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读者可能诧异，已经有《战争论》的两个英文译本存在，为何还需要又一个。第一个于1874年出自J.J.格雷厄姆上校，1909年在伦敦重新出版。第二个出自O.J.马蒂伊·乔勒斯教授，1943年在纽约面世。然而，格雷厄姆的译本除了风格陈旧过时，还包含大量差错和含糊不明之处，而乔勒斯的译本虽然较为准确，但他和格雷厄姆的译本都依据含有对1832年首版《战争论》作的种种重要改动的德文本。

对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政治和历史撰著的兴趣近年里愈益增长，这表明出一个全新的译本的时候已经到来。我们的译作依据1832年首版《战争论》，由1952年韦尔纳·哈尔韦格教授发表的带评注的德文本补充，除非首版——克劳塞维茨本人从未予以审视——内的含糊不明之处使得接受后来的修改看似明智。

在所有方面，我们都遵循了文本的原始编排，唯有一个例外。首版刊印了克劳塞维茨关于他的理论的四则笔记，撰写时间在1816至1830年的各不同时期，作为《战争论》本身的导言。这一做法被此后的绝大多数德文和外文版本采用。我们抛弃了这些笔记总是现于其中的这种杂乱的安排，改而按照我们相信它们被写出来的顺序刊印。按照时间顺序来读，它们有助于表明《战争论》如何在克劳塞维茨脑海中成形，提示假如他活着完成它的话，它可能怎样进一步展开。我们还纳入了玛丽·冯·克劳塞维茨为克劳塞维茨在死后面世的遗著的首版写的前言，它增添了关于《战争论》如何起源的信息，连同其手稿如何撰写以备发表的信息。她在克劳塞维茨《文集》第三卷开头插入的、《战争论》第七篇最前面的一则简短的按语被删去了，因为它主要关系到的不是《战争论》，而是其他历史和理论著述。

我们已力图尽可能准确展现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同时像现代英语惯例会允许的那样保持靠近他的风格和词汇。然而，如果语境看来有所要求，我们就无所犹豫地以不同的方式翻译同一个措辞。例如，我们将Moral 和moralische Kraft各有不同地译成“士气”（morale）、“精神的”（moral）和“心理的”（psychological）。克劳塞维茨本人在用语方面远非首尾一贯，有如就这么一位著者可以预期的：更多地关心达到理解和清晰表述，甚于关心建立一套形式上的体系或信条。他不时写下Geisteskräfte，Seelenkräfte，甚至Psychologie，而非moralische Kraft或moralische Grössen，而且类似的灵活性构成他使用诸如“手段”“目的”“交战”“战斗”等术语的特征。正如他在第五篇第七章里写的：“墨守术语显然会导致不逾迂腐。”

翻译任务起初由先前任职于英国外交部的安格斯·马尔科姆承担，他在仍从事着这个项目的时候去世，令他的许多朋友深为哀惜。然而，他已经做了许多可贵的预备工作，就此我们大受恩惠。我们要感谢《世界政治》季刊的编辑埃尔贝丝·卢因夫人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伯纳德·布罗迪教授审核译稿，并且帮助我们解决许多模棱两可之处，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小赫伯特·S.贝利先生和刘易斯·贝特曼先生，他们在准备译稿出版方面费心多多。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供的资助便利了我们工作的早期阶段。最后，我们欣然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克劳斯·诺尔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戈登·克雷格教授，假如没有他们的关注和鼓励，这项任务决不会被承担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