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经学与史学

一、经学

（一）

经学向认为是中国学术中最先起而又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但经学只指对于中国古代相传几部经书之特有研究而言。

中国古代经籍，最先分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种，谓之“五经”。其实此五经之结集时代并不早，或当在秦末汉初之际。

汉人又称“六经”为“六艺”，而汉代并不曾有《乐》之一经，则六经、六艺之名只是虚设。

五经之后，又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之汇集。此下中国经书则只限此十三种，并无再有增添。但所谓“经学”，则确然成为中国各项学问中之最重要者，并可称为是中国学问之主要中心。

近代中国人开始和西方学术相接触，遂对中国传统中经学一部门发生了怀疑。或认为经学只是几部经书之结集，若把近代西方学术分类眼光加以分析，《诗经》应属文学，《尚书》《春秋》应属史学，《易经》应属哲学，《仪礼》是一部记载有关古代社会风俗的书，应属史学与社会学范围。把中国古代五经如是分析了，便不该再有所谓经学之独立存在。

惟就中国已往学术传统言，我们仍不能否认在中国已往学术史上确有一种经学之存在。我们应本中国已往学术传统来说明中国经学之实际内容，及发挥其何以在中国学术传统上有其重要地位之意义所在。至于此后中国学术界是否仍可有此一项经学之存在，此属另一问题，我们应先能解答了上一问题，乃可继续讨论下一问题。

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有几项特殊的侧重点，此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特殊精神所在，有甚深密之关系，应先指出。

一、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为中心。远在殷商时代，中国人对天或上帝的信仰，本极重要。此乃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与其他民族实无大异。但到周初开国，周公把以前的宗教信仰移转重心，落实到人生实务上来，主要是在政治运用上。周公认为“天心”只随“人心”而转移。而文学最是焕发人心、沟通人心的一个主要工具，因此《诗经》遂成为周公治国平天下的一部大经典。周公“制礼作乐”的一切大纲目，都表现在《诗经》里。其次乃是《尚书·西周书》中的大部分，都是有关当时实际政治的，尤其在诰令方面，都是有关政治思想与理论方面的。因此经学中《诗》和《书》两种，都保留着周公当时许多在政治和教育上的主张和措施。

孔子最崇拜周公，把周公当时的种种思想和实际措施，加以一番极深密的探讨和发挥，而完成了一种纯学术性的组织圆密的思想体系，此下才有所谓中国的儒家。

我们也可以说，周公开始把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转移运用到政治场合中来，而周公之政治运用又是极富教育意味的。孔子则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颠倒过来，想根据“理想的教育”来建立“理想的政治”。但在最后，周公与孔子两人，大体上仍保留着古代相传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层，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

中国后代人认为六经始于周公而成于孔子，群奉六经为一种主要典籍，认为六经乃政（政治）教（教育）之本，而六经实应以《诗》《书》为本，此一源流是如此。故经学精神亦是偏重在人文实务，而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则愈后愈薄了。

二、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历史精神”的。既是看重了一切人文社会的实际措施，自然必会看重历史经验。因社会人文是在历史演变中完成，又须历史经验来作指导。

周公是一个有实际成效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成功的历史人物。孔子作《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最有系统而又寓有甚深哲理的历史书，此是孔子生平的唯一著作。即此可见中国经学里历史一项所占分量之重大。所以中国此下经史之学是密切相通的。

《尚书》固然保留了当时许多历史文件，但《诗经》中所包有的当时许多的历史情实，更较《书经》为丰富。《诗经》可谓是中国古代一部史诗。因其诗中大部分内容，实即是历史。至于《春秋》，则显然是有意于一种正式的历史编纂了。《仪礼》所载，是当时社会一切礼俗，亦得目为是一部历史书。惟其成书时代则尚在孔子之后。如此说来，五经中四经全可说其是历史。只有《易经》，最早本不为儒家所传习，尤其是经中之“十传”部分，都完成在孔子之后，更应在战国晚年，其中融会入许多道家、阴阳家思想，显然与上四种不同。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既不反宗教，也不反自然，中国人总想把自然律则和人文措施相融会合，这是中国传统理想中所谓的“天人合一”。《易经》一书，尤其是“十翼”便是古人用来探讨自然与人文之相通律则的。因此《易经》也为后人重视而被列为经书之一了。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融和合一精神”的。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总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求。在中国学者看来，上述诸经书，常不认其是应该各自独立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教育精神”的。中国古人看重由学来造成人，更看重过由人来造成学。因此，在中国学术传统下，看重每一个学者，更甚于其看重每一项学问。中国古语有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若我们仅把经学当做一种学问来看，此一学者易近于一经师，即为某一项学问之师。若我们把经学当做一种育人的学问来看，此一学者易近为人师，即是可以为人人之师了。

因此，中国人研究经学，其最高向往，实在周公与孔子其人。周公成为一大政治家，孔子成为一大教育家。中国人认为只有会通综合以上诸经而加以研究，才能了解周公、孔子之为人及其在历史上之贡献与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人文社会与历史演进之实际贡献。中国人爱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中国人看重经学，认为经学的伟大，其理想即在此。即由学问来完成一个人，再由此人来贡献社会。所贡献的主要事业对象则为“政治”与“教育”。此等理想人格之最高境界，便是中国自古相传所谓的“圣人”。

因此，经学在中国，一向看为是一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

要做一理想人，要做一圣人，便该在实际人生社会中去做，此便是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人文精神。要接受此种人文精神，必该通历史，又该兼有一种近似宗教的精神，即所谓“天人合一”的信仰，必该博闻多识，对一切自然界、人生界的知识能贯通合一，而从此寻求出一套当前可以活用的学问来真实贡献于社会。此是中国经学所理想追求之大目标。

（二）

中国经学应自儒家兴起后才开始。直到西汉初年，经学传统始正式成立。

西汉的经学家，最先本多兼通五经。到汉宣帝以后，渐渐走上专治一经之路，当时所谓“今文博士”是如此的。东汉古文经学兴起，又再回到兼通诸经的路上去。

两汉经学，主要在求政治上应用。

一、当时的政治理论，不依托在神权或君权上，而别有一套合于人文社会历史演进的大理论。此套理论，皆从古代经书中推衍出来，即是从周公、孔子的教训中推衍出来。

二、政治措施不倚重在当朝之法律，或帝王宰相大臣等之私人意见，而必根据在古经书中推衍出来的理论上作决夺。

此在汉代历史中皆有实例可举，此乃经学在两汉时代之大贡献。中国历史上文治政府的传统，即在两汉时代奠其基。

学经学的当时称“儒”，《史记》、两《汉书·儒林传》中人物，显然与《货殖》《游侠》乃至《文苑》《独行》等传中人物不同。儒林人物亦可谓是此下中国学人之标准模范。因此以下中国历史人物乃及学者，必以儒为正统，亦以从政为主要目标。

但两汉经学主要精神，比较偏重在政治。

当时称孔子为“素王”，又称其“为汉制法”。此因大一统局面初成立，王权骤张，一辈儒生乃高抬孔子与经学把来压在新王权之上，渐渐形成此下历史上一个能接受学术指导的政权，这是汉儒的功绩。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分类，以六艺与诸子分列，而儒家则列在诸子之首，但孔子不列为儒家。孔子的《论语》，则附在《六艺略》，小学阶段则读《孝经》《论语》，大学阶段则治五经。此乃由政府规定之学制。可见孔子在当时，乃亦有两重地位，一则下开儒家，又一则上承周公传统。六艺乃“王官之学”，儒家则只是“百家之言”。汉儒必把孔子与周公并举，必把五经尊为王官学，此是当时人之经学精神。

魏晋南北朝儒学中衰，但此下《十三经注疏》中之大部分工作，实在此时期完成。

当时上层政治规模，大体还承两汉，下面门第传统，也由儒家经学中之礼法来维持。但道家与佛教思想盛行，几与儒家三分鼎立。经学上义疏之学，也与当时佛教中人解释佛教经典的工作有关系。

唐代统一，把南北朝时代各家义疏集合起来，勒成《五经正义》，用作政府考试标准。但唐代考试门类中更受重视的却是诗赋文学，而当时人对于人生哲理及教训，则更偏向于佛学。

因此，唐代经学，依然是在衰微时代，并可说更比不上魏晋南北朝。

但唐代政治光昌，则较之南北朝为远胜，并可媲美两汉。讨论政治，则必依经学，因此经学在唐代人心目中，仍不失其重要性。

但此时的政治与人生未免渐分成两途。从事政治事业，在人生理想中只认为是次要者，若论人生最高向往及其终极理想，则不在孔子与五经，而必从佛教经典中去探求。直待宋代，始有“新儒学”兴起。

宋代新儒学之主要目标，在于重新发扬古代儒家之人生理想，俾其再与政治理想通会一贯，把孔子教理来排斥释迦教理。

既有新儒学，因亦要求有“新经学”。

宋儒努力作新经学运动者，在北宋主要有王安石，在南宋主要有朱熹。此两人可为宋代从事复兴新经学运动之代表。

王安石所努力者，先把唐代政府的考试制度侧重诗赋文学方面者，重新挽转，把重心再移到经学方面来。

王安石又想把六朝以下经学义疏简单化，他只举《诗》《书》《周官》三经，作为新注，当时称《三经新义》，亦称“王氏新学”。

但王氏新经学之内容，并不为当时一辈新儒家所满意。因其于古代儒家所揭举之人生最高真理阐发尚少，如是则仍不能与佛学相争衡，于是乃有关、洛理学家出现。

但北宋理学家虽能创出一套新的理学来，以与佛学相抗，却并未能完成一套新的经学来直接先秦与两汉之旧传统。直到南宋朱子，才在中国经学史上掀起了绝大波澜，上接古代传统，而完成了一套新经学。朱子为《诗》与《易》两经作新注，更重要的是另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来代替古代五经的地位。

《论语》一向为两汉以下中国社会人人所必读。但汉代，《论语》只是一种小学教材，其地位比不上五经。《孟子》则列在子部儒家，不算是经。唐韩愈始提出孟子，认其直接周公、孔子之传统，宋人遂把《孟子》亦列为经。

唐以前，儒家总把“周公、孔子”并称。宋以后，始改称“孔、孟”。这里面有一极大的转变。周公、孔子并称，则孔子之重要性，在政治方面者超过了其在教育方面者。今把孔子、孟子并称，则孔子之重要性，教育方面的始超过了政治方面的。

单就此一转变言，不能不说宋儒认识孔子，已在汉、唐儒之上。

至于《大学》《中庸》，只是收载在《小戴礼记》中的两篇。《小戴礼记》在汉代不认其是经，其中所收，大抵是战国后期作品。《大学》既非曾子所传，《中庸》亦非子思所作，此两篇均应出在荀子之后。现在把此两篇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尊奉之为人人必读之书，那是朱子所大力提倡的。

朱子化毕生精力，为四书作新注。朱子死后不到百年，南宋也亡了，但朱子学说却因此流传到北方去。

元代蒙古政权统治中国八十年，朱子学说在当时社会上已有了广遍深厚的基础，政府亦把朱子四书定为国家考试的新标准。明代承袭元制，从此直到清末，没有改变。

佛学来中国，远在魏、晋，但直到唐代慧能以下，禅宗大行，佛学才开始深入了中国社会之各阶层。这因禅宗能把佛教教义简化了，易于传播。朱子四书，也便是中国经学传统之简化。朱子推尊《大学》，奉为圣学之入门书，人人最先必读，因《大学》把“诚意、正心”和“治国、平天下”连绾在一起。治国平天下是汉、唐以来经学传统之精神，正心诚意之学，则为替代佛学之新教义。朱子说，《中庸》篇中所讲，属于天人性命最高玄理方面，应为四书中最后始读之书。如是可见四书内容在探讨人生真理方面者，远较五经为更深入，又是更突出了。

朱子把自己一套说法，从上推溯到北宋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四人，此又极像禅宗的历代祖师传统，用来增强自己学说的地位。

后代因把周、张、程、朱五人并称为宋代理学之正宗，近人又称之为“新儒家”。实则理学完成为一种新经学，则是朱子之功。经学、理学出于同一传统，经学较偏在大群的政治方面，理学较偏在私人心性修养方面，只此稍有不同而已。

朱子同时有陆九渊，明代有王守仁，称为“陆王”，与程、朱相争。陆、王学则更简化，更接近佛学中之禅宗气味。

明亡后，学术重心又变。清儒想把两宋以下的新经学重新回返到两汉以下的旧经学。换言之，是要把宋以下过分注重的，私人心性修养方面的，仍回到两汉以下更所注重的政治方面去。这一个新运动的最先代表人应推顾炎武。

但清代由于异族政权之高压，政治理想无可展布，学者们因厌恶此政权，而厌恶到政府的考试制度，于是转成为反宋学，反朱子，而清代经学乃逐渐变成为只重校勘、训诂、考据。他们虽自称为汉学，其实和两汉经学精神甚不同。两汉经学注重政治实绩，清代经学则专注心力于书本纸片上之整理工夫。

道、咸以下，清政权逐步堕落，学者又注意到政治，遂有龚定庵、魏默深以下之今文经学之崛兴。

晚清康有为，想推本孔子《春秋》与公羊大义来鼓动变法，即承这一系统来。

清末废弃科举制度，经学亦遂中绝，政治理论乃至人生信仰，多转入到子学方面去了。

（三）

根据上面叙述，可见中国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和历史传统中，有其重大意义和贡献的。而且经学，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目前，经学地位已全不存在，于是政治理论和人生信仰两方面，失却了联系，失去了重心，而且也没有了自己文化传统的历史基础。此是现代中国在学术思想上一大难题。有待此下学术界之新努力。

今再综合一提中国经学之主要精神。

中国文化体系中缺乏宗教，向来中国人则用经学来补偿此缺憾。一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宇宙真理与人生真理两方面一种最高合一的崇高信仰，在五经中最显著、最重视，而经学成为此一信仰之主要渊源。二是以历史为基础的人文精神，使学者深切认识人类历史演进，有其内在一贯的真理，就于历史过程之繁变中，举出可资代表此项真理之人物与事业及其教训，使人有一种尊信与向往之心情，此亦在经学中得其渊源。三是一切学术宗旨，应能创造出人物与时代来为此真理作实证。四是一切学术应在此最高真理下会通合一，不应有过分的门户壁垒。此两项亦在中国经学中演出。

上述四项，可说即是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所在。此下的问题，是在如何能把此四项精神与理想具体摆出，列举几部重要的书，开示学者以研究的门径和方法，教人从此寻问上去，而各自接触到此四项精神与理想，这便是中国经学之成立及其不断变动革新之所在了。

因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有了儒家而才有经学的。是有了新儒家而才有所谓新经学的。

若儒家精神漫失了，专来讲经学，那是一种无灵魂的经学，不是真经学。清代经学便有此趋势。但若我们忽略了一向的经学传统来讲儒家思想，那也是一种无骨骼的儒家，也非真儒家。民国以来讲儒家的，便有此倾向。

此下的中国，是否要复兴新儒家与新经学，又如何来复兴新儒家与新经学，我将暂不在此深入讨论。但至少要能了解中国已往经学的大传统，才能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本篇的主旨即在此。

二、史学

（一）

史学在中国，一向成为一支盛大光昌的学问，中国人一向看重史学，可谓仅次于经学。在周公时代，已有《诗》《书》之编集。《书》推为后代史书之祖。其实《诗》亦为史，而且其史的价值，尤应在《书》之上。

很古时代，中国已有史官之设置。

西周时，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分别。

周制天子死后有谥，其治下群臣得根据其生前言行与政治实绩，来加他一个最后的评语，如“成”“康”“幽”“厉”皆是。

因此，中国历史记载，自始即涵有一种褒贬意义。即价值批判与人格评论之存在。

春秋时代，列国皆有史官。本由周天子中央政府派出，分处列国，职位世袭，其名义不属于封建诸侯之下。

齐国有权臣崔杼弑君，齐太史即据实记“崔杼弑其君”，崔杼把他杀了。其弟袭职，仍书崔杼弑君，又杀了。又一弟袭职，仍然直书此五字。崔杼无奈何，只得由他。当时有另一史官由齐国南部边疆听闻此事，赶来齐都，预备那新史官又被杀，他便据实继续刊载此事。

晋国有权臣赵盾，和晋君冲突，自己逃了，他手下亲信杀了晋君。赵盾再重回来，晋史官董狐便书“赵盾弑其君”。赵盾自辩说：“我身在外，没有预闻弑君之事。”董狐说：“你是晋国最高位的上卿，你没有跑出境，便出了此事，你回来了，又不把弑君的人正法，试问弑君之罪，该不该由你负担？”赵盾没奈何，只有叹息，让他如此记下了。

这两件事都出在孔子之前，这是中国历史上远有端绪的一种史官精神。亦可谓是中国文化传统下一种重视历史的精神。

那时周王室虽失政，但这一种史官制度与精神，却无形中仍把自周公以来，西周政府的一种统一精神勉强维持了。

孔子在鲁国，曾详细看到那些记载，他分别那些记载中的曲直虚实，亲手整理一遍，写下一部包括两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书名《春秋》，这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

孟子曾说：“《诗》亡而后《春秋》作。”因《诗》有“颂刺”，《春秋》有“褒贬”，其义相同。只是在《诗》中所表现的史事，不如《春秋》更具体、更明白，而更有系统。孟子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便是这道理。

孔子自己说过：“《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因各国国史，本由史官记载，而孔子开始根据鲁国国史，来写一部由私人著作的历史，在当时是一件自古未有的创举。

“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孔子又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是说，他所著《春秋》的史文，是根据鲁史官旧文所写。但其中史实，则齐桓、晋文之事，其分量远超过了鲁国史。因此《春秋》虽在文字上依然是一部鲁国史，但在内容上，则实是一部当时的国际通史。而所涵的褒贬，则是孔子自己意见了。

但孔子在后世，并不认为是一个史学家。《春秋》列为五经之一，亦并不专当一部历史书看。可见当时中国还没有一种独立的史学观念，而且后代人说法，认为“六经皆史”，这是说六经在古代，本都由王官执掌。史官记载，与其他诸经在性质上也并无甚大之区别。

孔子以后，历史记载益见盛行。墨子曾见过“百国宝书”，便都是当时各国的历史记载。后来儒家把此许多记载汇合成编，加以整理，便成为《春秋左氏传》，这是把这些历史文件来证明发挥孔子《春秋》的。但就历史价值论，《左传》详密应又高出《春秋》之上了。

在中国历史上正式成为第一个史学家的，应推西汉的司马迁。他写下一部《太史公书》，后人称之为《史记》，他自承为师法孔子《春秋》。《汉书·艺文志》把司马迁《史记》归入《六艺略》之《春秋》类，可见直到东汉初年，史学还是附在经学之中，独立的史学观念，还未确立。

司马迁自称他写《史记》，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成为此后中国史学家著史一种崇高的目标。

要把人文历史会通到宇宙自然衍变，而明了其间之分界所在，此即是“明天人之际”。要把人文历史来贯通古今，认识人类历史趋势与衍变大例，此即是“通古今之变”。要胜任完成此两大目标，必具备史学家所特有的一种深识独见。历史记载虽是根据客观事实，但亦寓有史家自己主观的见解，此即所谓“成一家之言”了。

亦可以说，史家任务在会通人事上的古今之变，来了解到“天心”和“人事”的分际。如此综合（通古今之变）与分析（明天人之际），才能从历史来推测出天心与人事中所涵蕴的一种最高真理。我们亦可说，从周公、孔子所衍出的经学精神，其大体用意亦如此。

司马迁在西汉政府中，是一史官，但他的《史记》并不依照当时政府史官的记载成法。他的书只是一部私家著作，所以说是“一家之言”。这不仅见其有史家之独特见解，而且又是一种私人的自由创作。这正是承袭了孔子作《春秋》的精神。

若把司马迁《史记》和孔子《春秋》相比，孔子《春秋》还是依照当时史官成法而写的，司马迁《史记》完全是一种新创的历史体裁，可谓较《春秋》更进步。

说到《史记》的内容，直从黄帝、尧、舜写起，下及他当身的汉武帝时代，那是一部直贯古今的通史。而且对当代汉政府，即是依然生存的汉武帝和其当朝大臣，也有许多褒贬。

后来西汉亡了，班固截取西汉一代两百几十年的经过事实，写成一部《汉书》，于是中国始有断代史。

此下，每一朝代亡了，必由下一朝代的人，搜罗上一朝代治乱兴亡种种史迹，来写一部断代史，如此直沿袭到清代，先后共有了二十五史。

而且每一朝代的政府均特设史官，随时记载皇帝言行及朝廷大事，并搜集保藏国内各方面种种史料与档案，好让下一代人得以凭此来写史。唐太宗曾想向他的史官讨他们的纪录来一看，但被拒绝了，说史官所记，应留给后代人看，不该让当事人看。唐太宗也就不再强索。这也可证明中国传统的所谓史官精神，总还是保藏着。

（二）

上面说的是中国的史学精神，下面再说中国的史学方法。我所说的史学方法，主要从史书的体裁说起。

中国史书，大别可分为三体：一、编年体；二、列传体；三、纪事本末体。

“编年体”起始最早，孔子《春秋》以下如《左传》，至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皆是。

编年体之长处，在其逐年逐月随时把事件记下，较之事后追述，可以更客观，更易把捉到历史事件演进之真相。

中国历史直从西周中叶，共和行政下及宣王中兴，那时已开始有史官逐年逐月逐日的记载。此一制度，直到清末，将近三千年。此项记载，大体说来，从无中断过。

其次是“列传体”，此体由司马迁《史记》创始，经后人沿用，并目为“正史”，二十五史全属此体。

历史本是由人创造，列传体特别以人物为主，正合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文化精神。

中国史书中的列传体，重在“分人立传”，此方法亦极易得客观的真实。某事件里有某些人物参加，或某些人物在当时表现了某些事件，史家便替他们各人分别立传。如汉高祖、唐太宗得天下，并不是汉祖、唐宗一人之事，此乃当时一群人之事。有相随汉祖、唐宗得天下之人物，有与汉祖、唐宗争天下之人物，还有不包括在此两集团以内之人物，只要在当时有表现、有影响，不问其人贤奸智愚，成败得失，全把他们各各分别立传。此项史书，骤看来，好像头绪纷繁，一人一人地零碎记着，急切摸不到要领。但仔细看，便可对当时史迹，了如指掌，而且比较更客观、更近真。

中国史书列传人物，也不专限在政治一方面。其他如文学、艺术、宗教、天文、算学、医药、工技，乃及其他种种方面，只要其人在当时有成就，知名于时，都获立传。甚至隐逸世外、不为人知的，史官也为之搜罗表彰。因此中国历史记载能遍及于社会之各方面，易使人获得当时整个社会之真面目及其真动力所在。

而且列传体也极富一种启示性的教育意义。任何一人物，不问其事业大小，乃及其在历史影响上是正面或反面的，只要他对历史有影响，中国史书中关于此种人物，往往为之分类立传。在某一时期某一类人物特别活跃，便可为之立一新类。如《史记》有《游侠传》《货殖传》，《东汉书》有《文苑传》《独行传》等。任何一人物，不问其或幸或不幸，或成或败，此人一生之意义与价值，都和他本人的天赋才智与其德性修养及教育过程有关系。此项真理，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充分地透露。

正因中国史家看重人物，使人容易了解每一人可能在历史上发生之意义与影响，每一人能在此下历史上发生某一种价值。此一真理之显示，乃中国史学一种最大的教育功能。

历史中有些是不能分年分人记述的，如有关天文、地理、物产、经济、社会、礼俗、制度、法律、文艺、美术、学派思想、宗教信仰等，在中国史书中，又别创为“书”与“志”之一体，好把此等各别事项穷源竟委地分项记载。此一体亦由司马迁《史记》创始，后代史家不断加以变通改进。

不仅在二十五史中多半有志与书，亦有专就此体来各写专书的，这就成为各项分类的专史。

在中国史书中，此项专史转被称为“通史”，著名的如唐杜佑之《通典》、宋郑樵之《通志》、元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后代称之为“三通”。所以此等史体独称“通史”者，因此等史事都贯通各时代而存在，自有其一线相承之条贯与衍变。这因中国文化一体绵延，所以特别有此一项史裁之需要。

中国史中之编年与列传，可说是记录了历史之动态，书和志则比较是记录了历史之静态。所谓静态者，指其能绵历较长时期而言。以其所记贯通各代，故对断代史言，此等体裁乃称为“通史”。

司马迁《史记》，在人物列传与各项分类叙述即八“书”之外，别有“本纪”一体，这是承袭编年体变通而来。

此后正史都沿此体，每一朝代之每一帝王，必为作一本纪，把此一帝王在位时种种重大事变，扼要先后记载。读者先看本纪，便知此一朝代种种事变之纲领，然后再在列传与书与志中去详细寻求。因此，司马迁《史记》一书，实已包括了记年、记人、记典章文物之三要项。所以永为后人沿用，而成为中国此下的正史体裁了。

至于分事件来写历史的，则称为“纪事本末体”。

《尚书》是最早的这一类的史书，但此下即为《春秋》编年与《史记》列传两体所替代，直要到南宋，此体始再有出现。

此体何以发展最晚，而且亦较不受重视，这亦有其理由。

据一般言，历史本该是记载事件的，但历史事件如水长流，难可割截。究竟某一事件从何处起，到何处止，并不能明确划分。而且此一事与彼一事，相互间各有关联，亦很难严格分开。一件事尽可分作两件，两件事也尽可并作一件。

而且史家既然记载某一事，必为此事安上一题目，此项题目则多出写史者之主观，很难恰当。

如秦始皇焚书，本属一大事件，但此事件应隶属在秦朝廷议废封建与复封建之一大争论之下，又当隶属于秦廷博士官制度一项事实之下。今若单标一题目为“秦始皇焚书”，则读者对此事真相易滋误会，反易把与此事有重大相关之其他事项忽略而隐灭了。

又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对秦代史实只标两题，先为“秦灭六国”，次为“豪杰亡秦”。秦代之一兴一亡，虽已列出，但秦朝一代措施，其有大影响于此下历史的，反而不易受人注目了。

因此，把历史过程分为若干事件来看，有时反易无当于历史全体之真过程。

又在写史者之心中，先已认定了这一事、那一事，把来分别突出，则易把另外许多事忽略遗漏。

又在写史者之心中，因先已认定了某一事之起讫，及其前因后果，心中先存下了此一事之一图案，于是在叙述时，一切取舍详略，也易于遵照此图案来定标准。此等历史叙述，骤看像既扼要，又明晰，其实是写史者之主观成分反掩盖了当时历史的真过程。

用此等方法写历史，往往仅供一时之需要。时代变了，关于历史知识之需求亦变了，于是又该另写新史。但先时史料，因未能仔细保存录下，遂苦追踪无从。这一个大损失，终于无可补偿。

中国历史，比较少此病。正因中国历史，不先凭主观分立事题，只重分年、分人、分类，把历史过程中在当时所共认为重要的事项，客观地一一记载下来，骤看像仅是一堆材料，但其重要价值亦在此。

这因中国文化传统，注重人文实用，注重历史经验，注重会通综合。中国人的心智，用在此等人事观察上，极谨严，极完密，极明通，极广泛。其所记录，更易接近全部历史真实的过程。

正因为分年、分人、分类，客观而细密地记录下此种种材料，保留着已往历史之比较真实性，便易使此后各时代人，继续对此等材料，不断作自由的探讨。使此后人，对已往历史不断有新鲜活泼之启悟与发现，易于使人永远对以往历史有新体验。

我们可以说，中国史学之所表现，是颇富于一种清明理智的。主要在其多方面保存史料，及其历史记录方法之得体。遂使后代人，更易对已往人事有一种确切的考察，而更易增长其认识的人文社会种种事变所需的清明的理智。如此说来，中国文化之悠久传统，由于中国史学所贡献的成分，实是很大。

我们也可以说，分事写史比较是一种“叙述”，叙述则多寓有叙述者之主观。而分年分人写史，则比较是一种“记录”。记录与叙述之相异处，则因记录更近于客观。中国史学方法之长处，正在其重记录胜过了重叙述。

正因中国史书注重记录，故使后代史家可以根据前代史书因时所需，不断来创写新史，或不断来发扬新的史论。新的历史知识可以层出不穷，而旧的那些历史记录，则同时可以永存不废。此亦中国史学一种特殊的长处。

（三）

现再继此作深一层的推论。

写史若以事件为主，则无意中便把人物附属于事件。写史者易于就其个人所认为对此事件之前因后果，刻意搜罗，使成条贯，渲染写出。使读者易明了，易生兴趣，但亦易使读者另生一观念，好像历史事件的本身，自具一种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忽略了人物在历史进程中之主动力量。这就易近于一种“历史的命定观”。

又若写史以事件为主，此一事与彼一事之间，未必紧相连接，此因使历史过程像有时会脱节，而且又像历史上每一事都可以骤然突起，这是另一种的历史命定观。前一种命定观，决定在事件之本身；后一种命定观，决定在事件之外面。前一种像可预知，后一种像不可预知。要之历史进程成为命定，则人物便退处无力。历史知识在人文社会里面便成为无意义、无贡献。

又若写史以事件为主，易使人有意去挑选那些耸动耳目的特出事件，像大战争、大革命等。易使人引起两种不正确的历史观：一是“英雄的”，认为历史进程常为几个杰出人物所激起，所操纵；一是“群众的”，认为历史进程常为一群人一时盲目冲击所引起，所造成。

又若写史以事件为主，易使人发生一种影像，认若事件可以外于人而独立存在。则历史如等于自然界，人只生活在历史中，而历史失却了人文精神，好像与人不亲切。如近代西方，想把历史归入于科学研究，即是此种趋势所引生之流弊。

中国史中的编年体，易使人了解历史进程乃属一整体，常此绵延，无间歇，无中断。中国史中的列传体，易使人了解历史动力主要在人不在外，整个历史进程乃由人类共业所造成。其间有少数杰出人才，有多数无名群众，但在此两端之中间，尚有不少人物，虽非杰出人才，但亦不能归入于一大堆无名的群众之内。此等人物在历史上各有其作用与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乘相除，才获得此总结数。此乃更近于历史进程之真实性，亦更富于对人之教育性与启发性。

中国史中的人物列传，对每一人之生平一线记载下，其文体显然是人为主而附见以事，因此易使读者了解历史上各人物的个性与人格，才智与德行。又易想见由于各色各样的人来共同参预一事件，乃是人决定了事，而非事决定了人。虽此等人物亦受有当时历史的影响，但当时的历史究由此等人物所创出。

历史上，有时走上了一段黑暗或衰微的时期。在那时，像是无事可述，社会一切像都停滞了，或毁灭了。但每一时代中，必有几个人物，有人物便有事业。群体历史可以无光辉，但各别个人的历史，其中却仍然有光辉。分年分人来写历史，便使历史进程成为一贯的，人永远有事可做。在整个时代之失败中，依然可以完成不少的人物。此不少的人物，依然可以完成不少事业。读中国史，常见在衰微黑暗时期，依然有许多人物之存在。而且正因其时代之黑暗，更易见出此等人物之突出；正因时代之衰微，更易见出此等人物之伟大。所以读中国史，易使人见到人类历史永远有其光明面。又易使人了解如何由人力来潜移默运，把历史颓势重新挽回。

若以事件为中心，则许多人物将会被摈于历史记载之外，而有许多事件，亦将不得被认为是历史事件。因历史进程本属一整体，今由人的主观意见在此整体中选择抽出了一条条直线似的事件来，那就失却历史真相。我们只可说，历史整体只是一大事，每一人，每一活动，都与此一大事有关。亦可说，每一人尽是历史中的主人，每一活动都是历史中的成分。今由人挑选出整体历史中某一部分、某一段落的某些活动来，认为是历史事件而写下，历史遂由一大整体变成为几条线，而历史真相便被遮掩了。中国人的写史方法，比较能避免此病，比较能接近历史真相。中国史学上此一特点，应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全体系中去认识和了解。

（四）

中国史籍，除上述诸体外，尚有其他诸体，一看清代《四库提要》的史书分类，便可略知其梗概。凡此皆是就于各项历史材料，而斟酌体裁来加以记录的。兹再摘要略述：一为“地方志书”，那是分着地域来记载的。此体起源甚古，而发展则迟。自宋以后，此体始发达，直到清代，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每一行政地域之划分，则莫不有志。甚至如高山大川，名胜古迹，城市、寺庙、学校、园林，只要在当时被人重视，都有专书记载。此项记载，都用历史体裁，从头到尾叙述。自有此体，中国历史平铺在各个地面上，到处皆是。正和把历史分系在每年每月每日及每个人身上一般，人类历史的大整体，从此更易显现。

除方志外，又有“家谱”，专载各一家族的历史，在历史学中称为氏族谱牒之学。其起源亦甚古，亦成为后代中国历史一大支。直到现代，中国每一家庭，只要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几乎都有家谱，可从上追溯其远古由来，及其往后之迁徙流动，分支蔓延，至乎其目前情况为止。

家谱中最富代表性的便是孔子一家。直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当身起，到现代，已历七十七代。每一代父子祖孙都有名字可稽，有事业的则兼载其事业。因此孔子一人之家史，直绵延了两千五百余年。

不仅如此，孔子的祖先，还可向上追溯。孔子生在鲁国，其远祖本在宋国，本是宋国国君一分支，由此可追溯到宋国始封。循此再由宋溯殷，直可到商汤开国。再由近代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可以追溯商汤以前，几乎与夏禹同时。如是则孔子的家族来源，还可向上推溯一千几百年。因此，孔子一家，直上直下，可稽考的将近四千年。全世界再没有一部同样久远的家史。

至于其他家庭，子孙旺盛，枝叶繁茂，超过孔家的尚多。大概在中国现代，保留有千年以上家谱的，可说遍地皆有。

再由家谱转说到个人。中国又有“年谱”一体，此乃个人之编年史。在中国，也曾有过长篇大部的个人传记，但因年谱盛行而长篇传记绝响了。一则中国史家不喜把个人渲染得太过分；二则分年排列的记载，朴实近真，更客观，更易得见其人生平经历之真体相。故此体创始，即为后人乐用。到现在，凡属中国史上有名人物，几乎都有人来替他作年谱。

（五）

上面《经学篇》里曾说过，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注重人文精神与历史经验。这是史学在中国极为发达之主要原因。

中国人又认为人心即是天心，天心即表现在人事上，认识人心与人事，即可认识天心。直要到人的心力使用到达一极度，到达了更无可为力的边际，才是天心不可知处之所在。历史上种种盛衰治乱兴亡，固是人的心力共业所遭致，但其背后亦有不可知的天心在作主宰。司马迁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史是由认识人事来认识天心之主要途径，因此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说“尽其在我”，而历史知识乃更为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

就人事来说，个人乃是一切人事之枢纽。每一人心力所注，都可在人事上发生作用与影响。世乱，个人内心可不乱；世事失败，个人内心仍可存在。天心若不在大群中表现，仍可在个人身上表现。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在天地间，实各自成为一中心。中国文化传统重视个人地位，此一信仰亦很明显地在中国史学上表现了。

至于上述各种体裁，虽若一一有成法可循，但在史学中真负盛名的，像司马迁、班固、欧阳修、司马光、杜佑、郑樵那些人，莫非通才博学，不像以专在历史一项学问上见长。这一层，尤可为上面《经学篇》中所提中国学术传统一向重视学问之整全体之一例。故中国史学家创写一部新史书，其内容所包，实决不止于史学之一面，此一层尤当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