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息纵容

与安重荣不同，安从进是前任皇帝李从珂的大功臣，一开始就不是石敬瑭的人，对后晋王朝充满了天然的不信任。为防备新朝皇帝对前朝功臣有可能的清算，坐镇襄阳的安从进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凭借地利，他一面大量招募亡命之徒扩充军力，一面截留南方各国送往后晋的贡赋以充实自己的财力，有客商途经襄阳都被他抓了壮丁，刺字当兵。

石敬瑭对安从进的做法深感忧虑，担心迟早引发大乱，便想试试能不能用比较温和的手段削弱这个危险的策源地。他派人去对安从进说：“王建立入朝，请辞退休，现在已经回上党老家，把平卢节度使的位子空了出来，卿如果有意，朕马上下旨。”安从进回答道：“好啊，只要陛下把青州（今山东益都，平卢总部）搬到汉水南岸（襄阳位于汉水南岸）来，我马上就去上任！”

面对安从进近乎挑衅的答复，石敬瑭害怕引发新的叛乱，也只好听之任之，不敢稍有责备。但就是这样的软弱，也没有让安从进暂停自己造反的脚步，他开始四面寻找盟友，试图组建对抗后晋朝廷的同盟体系。

安从进看中的第一个潜在盟友，是与其辖区相邻的后蜀帝国。然而，此时的后蜀根本没有资助中原内乱，进而扩张领土的念头。这不是说后蜀对更大的国土毫无兴趣，而是因为它的内部正在经历一轮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规模权力重组，富有实战经验的开国元勋，有的被逐步架空，有的被消灭，他们留下的空位正在由缺少军事历练的新人填补。

创建后蜀的一代英主孟知祥，早在李从珂当上皇帝的当年（934年）七月便已病逝。临终前，孟知祥曾召见宰相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等重臣，命他们辅助时年十五岁的太子孟仁赞继位。

当晚，孟知祥病逝，尚未得到主上死讯的李仁罕已在集结军队，似有异心。赵季良和王处回决定暂时封锁消息，安排布置，在孟知祥逝世后第三天，拥立刚刚改名为孟昶（用生僻字方便臣民避讳）的孟仁赞登基，成为后蜀的第二代皇帝。

心高气傲的李仁罕，这才发现自己被老同事们算计了，错过了最佳的夺权黄金期，颇为懊恼。但他还是看不起皇座上那个十五岁的半大孩子，又仗着自己在后蜀诸武将中排名第一的战功及老资格，气势凛凛地向小皇帝要求加授自己为判六军诸卫事，即统领全体禁军。

孟昶，字保元，是孟知祥的第三子（另一说第五子），生母为贵妃李氏（据说原为李存勗嫔妃，又一说为琼华长公主婢女）。除去早夭的兄弟，孟昶至少还有一个由李皇后（李克用之女，后唐的琼华长公主）所生的哥哥，论嫡论长都比孟昶更有资格继承孟知祥的大位。但那个人被留在中原当人质，之后便下落不明了，连名字都没被史书记载。而孟知祥来到蜀地的其他儿子，都比孟昶小。

不过，李仁罕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孟昶能毫无争议地当上孟知祥的继承人，除了排行原因，还由于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对政治的敏感度拥有超出其年纪的成熟。在李仁罕的要挟下，孟昶批准了李仁罕的请求，任命他判六军，但同时又任命后蜀军界另一元老，与李仁罕一向不和的赵廷隐为六军副使，牵制李仁罕的权力。

即便如此，为防备李仁罕发难，孟昶马上在皇宫新设了一支护卫亲军，号称“殿直四番”。为了让只服父亲不服自己的诸位元老相信，新君是体恤老臣的，他们已获得的权力不会受到挑战，孟昶特别挑选李仁罕的儿子李继宏、赵季良的儿子赵元振、张业的儿子张继昭、侯弘实的儿子侯令钦、赵廷隐的儿子赵崇韬等功臣子弟担任殿直四番的指挥官，一时间皆大欢喜。

后蜀的昭武节度使李肇，原本对孟知祥没有多少忠诚，此时听说新君即位，便按常规离开利州（今四川广元），前往成都觐见新君。一路上，李肇都在观望，走走停停，光在汉州（四川广汉）就停留了十几天，与亲戚朋友欢宴聚会，顺便探听成都传出的各种消息。

孟昶最初的表现让他放心了：新君就是个懦弱无能的小孩子罢了，对自己毫无威胁。在得意忘形之余，李肇大摇大摆地来到成都，觐见新主孟昶，声称自己有足疾，所以拄着拐杖，不肯跪拜。

李肇没有想到的是，他眼中的小孩子孟昶，向所有元老功臣示好，显得那么温良无害的同时，其内心却十分清楚：元老功臣虽然强大，但从来不是一个集团，是可以被分化的。有些需要严加防备，尽早清除，比如现在最冒头的李仁罕；有些可能依靠或至少暂时利用，比如与李仁罕不和的赵季良与赵廷隐。

孟昶不动声色地派了一个与自己关系亲密，但又不容易引人注意的医官韩继勋，借着给元老们看病的名义，穿针引线，秘密联络赵季良和赵廷隐，取得了这一文一武两位大佬的明确支持。然后，孟昶在二赵的支持下，于某日上朝时突然逮捕了毫无防备的李仁罕，向天下公布其未必属实的谋逆罪状，与此同时，李仁罕刚刚被升任殿直军官的儿子李继宏也被拿下，父子俩一并被诛。

还在成都的李肇突然听闻李仁罕被杀，大惊失色，急忙觐见孟昶请罪。第二次见面，李肇将手中的拐杖扔到了一边，头叩得又响又标准。

哟，李公的足疾好得这么快啊！孟昶的左右显然不相信，因而弹劾李肇对君上倨傲无礼，其罪当诛。但孟昶很明智，知道过犹不及，于是下诏，鉴于李肇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就不再拿昭武节度使的繁重工作来辛苦老臣了，任命他一个没有实际工作的高官太子少傅，让他全家搬到成都旁边的邛州养老。就这样，又一个可能的潜在危险被孟昶清除了。

相较之下，二赵比较忠诚，李仁罕比较跋扈，但让某一派重臣一家独大，显然是不符合平衡原则的。所以，孟昶特别优待了李仁罕的外甥——另一员大将张业。于是，据调查，张业虽然是李仁罕的至亲，但确实没有参与谋逆，孟昶提升张业为武信节度使兼同平章事，让他重新整合被大大削弱后，危险性没那么大的李仁罕集团，以便平衡赵季良和赵廷隐在朝中的影响力。

对赵季良和赵廷隐两位大功臣，孟昶表现得极为尊敬，但对于能够“减轻”二人工作负担的机会也从不放过。赵季良是一代贤臣，看出新主想干什么，便帮他一把，主动请求将原本由自己独掌的三司（户部、盐铁、度支，其中户部掌管国家税收收入，盐铁掌管国家专卖的收入，度支掌管国库的支出，三司合起来便是国家的财政权）大权分摊给孟昶提拔的另两位新宰相张业、毋昭裔。于是孟昶顺水推舟，让赵季良继续管理户部，让毋昭裔判盐铁，张业判度支。

对于赵廷隐，孟昶将他尊为太傅。据说每遇国有大事，孟昶都会亲自到赵廷隐府上征求老将的意见。但换句话说，如果国家没遇上大事，老将军也就不必太辛苦了。

后来，等赵季良病逝，孟昶又设计除掉了张业，罢免了王处回，安排赵廷隐退休，将元老功臣的权力全部收回自己手中，再分配给自己提拔的新人。孟昶重新集权的过程长达十五年，其间竟没有发生过一次大的动乱，其手腕不可谓不高明。不过，在安从进向后蜀请求结盟反晋的时候，这个进程才进行了不到一半，对于此刻的孟昶而言，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后晋作战，且不说胜负难料，就算胜了，难道让赵廷隐、张业这些人再建大功吗？那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于是，孟昶便以出川路途遥远且险峻，无法保障军队供给为由，拒绝了安从进的结盟请求。

安从进不肯就此罢手，再派使者到江陵（今湖北荆州），请求与南平王高从诲联手。安从进认为自己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此前高从诲曾主动派人来襄阳，与他有过私下联络，还拍过胸脯：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你有事尽管说，咱俩谁跟谁啊？但这位兵微将寡的近邻，一看安从进送来的密信，大吃一惊，咱说的“有事”可不包括这种要命的事啊！何况南平刚刚与后晋强化过“双边关系”。

不久前，石敬瑭曾派翰林学士陶穀出使南平，给高从诲祝贺生辰。高从诲在长江边上的望沙楼上宴请后晋使臣，同时举行了一次水上阅兵，让南平的战船都驶到楼下，排成战阵，请陶穀观看，暗示咱南平虽小，还是有些武力的。当然，暗示不能让大国理解为示威，不然真要引来讨伐，会让小小的南平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高从诲又解释说：“江南和蜀地一直不肯向大国臣服，我义愤填膺，故而在此整修武备，就是为了在大国兴师的那一天，出兵助战。”

陶穀回报石敬瑭，石敬瑭装作对高从诲的“忠贞”深信不疑，大喜，赏赐南平王盔甲一百套、战马一百匹。高从诲也忙进贡金器一百两、御衣锦缎一百五十匹、白银五百两，还有白龙脑香、金花手剑等回礼谢恩。后晋与南平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十分融洽。

这里简单介绍一个人。此次出访的后晋使臣陶穀，他原姓唐，字秀实，邠州新平县人，早年丧父，但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十几岁时已以文章知名，自负甚高，对功名富贵充满了渴望。后晋建立后，因为新皇帝叫石敬瑭，虽然“瑭”字与其姓氏“唐”同音，按常理这不用避讳，但为了最大限度避开阻碍自己仕途的隐患，他还是抛弃了祖姓，改名陶穀。

陶穀主动写信给当朝宰相李崧，自我推荐。李崧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也愿意当伯乐，就将他提拔为集贤校理，这个官虽然不算大，但容易接近最高层。同时，李崧常常向石敬瑭提起这个很有前途的新人，使他在皇帝心中留了一个好印象。总之，陶穀遇上了贵人李崧，从此走上人生的快车道。关于陶穀的故事还有很多，以后会提到。

回到主线。话说南平王虽然不是什么至诚君子，但人家也就是赖点儿小钱，绝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权衡利弊，高从诲认为安从进造反成功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于是写信给安从进，帮他分析天下大势，力劝他不要造反，尤其是不要把南平拖下水。

安从进大怒，那姓孟的叫不动倒也罢了，反正我和他原本也没交情，但你姓高的可是和我拍过胸脯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也掉链子？一怒之下，安从进上奏石敬瑭，反过来诬告高从诲企图背叛大晋。高从诲与安从进的兄弟情就这样走到了头，他也将安从进企图谋反的事密奏后晋，并表示如果朝廷要讨伐叛徒，南平愿出兵相助。

石敬瑭对安重荣再三宽容，还可以说成厚待有功之臣，但像安从进这种对后晋朝毫无寸功的大刺头，行事如此嚣张，意图谋反的证据已如此确凿，是不是该到重拳出击的时候啦？然而，即使收到了高从诲的密奏，石敬瑭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对安从进的策略仍然是执行了多年的姑息纵容。后晋皇帝不知道在条件许可时应该防患于未然，非要等到叛乱发生才想起动手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石敬瑭“好谋无断，多疑少决”，但在桑维翰等谋士的辅佐下，做出的各项决策、选择算得上理性最优。

在下认为，石敬瑭一直有意无意地纵容安重荣与安从进，既是因为后晋朝得国不正，对外软弱，导致软实力偏弱，不敢轻易对藩镇用强，更是因为在他眼中，还有一个比“二安”更具危险性的藩镇大帅，需要优先对付。那个人，就是在平定范延光之乱中为后晋朝立下大功的杨光远。

早在讨伐军仍在围攻广晋，范延光尚未开城投降之时，石敬瑭就已经从杨光远的一些作为中嗅到了让人不安的迹象。那时，借助前线主帅的身份，杨光远经常通过宣徽使刘处让向朝廷提出要求，不少要求甚至超出他的职权。对于这种过分的索取，石敬瑭不想让自己当恶人，便装糊涂，不置可否，将皮球踢给当时身兼同平章事和枢密使的桑维翰和李崧。

两位宰执大臣中，李崧比较软，只能顺从桑维翰的意见。而桑维翰公事公办，凡是不合理的，一律不予批准。见自己的要求一次次被驳回，杨光远十分恼火，便对刘处让发牢骚，抱怨朝廷不公。正好刘处让也对桑维翰和李崧不满，便来了一次大爆料：“其实皇上对你是非常支持的，请求被驳回，全是因为桑维翰、李崧这两个宰相从中作梗！”

真的如刘处让所言，石敬瑭非常支持杨光远吗？早在张从宾被消灭时，范延光就曾将造反责任推给替罪羊孙锐，想借他的脑袋向石敬瑭服软求饶。石敬瑭拒绝范延光的请降，指示杨光远攻下广晋，彻底消灭范延光。然而，在平叛战争的最后阶段，范延光已陷入绝境，灭亡只是时间问题，石敬瑭突然改变态度，主动赦免范延光，让杨光远的功绩大打折扣。

不知杨光远是没看出来，还是他不在乎那位弱势皇帝的猜忌，等平定范延光的战事结束，他便上奏抨击桑维翰、李崧的“误国之罪”。石敬瑭当然知道桑维翰、李崧在替自己背锅，但鉴于形势，不能说破。他解除了桑维翰、李崧二人兼任的枢密使之职，由与杨光远有交情的刘处让担任枢密使，以免破坏与杨光远的关系。与此同时，在桑维翰的建议下，石敬瑭乘胜将范延光的根据地魏博镇一分为三：以贝州、博州以及从成德镇割出的冀州，组成永清镇；魏州（广晋府）再次改名邺都，单独设置留守；以相州、卫州、澶州设立彰德镇。

经过这次分割，魏博这个从唐朝中叶以来最主要的动乱策源地不复存在，石敬瑭做到了当年朱友贞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同时，它使杨光远接替被他打败的范延光成为新的魏博节度使的理想，落了空。当然，石敬瑭也没敢亏待杨光远，马上将他转任西京留守，使他有机会在不久帮助范延光“自杀”。

既然洛阳已经不是首都，又位于内地，就没有必要配备太多军队了。石敬瑭以此为由，削夺了杨光远的部分兵权。杨光远非常窝火，虽然石敬瑭将女儿长安公主嫁给了杨光远的长子杨承祚，表示君臣亲如一家，但杨光远还是觉得亏大了，内心酝酿更大的计划。他悄悄派人携带珠宝出使契丹，贿赂上下，并找机会向契丹皇帝申诉自己在后晋遭遇的不公正对待，甚至尝试与石敬瑭争夺干爹。

要与当朝皇帝同台竞技，去异族主子那里比试行贿的功力，那当然需要很多钱。杨光远在洛阳巧立名目，出台了各种横征暴敛的土政策，狂刮地皮，使辖区内百姓的负担更重了。石敬瑭听说了这些事，让伶人编成戏剧讥讽，但杨光远顶着一张刀枪不入的厚脸皮，毫不在意。

另外，在被迫裁军之时，杨光远挑选悍勇的军士一千余人，组成一支只忠于自己的私人部曲。为了让这群武夫死心塌地地跟随自己，杨光远放纵他们在洛阳、河阳境内任意抢掠，无恶不作。杨光远这一系列举动，让后晋皇帝如坐针毡。看来还是得出手，否则后果难料。

于是，在范延光被“自杀”之后一个多月，杨光远受邀入京觐见，石敬瑭高调设宴款待这位亲家公。席间，满面春风的后晋皇帝追忆功臣，关切地问：“之前围攻邺都之时，爱卿的左右部将多立功勋，可好多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这是朕的过失啊！这个错误现在就改过来，有功诸将各授刺史，让他们也有机会光宗耀祖。”

杨光远好像一时没反应过来，或是当时喝醉了，只觉得提拔自己的手下，就等同于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欣然同意。石敬瑭马上将杨光远的几个心腹部将任命为各州的刺史，天南地北分散安插，让这些人离开杨光远的直接管辖。

然后，等入见完毕，杨光远离开汴梁，准备回洛阳的路上，石敬瑭突然派人追上去，一道圣旨便将安从进不要的平卢节度使之职送给杨光远，同时自然而然地解除其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的职务。自当年王师范让朱温灭掉之后，平卢镇的额定军力就比较弱，《旧五代史》称为“素无兵众”，所以为了让这次调动看上去不像是降级，石敬瑭还加封了杨光远一个“东平王”的高贵头衔。

杨光远这才发现自己被算计了。他通过晋安投降和讨伐范延光构建起来的小集团，基本上被石敬瑭拆散了。杨光远压下刚刚萌芽的野心，老老实实地去青州上任。如果说与从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洛阳任上，杨光远发财了。他的儿子杨承勋组织搬家，为了将杨家的钱财、姬妾、仆从等运到青州，竟动用了一千多匹马，号称“满盈僭侈，为方岳之最”。

杨光远没有满足于自己在“富豪排行榜”上已有的显赫位次，到了平卢节度使任上，仍以搜刮民财为重心。但石敬瑭就不管了，他对杨光远的压制到此为止，只要杨光远对朝廷的威胁程度缩小到可控范围，那他贪点儿财，就让他贪吧！

其实，石敬瑭对各地藩镇的各种不法行为，只要不是造反或预谋造反，基本上都是听之任之，哪怕那个藩镇没什么功劳，也并不强大。

比如当年在爬墙时，被皇甫晖抓住腿拽下来，被迫成为首领的赵在礼，此时正在宋州（今河南商丘）任归德节度使。赵在礼能力有限，没什么野心，当上节帅就是专心盘剥百姓，宋州百姓对此苦不堪言，都盼着他早点儿离任。一次，石敬瑭打算调赵在礼去长安任永兴节度使，消息传来，宋州百姓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彼此祝贺说：“赵在礼要走了，眼中钉总算可以拔去了！”赵在礼也听说了民间对他调动的反应，勃然大怒，于是上疏请求在宋州多留一年。石敬瑭对藩镇总是宽宏大量，欣然同意。赵在礼马上开始对百姓展开报复。他命人在归德镇内清查户口，每户强征一千文铜钱，号称“拔钉钱”。拔钉钱的催逼力度远超皇粮正税，不交或交不齐的，一律抓起来，大刑伺候。很快，在百姓的呼冤喊痛声中，一百多万拔钉钱被强征上来。赵在礼一面得意扬扬地将这笔钱财装进私囊，一面居高临下地讥讽治下的百姓：看你们以后谁还敢说拔钉？

又比如，因追随杨光远，在平定范延光之乱时立功，而得到提拔重用的诸将中，地位最显赫、最值得一提的，是荣升彰义节度使的张彦泽，一个粗暴残忍的蛮横武夫。张彦泽祖上出自突厥，已在中原生活了几代人，仍未完全汉化。张彦泽自小勇悍过人，相传他长着一双类似猫科动物的眼睛，黄色的虹膜，到夜晚能放出寒光，让人不寒而栗。张彦泽有个儿子，经常遭他毒打。这个儿子受不了这种看不见尽头的折磨，从泾州（今甘肃泾川）的家中逃走，流亡异乡。张彦泽大怒，上奏朝廷，在全国通缉儿子。最终，张彦泽的儿子在齐州（今山东济南）被捉住，之后石敬瑭特别为此事下诏，将他遣送回家。换句话说，张彦泽的儿子一路亡命，几乎横穿了整个后晋，也没能逃脱自己恶魔般的父亲的手掌心。

张彦泽吩咐将儿子处死。张彦泽手下有个掌书记张式，本是张彦泽的远亲，平时两人的关系好像还不错，见此情景，急忙出言相劝：他是你的亲儿子，又没犯什么大错，何必把事做绝呢？史书没有记载张彦泽的儿子究竟有没有因为张式的劝说而逃得一命，但张式的一句善言让他自己很难逃命。张彦泽马上将怒气转移到劝阻的人身上，张弓搭箭，就要射张式，吓得张式赶紧逃走。退下后，张式再也不敢留在泾州，一面称病辞职，一面带着妻子逃往邠州（今陕西彬州），投奔静难节度使李周（当年夹河大战时死守杨刘的英雄）。但这样就能逃脱张彦泽的毒手了吗？

李周将此事上奏石敬瑭，石敬瑭便下诏将张式流放商州，希望就此帮张彦泽消气，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但张彦泽不肯罢休，竟派使者到汴梁，用威胁的口吻吓唬皇帝：“如果不把张式交给张彦泽，西边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就谁也说不清了！”

石敬瑭再次展示他遇硬就软的橡皮泥属性，下诏将张式遣返泾州，交给张彦泽。张式被送回泾州的当天，张彦泽将这位远亲砍断四肢，再用刀从口中插入，一直向下剖开胸膛，挖出心脏。然后，张彦泽将张式的妻子纳为小妾。

张式的无辜惨死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案。张式的父亲张铎赶到京城上告，为儿子喊冤。此前曾劝石敬瑭要保全张全义之后的史官李涛，此时已转任刑部郎中，得知此案细节，义愤填膺，决心为死者讨回公道。

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石敬瑭调原永清节度使王周前往泾州，接手彰义，让张彦泽入京接受调查。事实证明，张彦泽并没有能力实践他之前威胁朝廷时表现出的嚣张，圣旨一下，他就乖乖入京受审了。

王周是此时后晋诸镇节度使中少有的勤政爱民的好官，泾州之民重见青天，感激之余，纷纷向他控诉前任节度使的暴政。王周大为吃惊，经过整理，他向朝廷奏报张彦泽在彰义镇上犯下的二十六项严重罪行，以及造成至少五千户百姓逃亡他乡的恶果。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恶行累累，惹得天怒人怨的家伙，应该怎么惩处呢？石敬瑭向有关部门做出指示，张彦泽是有功之臣，还是东平王杨光远的亲戚，关于对他过错的处理，应该尽量宽大。

右谏议大夫郑受益看不下去，上疏提醒石敬瑭：“陛下把张式交给张彦泽，等于变相鼓励他无法无天，肆意逞凶。张彦泽的所作所为，无论看到的还是听到的，无人不切齿痛恨，陛下却连一句责备的话都不肯说，让是非没有了分别，赏罚没有了章法。您可知道，外边都在传说陛下是收受了张彦泽骏马百匹的贿赂，才处处替他开脱？臣等不忍心看陛下蒙受污名，现在只有按律法严惩张彦泽，才能让天下人重新敬拜陛下的圣德。”

李涛等刑部官员齐聚宫门，讨论应该惩处张彦泽，群情激愤，众人都认为不能轻饶。讨论之后，众人将合议结果上报给石敬瑭。

第二天，后晋皇帝力排众议，做出了裁决：张彦泽的官阶、爵位各降一级，另行任用；张式的父亲、子弟都拜官，作为抚恤；让在张彦泽任上逃亡的彰义百姓回乡复业，酌量减免他们的赋税、徭役。

这份处理结果一经公布，群臣哗然，万钧雷霆之后，就这点儿毛毛雨？于是由李涛领头，聚集了中书、门下、御史台等部门的官员前往宫门抗辩，众人指出，对张彦泽的处罚太过轻微，应当依律处死。

石敬瑭只好召见李涛，想用皇帝的权威压服这个带头的法官。可李涛自恃公义，毫不屈服，逐条逐款与皇帝展开辩论。后晋皇帝本来就不占理，更何况论对法律条文的熟悉，他也不是专业法官的对手，不一会儿便理屈词穷，只得气急败坏地命令李涛退下。但李涛毫不退缩，继续与皇帝硬顶。石敬瑭只好换了口气，用权大于法的理论给最终决定定调：“不管你怎么说，我已经答应过不让张彦泽死，岂能反悔？”李涛也不给皇帝留面子，直揭石敬瑭的软肋：“陛下答应过张彦泽不死，是不该反悔。但不知范延光被杀的时候，他的免死铁券在哪儿？”

被李涛直踩痛脚，石敬瑭又羞又怒，却无话可说。石敬瑭一甩衣袖，起身回后宫，这次当廷抗争就这样不了了之。在那一刻，李涛的强项不输于董宣，无奈他的对面不是光武帝，没能成就一段佳话。不过，石敬瑭至少也没因为李涛不留情面的顶撞而惩处他，守住了底线。数日后，张彦泽被石敬瑭任命为左龙武大将军，作为高级将领到京城禁军中上班。

通过这几个藩镇节度使的故事，大家对石敬瑭治下的后晋王朝是个什么样子，应该已有所了解。公平地说，作为皇帝，石敬瑭是比较俭朴的，“以为衣，以麻为履”；石敬瑭也是比较仁厚的，除非造反，否则他几乎不会杀大臣，甚至该杀的都不杀；石敬瑭还多次下旨减轻百姓负担，但效果嘛，自然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