选郎中，权重一时。后御史蒋拱宸弹劾吴昌时赃私通内等罪，崇祯帝大怒，于崇祯十六年（1643）冬十二月被斩首示众，下场十分悲惨，正如吴伟业诗中所言“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其实，吴昌时被杀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他是否“赃私巨万”、是否“通内”，他只不过是明末党争的牺牲品而已。因为他所依附的首辅周延儒，崇祯十四年（1641）再度入相后，为报答复社人士的帮助，“悉反体仁辈弊政”，结果得罪了厂卫，被免职而归。但其政敌仍不放过他，杀吴昌时不过是借以杀周延儒，推翻其政治措施的一个手段，所以吴伟业在诗中感叹曰：“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以嵇康喻吴昌时，以荐举嵇康的山涛喻周延儒，吴昌时之被杀，正说明周延儒之失势。吴伟业此诗通过吴昌时的命运变化，反映了明末党争的残酷、政治的黑暗。

党争对于崇祯一朝内外交困、陷于危机的局面要负极大的责任。以边防为例，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几任有为的辽东边将，莫不因朝内党争而受牵连。如熊廷弼遭“阉党”诬陷，落得被杀后又传首九边的下场；孙承宗因受“阉党”爪牙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作用，但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恶果。崇祯帝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焕时，并没有把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可朝廷中有人硬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无视日益严峻的辽东战事，终于使其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导致悲剧发生。袁崇焕之狱的幕后主使就是温体仁与周延儒，两人欲借此陷害东林党人首辅钱龙锡。夏允彝《幸存录》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袁崇焕之狱起，攻东林之党欲陷钱龙锡以遍织时贤，周、温实主之。”(5)两人还勾结阉党余孽，颠倒是非，利用崇祯帝的猜忌心理，攻击东林内阁与边臣结党问题，令崇祯帝勃然大怒，温、周二人的目的达到。首辅钱龙锡被诬为袁崇焕一党而被逮下狱；大学士韩爌因“和谈误国”而遭到弹劾，被迫辞职还乡；首辅成基命也被波及，只能辞职，周延儒顺利升为内阁首辅，不久又因为温体仁的排挤而告罢归乡。而袁崇焕这位杰出的爱国将领，明朝抗清的擎天之柱蒙冤遭磔，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对崇祯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断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后，远在徐州的万寿祺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甲申》二首。诗中除悲叹崇祯以身殉国的大义，追仰其励精图治的抱负外，同时也指出明朝败亡原因：“臣工钩党争持禄，中外营私竞养奸。”(6)大臣的钩心斗角、党同伐异使时局更加混乱，致使内忧外患一并而起。清史专家孟森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7)明亡后，“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隐居家乡，对前朝旧事多有总结性回顾。他在《送练三贞吉》一诗中对于崇祯朝的政事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对朋党之争、宦官乱政、奸邪当道、清军入侵等大事均有反映：

忆昔周京地，恰逢汉党年。

书生蒙禁锢，皇路惜迍邅。(8)

……

黄门专国命，蓝面煽朝权。

座近乌程相，星应彗尾躔。

练贞吉是崇祯朝大吏练国事的第三子，与侯方域是好友。上面所录诗中后四句指出崇祯朝宦官专权，“乌程相”指的就是温体仁，温是湖州府乌程人。“彗尾”指彗星明亮尾部的延伸部分，诗中指温体仁的党羽。这两句是说温体仁为相期间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终于导致崇祯朝在内忧外患中崩溃，“迍邅”就是处境不利、困顿的意思。总之，崇祯一朝酷烈的党争不仅使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且直接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满洲贵族势如破竹的大规模入侵，最终使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