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运动”不断

从1956年9月入学到1961年8月毕业，其间“运动”不断。

1956年肃反运动；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即除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这“四害”为中心的运动），“放卫星”运动，“拔白旗”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1960年反瞒产私分运动，新三反运动；1961年整风整社运动等。年年有运动，其中不少运动，大学也不同程度地被卷入。

我们在分部住校的时候，大寝室住十几个学生，我睡在靠门的双层床上铺，靠窗的双层床下铺睡的是比我们大两三岁的孙姓同学，他占用了公用的写字桌的一大块面积，放了好几本厚厚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人的著作。他很瞧不上我们，说我们是不懂政治的“芸芸众生”，还给我们几个年龄较小的同学取了绰号。第二年搬到总部，我们住在第二宿舍二楼。一天，楼下厕所发现板壁上有“反标”（反动标语），有关方面命大家都去看，然后写出自己的怀疑对象。没几天，孙同学就不见了，以后谁也未再提起他。我们毕业50年校庆时，在学校聚会，我问起孙同学的下落，大家居然都记不起有此人。问班长，和他谈了些细节，他才想起来。

“拔白旗”、提倡又红又专时，记得有位留苏回来的老师被批走“白专道路”。学校里还搞过学习和考试成绩“政治评分”，成绩好的同学不一定能评高分，学习差的只要努力有时可以加分。其实成绩好的同学得分不高，嘴上不说，心里也不会高兴；功课跟不上的同学，得分较高，也不是滋味。幸而此法行之未久，便无疾而终了。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夏收夏种季节学校组织我们去劳动。我们清早集合，列队徒步去南汇颛桥乡劳动，一路上唱着歌急行军，情绪不错。特别是经过江南造船厂大门时，大家更来劲了，高唱改了词的民间小调：“小小颛桥乡，前途了不起，自从那毛主席的指示到农村呀，家家末，都把那公社来办啊，掀起那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在公社劳动的几天中，我还当过炊事员，起早做粥和煮茄子。那时候粮油已经很紧张，茄子煮熟后，用盛放了食油的细长嘴扁机油壶沿着大锅边浇上一圈，兜底铲几下，油就散布开了。给大家分菜时，能看到油花花不少。已凉下来的稀饭也显得比较稠了。

回忆起除“四害”，也好有意思。我们不上课，想着开发各种手段打麻雀，可怜麻雀这种飞不高、飞不远、飞不久的小鸟，在大家的哄赶下只有摔下来的结果。除苍蝇则要从蛹抓起，那时交大不远处就是农村，积肥的粪坑也不少，周边就是蝇蛹较多的地方，我们像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似的弄个火柴盒，挖出蛹后放在盒子里，回来集中报送成绩。

那时正值困难时期。我们在上海，又是大学生，虽然吃不饱也还过得去。有天我们挖苍蝇蛹回来，天色已晚，食堂停电，好在有炊事人员，有饭有菜，我买了两个馒头和一大碗卷心菜汤，狼吞虎咽中觉得菜里有肉丝，但又不像，走到门口，一看碗里是飞机菜（那年头奇怪，卷心菜不大卷心，周边是老叶，人们叫作飞机菜），拨一下，竟发现还有几条寸许长的青虫，刚才吃的多数是这种虫……

其实在交大使我们受害最深的是“四害”之外的臭虫。我们的床是木质双层床，我们铺的床垫大都是六角钱买来的草垫，房间里8个人，拥挤得很，极易滋生臭虫，很难消灭。白天大家上课、活动很辛苦，晚上刚熄灯，大批臭虫就列队出来进食，吸血倒是其次，被臭虫咬后引起的奇痒，让人难受。我们几次三番把床卸开，用开水烫，把六六粉调成糊，粘在缝隙处，或把六六粉点燃了熏，效果平平。至今想起那大小成群的臭虫，真是心有余悸。后来不知怎的，臭虫之患戛然止住了。有人开玩笑说，可能是用毒药量太大，人吸收入体内，血液中含量大，臭虫吮吸了人血，中毒乃至灭绝了。

说到反右派运动，那时少数表达了想法的同学受到了伤害，多数谨慎或胆小的同学也变得更加担心了。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当时似是正确，但后来也并不开心。有一位同学年纪大我们不少，有社会经验，吓唬我们这些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社会经验的年少胆小同学，他后来虽然得利，但心思太重，英年早逝了。当年我们的班长作为学生代表在一次大会上“鸣放”，说功课太难太多了，“希望上帝给我们两个脑袋”，这句话问题似乎不大，但在当时的紧张环境下，还是差点被列为“右派”。他是一个孤儿，是当地政府把他抚养成人保送上大学的，怎么会是“右派”呢？幸得一位正直的党员干部、我很敬佩的一位同学力保才免难。一位上海籍功课很好的同学，我们常在一起，他爱说话，批评苏联老大哥一两句话被划为“右派”。后被送到新疆，历经千难万苦，三十来年后辗转回到上海，虽获改正，但错过了人生的大好时光。

我们毕业50年时，曾有一次聚会。几位当年的“右派”同学来参加了，其中一位特意来到我这一桌找我碰杯，他说：“天柱，要不是我一直记着你对我说的别时赠言，我几次三番想自我了断了。”我一时呆住了，实在记不得当时对他说了话，他见我发愣，说：“你当时跟我说了‘裂缝的碗’的寓言……”我听了也几欲落泪。

我中学时期要好的同学李明高，大学也在交大，读船舶动力系。他一直是班干部和党团干部，不幸也被划为“右派”了，毕业时一度待分配。他来我家告诉说，他家里已给他做好了厚棉衣，准备去最艰苦的地方。后来万幸，交通部所属的上海一家船厂接受了他，后来他成了这个厂的领导。

快离校时，我到系办公室，见一位曾是学生会主席的同学蹲在门槛边流眼泪。我们才一搭话，他就告诉我，他和全家人都是共产党员，现在他成了“右派”，不知会发配到哪里去——我也为他悲伤，他和李明高一样，都是优秀人才。

在一次共青团组织会上，我被说过同情“右派”，印象中还在什么材料上签过名、盖过章。那时人人有章，许多事都用得着盖章，我的最廉价的木制名章至今还保留着。

其实，我这个上海学生，有一句上海人常说的话早已深入心灵深处：“靠本事吃饭”。这句话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作为“正能量”说出来。上海是个开放城市，也是较早有契约意识的地方。绝大多数上海人认为自己应有一技之长，兢兢业业，以做好本职工作贡献社会、贡献国家，而不屑投机取巧，更不用说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了。同时，那时上海人都比较平实，有“鸿鹄之志”的更少。上海是个出各种“师”“家”“匠”及所谓生意人的地方。

我当年在交大读书时给自己定的理想是将来当个有创造性的船舶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