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与内在问题概说

学术史的回顾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学西传整体研究的回顾，二是对前述报刊相关研究的回顾。

（一）整体研究回顾

儒学西传的既有研究，可谓名家领起，群星璀璨，但从研究对象所属的时段和取材的载体来源看，已刊成果聚焦于16—18世纪间，正陆续推出的新成果聚焦于20世纪，处于中间阶段的19世纪则少人关注，资料来源重专著鲜见取材报刊，呈现出明显的“重两端轻中段”，“详书籍略报刊”的特征。

以执牛耳的张西平等的著述而言，他的专著《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 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19]以开拓儒学早期西传欧洲研究新领域为使命，在中学西传的奠基之作孟德卫（David E.Mungello）《神奇的土地：利玛窦的适应政策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一书启发之下而著，是书史料丰富，突破了孟氏及以往相关著述以利玛窦作为儒学西传之起点的局面，认为罗明坚才是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西传的第一位开拓者，在儒学西传中具有独特的贡献，并首次向学界梳理了罗氏的《四书》翻译。该书史料的突破还表现在对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成书、结构、翻译内容以及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挖掘，梳理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中国典籍翻译并整理成目录；方法上则以全球史的视角，以“世界之中国”的观念，克服中西对立、现代与传统二分模式的弊端，审视16—18世纪儒学西传的历史，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填补了多年来国内对古代经典在16—18世纪西传系统研究中的空白。同样在方法和史料上都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还有他的《交错的文化史——早期传教士汉学研究史稿》[20]，其中附录2：《17世纪中国对西方人文主义文化的儒家回应》，重在整理叙述17世纪耶稣会士与儒学及中国儒家的交往。专文如《儒家思想西传欧洲的奠基性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21]，均围绕18世纪以前儒学西传的实践或译著展开。张西平正陆续推出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研究丛书”，则集中于20世纪。刘耘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一书，探讨耶稣会士时期传教士以儒补耶的努力。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22]上篇以利玛窦为研究对象，研究他的附儒、补儒、超儒的理论与实践，下篇研究明末士大夫对“天学”的反应，都集中于16—18世纪的考察。稍有时限跨越的仅见张成权、詹向红的《1500—1840 儒学在欧洲》，该书认为“儒学在欧洲”是一个历史性兼具现代性的话题，它否定了“欧洲中心论”，也为儒学的现代价值和中西文化对话提供了鲜活的案例。研究对象时段归属于19世纪的，有龚道运《基督教和儒教在19世纪的接触》，该书是以19世纪来华传教的马礼逊等人物为线索的论文集；胡瑞琴《晚清传教士与儒家经典研究》[23]，该书集中于丁韪良《天道溯原》、花之安《经学不厌精》、安保罗《孔子基督为友论》三个主题的讨论，以传教士儒学观的考察为重点，参考文献中有提及《教务杂志》，但未见取材当时期刊。俞华祖、胡瑞琴《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24]，认为近代来华传教士对儒学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上帝观、自然观、人性论、伦理观四方面，他们从基儒比较、基督教神学背景入手，寻找两者的相似点为基督教传播服务，指出相异处并证明基高于儒。胡卫清《近代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25]对传教士儒学观经历了由“孔子或耶稣”到“孔子加耶稣”的战略转变说提出了质疑，并认为传教士无论是对儒家宗教思想还是伦理思想的研究，都是以基督教的“真理”为准则的。特别指出的是，关于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儒学之研究的既有成果较多集中于传教士儒学观的探讨，其中取材报刊内容的有，姚兴富《耶儒对话与融合》[26]，是书以传教士所办的《教会新报》（1868—1874）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考察，并重点发掘其中所蕴含的耶儒对话思想观念及相关资料，认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第一次耶儒对话中采取的是“容古儒、斥近儒”的文化适应政策，而《教会新报》中反映的对话则“不仅求助于古儒，而且也尝试与近儒调和”。新教传教士在承认并坚持其上帝崇拜与中国人祖先崇拜之间存有矛盾和对立的同时，进而利用宋儒的资源如周、朱的“太极说”去解释上帝的属性，用陆、王的心学来阐释基督的品性，并对沟通耶儒关系的“索隐法”和“考证法”展开系统的比较分析。《教会新报》是新教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和主编的中文周刊，虽然不在本书研究的英文期刊之列，但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既有研究成果中，没有标明以儒学西传为研究对象，但实际却对该主题有独到思考，能为儒学西传研究提供历史背景、话语体系、甚至译介传播主体、受众和环体研究之启发的著述中，也同样存在前述时限与载体来源特征，如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27]，以16—18世纪作为研究的时间段限，探求欧洲著名的汉学研究机构和学人的研究成果；他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28]涉及儒学西传与接受活动，但也限于19世纪之前；张国刚与吴莉苇合著《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 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29]，分析16—18世纪欧洲中国观的演变，涉及儒学诸多层面。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30]，张、吴二著较多谈到传教士解释儒家典籍与人物时采用的索隐法，旨在找寻中国上古史在欧洲思想史中扮演的角色与发生的影响。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31]一书，在叙述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的关系、18世纪中欧之文化接触相关问题的前提下，先阐明中国哲学对欧洲思想影响的关键问题，即1645年至1742年天主教徒争论之礼仪问题与耶稣会士对宋儒理学之反响，然后论述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德国革命的影响。安田朴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32]、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33]都包含了儒学西传重要人物、事件、史料来源方面丰富的信息，也都集中于对16—18世纪的考察，尚未涉及期刊。

关于国别汉学史研究的著述中，均有不同程度论及西方儒学研究，但大多也限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早期，且多为片段提及或阐述，代表性的如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34]，重点探讨早期中国哲学思想西传。熊文华《英国汉学史》[35]，以历史发展的线性脉络梳理出各阶段英国汉学代表人物，论及与本研究相关的艾约瑟、理雅阁等。关于西方中国形象和汉籍外译历史的著作中，也有章节或片段提及西方儒学研究，如周宁著《天朝遥远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36]，马祖毅著《汉籍外译史》[37]，楼宇烈、张西平合著《中外哲学交流史》[38]，然其时限均在19世纪之前。兼及19、20世纪的著述鲜见但并非缺失，如姜新艳主编《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哲学》[39]对当今英语世界中的各家各派之中国哲学研究给予了综合的介绍和引进，但全书主体是对于英语世界哲学研究文章的翻译，只有导论部分属于评述性反研究。汉学史方面的著作对期刊早有注意，如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一书中已经开始注重以《通报》（Toung Pao）为代表的汉学期刊研究，他的《东方研究史》也注意到期刊的价值。另外，关于英语文学世界里中国研究的著作中也有系统留意到英文期刊，代表性的如钱锺书《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书，即专设章节考察期刊。

关于西方对具体儒学典籍、儒家人物或学派观点方面的译介研究之反研究中，已出现超越19世纪的时段且突破以译介研究为中心的专著，如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1972年出版的《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该书即对儒经译本中将儒学西化的种种弊端进行了较深刻的批评。杨静《美国20世纪的儒学典籍英译史论》[40]研究发现，美国20世纪的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起步晚、发展快，到20世纪下半叶，分别在60年代和90年代迎来了两次高潮；翻译从部分到整体，从节译到全译、从个人兴趣到群体合作、从宗教到哲学；译本样态和译者的职业身份、翻译目的和方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旅美华人和美国汉学家是中坚力量；美国翻译和研究儒家典籍和儒家文化的内在动力是美国文化中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加上美利坚民族追求独立自由、叛逆和创新的文化精神，以及美国在发展中遭遇到的困难和危机，都需要借助中国文化来改造和发展自身文化，这些都是中国儒家典籍英译的客观需求。李伟荣《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41]，不仅强调《周易》译介问题，也强调其接受，梳理其在英文世界的接受史，以及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姜燕《理雅各〈诗经〉翻译与儒教阐释》附录以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来谈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都是基于翻译研究所作的拓展，限于篇幅不赘。针对儒学发展某个阶段或学派研究之反研究，虽为数不多，但也出现了一些力作。以目前英语世界范围内朱子学相关研究为例，陈荣捷的《欧美之朱子学》一篇，系统梳理了英语、法语、德语世界中有关朱子学研究的文献，于英语世界朱子学文献的收录尤为详细。台湾吴展良主编《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42]，收录了中国台湾、大陆、香港及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地102年间朱子研究的相关论述，包括尚未出版的硕博士论文。司马黛兰（Deborah Sommer）《近期西方的朱熹研究》（Recent Western Studies of Zhu Xi）介绍了北美和日本对朱熹包括宋代研究的大致情况，主要涵盖陈荣捷以来美国的朱子学研究，如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包弼德（Peter Kees Bol，1948—）、加德纳（Daniel K.Gardner，1950—）、潘德荣、彭启福、蔡涵墨、李焯然、余英时等。卢睿蓉《美国朱子学研究发展之管窥》评述自1849年以来朱子学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及各个阶段的特点。彭国翔《近三十年（1980—2010）英语世界的朱子研究——概况、趋势及意义》（2012），田浩《朱熹研究在美国：以陈荣捷、余英时与田浩的研究为中心》[43]，黎昕、赵妍妍《当代海外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2012），将20世纪以来海外朱子学研究归纳为考证性的、史学的、义理分析的、文化思想比较的和体认式的5种类型。蔡慧清《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译介与传播》（上、下，2012、2014），认为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研究始于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印中搜闻》，刊中朱子学译介研究超越了此前欧洲汉学独尊上古儒学、排斥理学的局面，且呈现大众性传播的面向特征；《二十世纪理概念英译的实践与争论》（2015）和《十九世纪理概念英译的实践与演进》（2016）两篇认为：纵观《印中搜闻》《中国丛报》《中国评论》三种报刊及理雅各等人的汉学著述中关于“理”的译释，可见理学的西传得益于“理”概念的译介。20世纪英语世界对中国哲学术语的译释日益重视，学者们的互动中可见西方理解与接受中国哲学核心概念不断接近原生义的进路。以上研究成果对英语世界朱子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方式方法以及特点做了相当详细的绍述，也为国内开展海外朱子学研究提供了较详实的文献索引基础。

以上成果为本书开展19世纪以后的儒学西传之反研究奠定了史料、方法、视野诸多方面的学术基础，也留出了空白。

（二）报刊研究回顾

这一部分将对已见关于《印中搜闻》《中国丛报》《中国评论》《教务杂志》和《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的整体研究，尤其近年来出现相关期刊儒学议题的零星成果作一梳理和评述。

对《印中搜闻》的研究，较早的有谭树林《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之影响——以“印支搜闻”为中心》[44]一文。该文认为《印支搜闻》是新教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的最早的外文期刊，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创办、出版机构的建立以及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吴义雄《〈印中搜闻〉与19世纪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45]一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国际汉学发展的视野下，系统考察了《印中搜闻》的创办过程、编辑发行情况及其内容设置，特别点出该刊所翻译的各类中文文献、对中国典籍所做的较为详细的介绍、所发表的研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并分析“这些努力，与当时欧洲兴起的汉学学术和中国研究密切相关”。吴义雄的考察论述，对于引导学界全面系统了解该报，以之切入海外汉学研究之反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

后学从汉学发展视野论述的，有卞浩宇《〈印中搜闻〉对近代西方汉学发展的影响》[46]。是文论述了该刊为西方海外传教士互相沟通的媒介与平台，为近代西方了解、认识中国提供了大量资料。从传教士活动展开研究的，有周彦、张建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的汉学研究》[47]。该文聚焦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和《印中搜闻》，介绍《印中搜闻》汉学研究的内容、特点，并论述其研究的地位与价值，认为从刊文篇目数量和栏目调整情况来看，马礼逊和米怜事实上把《印中搜闻》“看成一个有关汉学的重要刊物”。学位论文方面，刘静《新教华文教会学校的编译活动研究——以洋务运动前的教会学校为中心》[48]，涉及《印中搜闻》。

国外人物传记方面，英国汤森著《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49]，马礼逊夫人著《马礼逊回忆录》[50]，两书都谈及创办与主编《印中搜闻》的工作，书中关于马礼逊在华活动的很多记录在该刊中都有体现，传记的内容有助于理解《印中搜闻》的创办发行活动和刊物内容。

儒学相关主题研究，有笔者拙文《论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传播与研究》（上、下）[51]两篇。张涛《〈印支搜闻〉孔子思想传入美国的重要原始渠道》[52]一文，主旨如标题。刘美华《〈印中搜闻〉视域中的中国社会信仰与习俗》[53]一文论及儒学较多，其以《印中搜闻》中所刊关于中国的作品为对象，勾勒该刊视域中的中国信仰和习俗。她认为马礼逊和米怜的《印中搜闻》在重新构建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与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原因在于当时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与形象正遭到冲击、质疑甚至否定。根据刘美华的考察，马礼逊和米怜二人对儒学的兴趣都颇高，但马礼逊否定儒学的宗教性，米怜则对于儒学有更复杂的功利态度，一方面视为迎合中国学者的工具加以附会，一方面又认为儒学更倾向于偶像崇拜和迷信。米怜常常以儒学的意识形态代表儒学思想，从而贬低儒学思想的价值。其在介绍“四书”和《圣谕广训》中多处对儒学进行肆无忌惮的抨击、扭曲和讽刺。比如，有谈及孔子对于上帝本质与来世的无知，将曾子的哲学视为异端等等。

对《中国丛报》的整理、研究情况约略如下。

刊文的索引与分类整理方面，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的《〈中国丛报〉篇名目录及分类索引》[54]，在篇目、内容、分类等方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平保兴《西方传教士在华编撰第一部英文期刊索引之特点与价值》[55]一文，谈该刊所附的《二十卷中国丛报主题总索引》的学术价值与史学意义，客观上提请研究者关注该刊所附总索引。

研究综述方面，侯建峰《〈中国丛报〉近五年研究综述》[56]一文，从中西文化交流的互动、报人研究、考释与业务三个方面对《中国丛报》研究作了简单综述，提到期间吴义雄、戴丽华、叶农、李秀清、艾萍、张施娟、仇华飞、陆亨、谭树林等人的研究文章。侯文基本上对相关文献都进行了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上，笔者检索发现该时期还有王化文、商颖、张振明、王燕、顾钧、陈浩、周密、陈君静等人发表过有关《中国丛报》的研究成果。研究综述方面，曹飞霞《鸦片战争前后美国对华认识——以1832—1851的〈中国丛报〉为研究中心》[57]一文，也展开了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还有杨玉秋《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鸦片战争——以Chinese Repository 资料为中心》[58]一篇，其文献综述与前两篇相比，增收了台湾学者王树槐的《卫三畏与〈中华丛刊〉》[59]和孙若怡的《卫三畏与〈中国丛报〉》[60]两篇。谭静《国内〈中国丛报〉研究综述2000—2015》[61]基本上也是按照报人、考释与业务的分类，简单介绍题中时间段限期间的研究文章。

从中外文化交流角度展开的研究成果，较早的有梁碧莹《美国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62]。从报刊创办与内容考察角度展开研究的，除了谭树林《中国丛报考释》一文，还有沈毅《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在华的经济新闻传播活动》[63]及《晚清传教士报刊的经济报道》[64]，两篇都论及《中国丛报》。国内专著中邓绍根《美国早期在华新闻史》分别从中西关系和新闻史的角度介绍《中国丛报》。专著中提及的有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81），《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1985）。国外的研究成果中，美国学者雷孜智（Machael.C.Lazich）著《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传》[65]，该书涵盖《中国丛报》的创办过程、目的、文章、经费来源、遭遇等问题；澳大利亚学者伊丽莎白·马尔科姆（Elizabeth L.Malcolm）论文《〈中国丛报〉与中国文学1800—1850》[66]，美国学者白瑞华（Roswell Sessoms Britton，1897—1951）专著《中国报刊：1800—1912》[67]论及《中国丛报》与《印中搜闻》；美国史学家赖德烈专著《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68]论及《中国丛报》；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69]则将该刊作为传教活动的一部分；更早作为基督教传教活动论及该刊的还有美国学者苏珊娜·巴尼特（Suzanne Barnett）与弗兰克·金 （Fairbank John King） 合著的《基督教在中国》[70]，裨治文夫人伊莉莎·J·裨治文（Eliza.J.Gillete Bridgeman）的《裨治文的生平与事业》[71]；美国卫斐列（Williams，Frederick Wells，1857—1928）著《卫三畏生平与书信》[72]，谈到卫三畏与该刊的很多活动信息。

对于《中国丛报》研究最系统、全面又主题突出的当推吴义雄，吴撰《〈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73]、《〈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4]、《〈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75]、《十九世纪前期西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研讨与认识》[76]标题即显示出鲜明的主题，他的《“福摩萨情节”与台湾形象建构——〈中国丛报〉台湾论述解析》一篇，根据刊中关于台湾的系列文章和报道，论证西方在荷兰失去台岛后依然存在的“福摩萨情节”[77]。这一系列论文从《中国丛报》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选取刊中关于中国的具体文化部门或地域为研究对象，形成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吴著《传教士视野下的清朝政治——〈中国丛报〉与中国政治研究》[78]，则是从传教士活动的视野下展开，聚焦于鸦片战争前后在华西士刊于《中国丛报》上的关于中国政治的系列评述，从四个主题入手梳理，解构和分析西士群体对于晚清中国政治现状的认识取向，从传播视角勾勒出晚清政治社会的粗线条。吴著提示西方视野下的新闻传播对中西交互和文化交流也有重要的价值参考。《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79]着重探讨这些报刊及其所塑造的舆论在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西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试图通过这些报刊来考察19世纪前期的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并以此为基础，观察政治性的舆论与学术性的文化著述之间的关联。

关于丛报儒学主题方面的研究，有从典籍和儒家形象角度展开的，如赖文斌《从〈中国丛报〉看晚清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译介》（2015），提及《中国丛报》从1836年开始，之后分4次刊载了对于朱熹编撰的《小学》相关内容的翻译；刊物还登载了《三字经》的翻译；对孔子、朱熹等儒家人物与相关作品的介绍。张涛《〈中国丛报〉的孔子观及其向美国的传播》[80]分析了该报传达的孔子观及该报不待见孔子的原因。相对于《中国丛报》儒学主题200多篇刊文而言，现有研究显然还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空间。

关于《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已见学术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三项：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研究》[81]，是最早对会刊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该书从西方汉学组织机构的角度，介绍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与西方汉学的关系，也涉及对刊物具体内容的研究，全书涵括会刊产生背景、发行情况、发展变化、研究内容和影响等方方面面，对会刊内容进行了以时间、议题为根据的分类统计，认为会刊内容的变迁和扩展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逐渐深入的进程。刘绵绵《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音乐活动研究》[82]，从中国音乐理论切入，对会刊上音乐主题相关文章、讲话及所介绍的研究著作进行了评析，论述了近代中西对话中外国人对中国音乐的认识。王蓝《英国在近代华西考察初探——以〈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中的四川研究为例》[83]，着眼于会刊的四川研究，以具体的历史个案为线索，尝试构建呈现了来华传教士在川考察的研究网络，挖掘出这类刊文的作者群体中传教士之外的商人、外交官、博物学家所体现出的超脱自身目的身份的文化叙述。同时，也初步勾勒出了《会刊》从民族、民俗、考古、动植物等多元的区域观察角度考察、传播四川的历史情形。

另外，西人创设于中国内外的刊物都有不少关于《会刊》所登具体文章的评价，比如《教务杂志》和《北华捷报》均设专栏评价《会刊》刊出的一些具体文章。

关于《中国评论》的既有研究，最全面系统的专著当属王国强《〈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84]，王著对该刊创立时代背景、创办地、刊物内容、主要作者信息等基本情况做了专门的介绍、研究与考证，也论证了该刊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该书学术史的回顾部分，作者详细梳理呈现了从1878年到2006年关注和研究《中国评论》的相关文献，具体介绍并评述了号称“文献通”的法国汉学家亨利·高第（Henri Cordier）在其《西人论中国书目》中大量收入《中国评论》所刊相关中国的研究成果，而在1904—1908年该书的第二版中则可以说是详尽地收录了评论所载相关中国的研究成果，连几十个单词篇幅的“释疑”条目都尽量收入。1918年，别发洋行出版发行了福开森（John C.Ferguson）编撰的《中国评论》主题索引，评价其非常有用但是没有编制作者索引，所以还远不够完备。1934年美国人贝德士在其《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中有对之的介绍，评价为“资格虽老，性质普通，其中亦有为西方学者赞许之论著”。1939年美国汉学家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评价其文献信息非常有用，很有文采。使人想到“英国人对中国文化正在做严肃而苛刻的研究，他们的兴趣不再停留在中国社会的外在问题上，而是集中到了中国人的思想领域”。30年代，日本汉学者石田幹之助在其《欧人之汉学研究》中提及该刊的创刊、发行等信息。学位论文方面有采用《中国评论》材料的，如，2002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Kathryn Rose Lynass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东亚的重要英国期刊》（Leading British Periodicals on East Asia：1870—1911）。国内有王绍祥博士学位论文《西方汉学家的“公敌”翟理思（1845—1935）》[85]等。

第一篇专论《中国评论》相关问题的论文是《论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欧德理与“中国评论”》[86]。该文介绍了欧德理围绕该刊的活动，也是所见论欧德理的唯一刊出成果。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87]，段怀清、周俐玲编著《“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88]两书采用该刊材料较多，但重在围绕其中的文学主题刊文展开。

在王国强《〈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一书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笔者略补充有代表性的新作。江莉著《十九世纪来华西方人的汉语研究——以〈中国评论〉为中心》[89]聚焦全部25卷《中国评论》汉语语言研究类刊文，同时结合《中国丛报》和《教务杂志》的相关内容，对19世纪下半叶西方人汉语研究进行考察，认为其呈现两方面的特色：一是在欧洲语言学影响下注重历时性研究的思路。二是在实用性需求的推动下重视口语研究、重视语言教学研究。

目前尚未见围绕《中国评论》儒学议题展开专门研究的成果。而该刊本身在中国相关英文刊物中的地位以及刊中200多篇儒学主题刊文，都已揭明以其中儒学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还存在很大空间。

整体来看，对于前述四种英文期刊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国际汉学发展史的视野中展开，此种角度大多集中于论述各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少量在此视野下对刊物所载中国语言、历史、民俗等主题展开专门研究。二，援据前述期刊中的相关材料，围绕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展开专门研究，包括办报、翻译儒家经典、编写汉语学习教材、评价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言论。三，纯粹从报业史、新闻史的角度展开的介绍、评述与研究。第三类成果数量较多但多数只是简单介绍或评述，基本是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引线。著作方面，如戈公振《中国报刊史》，该书第3章“外报创刊时期”扼要介绍了早期西人在华办报的基本情况及其影响。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第1章第2节介绍马礼逊和他的传教伙伴所办《印中搜闻》和《中国丛报》，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报史与报人》等著述，对在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出版发行的报刊介绍收集较多，但只对《字林西报》与《北华捷报》的介绍比较详细，没有提及发行于境外而与中国相关的英文报纸。其他如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一）》，黄珊《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卓南生《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1815—187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钟紫《香港报业春秋》等，对上述报刊也都有介绍和评述，至少是提及，但也都谈不上深入研究。论文方面，乐正的《近代广州报刊业的发展（1827—1911年）》（1995）、刘蜀永《19世纪香港主要英文报刊》（1989）两篇，对《香港公报》《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香港纪录报》《德臣西报》《孖剌报》《士蔑新闻》《香港政府公报》以及各种广告报作了简要介绍。宁树藩《19世纪香港报业概述》（1997）对19世纪香港地区发行的英文、葡文以及中文报纸做了概括性的介绍评述。田雷《19世纪外报来华现象评析》（2008）等，主要谈外报对中国的影响，没有涉及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儒学主题。报刊史研究的主要著作除了前面提及的白瑞华（Britton Roswell）《中国期刊出版》（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还有金·弗兰克（King Frank）《中国口岸报刊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spaper，1822—1911）。它们都提供了大量关于期刊研究的资料。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赵晓兰《传教士中文报刊史》虽偏重传教士在华中文刊物研究，但也不乏对本书英文期刊的背景介绍。

另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近年来根据西人创办的英文报刊探讨传教士对儒学的译介与儒耶融合的研究，或传教士汉学知识传播网络的研究时常令人耳目一新。兹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硕博士论文为例，如，许俊琳《十字架下的中国圣人：新教传教士眼中的儒道学说——以〈教务杂志〉为中心》（1867—1911）[90]，尝试采用过往研究中较少利用的《教务杂志》中的材料，突破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多侧重传教士给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带来了什么影响，而忽略了中国社会赋予传教士的“反作用”的局面，具体论述了传教士对孔子、老子和《道德经》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文化的不足，希望用基督教弥补或取代之，以实现变儒学为基督教的“侍女”，最后达到传教的目的。李晶《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学的译介——基于〈教务杂志〉（1867—1941）的阐释与研究》[91]，对全刊儒学主题文章进行了统计和分时段分析，统计出全刊共95篇儒学主题刊文，并以伽达默尔阐释学中的“前见”“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原则，重点对新教传教士对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天”和“性善论”这两个被讨论得最多的概念体系展开研究，认为受基督教前见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他们译介的立场和结果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变化：由儒耶对立到儒耶汇通，再到摆脱基督教前见的较为客观的研究。薛维华《边缘风景：〈教务杂志〉与传教士汉学知识传播》[92]，从该刊的汉学知识传播背景、办刊出版网络分析其传播网络，从栏目设置与汉学知识，目录索引与汉学主题考察传播主题，从刊物创办与作者群体分析传播主体，从关于“风水”的文案分析、话语谱系变迁中引出传教士汉学的游历话语、启蒙话语和宗教话语传统。从而认为该刊的汉学内容是在大众传播、宗教传播和学术传播中杂糅、生长。可见《教务杂志》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些研究成果基本都谈及和利用到罗恺玲（Kathleen L.Lodwick）于1986年完成的《〈教务杂志〉索引》（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A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1867—1941），以及陶飞亚有关《教务杂志》的系列研究。

同样值得提出的是，关于西人在华创办中文报刊中儒学主题的研究，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助益。以学界取材于传教士在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和《教会新报》上所刊大量论述儒家学说与基督教的区别、联系等问题撰文展开的研究为例。如，姚兴富《耶儒对话与融合》[93]，该书将传教士所办的《教会新报》（1868—1874）（即《万国公报》的前身）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考察，并重点发掘其中所蕴含的耶儒对话思想观念及相关资料，认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第一次耶儒对话中采取的是“容古儒、斥近儒”的文化适应政策，而在《教会新报》中反映的耶儒对话则“不仅求助于古儒，而且也尝试与近儒调和”，新教传教士在承认并坚持其上帝崇拜与中国人祖先崇拜之间存有矛盾和对立的同时，又利用宋儒的资源如周、朱的“太极说”去解释上帝的属性，用陆、王的心学来阐释基督的品性。书中还对沟通耶儒关系的“索隐法”和“考证法”展开了系统的比较与分析。如，杨代春《〈万国公报〉对儒学的评析》[94]，该文通过考察《万国公报》的相关栏目设置与刊文情况分析传教士儒学观的整体变化，认为传教士对儒学的态度在1883年前多为耶儒相通言论，1889复刊后变成“救世教成全儒学”，甲午战争尤其义和团运动后更提出耶取代儒。再如，孙邦华《晚清寓华传教士的儒学观——以林乐知在上海所办〈万国公报〉为中心》[95]，是文将传教士的儒学概括为“合儒、补儒、批儒、代儒”，认为“合儒”是文化策略，“代儒”是最终目的，“补儒、批儒”则是必要手段和桥梁。《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都是新教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和主编的中文周刊，上述以之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对于本书的写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言之，对于儒学西传的整体情况和相关报刊的研究，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基础。笔者十分感念学术前辈和新星们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史料、方法、视野等诸多学术帮助和启发的同时，也十分抱憾，限于篇幅，本章未能一一尽举各项专著、系列或单篇论文和书评。正是因为既有研究的指引，本书的展开才有学术轨迹可循，有空白可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