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译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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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平衡物

《纽约客》编辑阁下:

我注意到贵刊二月四日那期刊登了理查德·洛克里奇所写的一篇文章,关于他充当平衡物的生涯。既然你们在贵刊的前几页为这种可疑的文字开绿灯,我就准备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我也有过一个平衡物,如果我能在两千字内想起来的话,就算是给你们省事了。

跟洛克里奇不一样,我没有扮演过平衡物的角色——我获派的角色是在杠杆的另一头。此事发生在很多年前,在西雅图,那是一处边疆的定居点,三十万人生活在雷尼尔山的阴影下。在我所待的那段时间里,这座山从未投下任何阴影,然而随时准备好这样,它想要的,只是不亏不赚而已。我当时也根本没有投下任何阴影,不过我在一家报纸——《时报》——找了份工作,朋友给我介绍的,他肯定是把我吹上了天,因为城市版编辑约翰斯二话没说就要了我,还因为刚开始每星期给我开四十元而道歉。我从未做过称得上为报纸做报道的任何事情,也不相信《时报》会打算一星期给我四十元——想着那是我的朋友和约翰斯联手开的玩笑,然而不是开玩笑,那就是处于狂欢节情绪下的西北部濒太平洋地区的做事风格。

结果证明,我作为记者是百无一用,干了十一个月就被炒掉了,不过是在我跟平衡物有了一次缘分之后的事。

约翰斯很快就意识到用我时,有种独特的麻烦。尽管我时间观念强,又讲条理,但是我不知道“控告”这个词,电话上什么也听不明白。如果那些“特派记者”——他们是这样叫的——只是用自然的方式说话,我完全可以听明白,可是他们全都紧张兮兮的,非要按照“波士顿里的b”、“芝加哥里的c”那种方式,什么都这样拼,拼的时候,我一个单词也听不明白——我得听到这个词本身才行,我想我也有权听到。在电话上听一篇报道时,我会听糊涂,把“波士顿”或者“芝加哥”写下来,慢慢就听不明白了。不管怎么样,约翰斯看出来最保险的,是让我远离电话机和法庭,让我写点专题文章,这样的话,除了打字机上的空格键位置,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在西雅图,专题文章根本没有素材匮乏之忧。另外,《时报》习惯刊登关于自己的专题文章,只要有机会,而机会则是每天都有。我从来没见过哪家报纸对自身如此津津乐道——它就像一位中年作家一样,本身就有不少趣闻逸事。在我任职期间,《时报》找到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办法,来为自己提供关于报纸本身的专题文章,我觉得真是创意无限。只不过是报纸出版人C.B.布莱森上校向市里捐了一座大型钢制红绿灯,将其竖立在《时报》大楼的前面,挡着每个开车人的路。每天,这座红绿灯都会被一辆小汽车或者卡车撞倒,一位记者(通常是我)就会冲下去,就这次事故写篇专题文章,并提及这座红绿灯是由《时报》的出版人所捐赠。开车人很少受伤,所以允许记者用开玩笑的轻松口吻。

写了这么多,还没让大家读到平衡物,但是对那些想催促一位白发老人的读者,我可根本尊敬不起来。有一天,约翰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说他想派我上楼顶,写一篇关于上面的新铁路的小文章。

“怎么回事,约翰斯先生?”我有礼貌地问。

他就跟我解释《时报》楼顶有一段铁路,看门人在上面坐车。

我干笑两声,以此表示我明白他在耍我,后来却发现完全是真的。关于西雅图《时报》的一切全是真的,这才是不可思议呢。《时报》楼顶的确有一小段铁路,看门人的确在上面坐车。

“你自己去坐一次,”约翰斯说,“然后写篇故事,弄篇不错的专题小文章。”

当年,我对一切都感到害怕,现在还是。身处西部,离雷尼尔山这么近,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它,这让我感到害怕。为一家报纸工作,咋咋呼呼地专注于这座城市丑恶的一面,这让我感到害怕。我在市里的非露天地方看到的脸孔,无人接听的电话响了又响,另外我也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往上爬,这些都让我害怕。事实上,那位城市版编辑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和气、说话最温婉的人之一,他帮过我一次,至今仍让我感念。有一天,我写一篇文章时卡了壳,最后就像一个年轻人走投无路时那样,我把问题拿给他,尽管去麻烦他好像有点厚脸皮。有一件事,我该怎样表达?(我忘了是什么,不过我无疑是想把一桩二级重罪的错综复杂情节写进一篇不朽的文章。)我请教他这个难题怎么解决。

他考虑了一分钟,然后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这是个精到的建议,我现在还在努力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要命,今天上午我就写了多么大的一堆啊!真是奇怪了,一个平衡物就能让我写到如此之长

嗯,关于那段铁路……

约翰斯跟我说过,《时报》是美国惟一一家楼顶有铁路的报纸,可是那没什么,因为你可以提到关于《时报》的几乎任何事,在美国都会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有这么一位摄影记者,他高速驾驶一辆三排座旅行车到处去,一边向怀了孩子的女士说些鼓励的话,我肯定别的不会有哪家报纸会聘请这样的摄影记者,可是《时报》就有。此人有趣之极。他到哪儿都人称马蒂——可是他不叫这个名字——很多圈子的人都知道他。我经常坐马蒂的车去采访(《时报》的摄影记者配车,他们除了为记者提供道义及图片上的支持,还提供交通服务)。马蒂的富兰克林车是他的至爱,开车时,总是又嚷又叫、跳高跳低。除非他自己弄出很大动静,否则他不会觉得在赶路。他是个精力极其旺盛的人,说话带了点伯特·拉尔(1)式的粗声粗气的味道,还有点伦敦土音。他会把车往一群行人那边开,吓得他们四散奔跑,他还嘴里不干不净的,然后转过身狂笑半天。

“哦嗬,惠特尼,好小子,好小子。”他会粗声粗气地说,然后侧过身抓住我膝盖往上一点的地方,捏得能疼死人。我会一下子跳起来,让我的帽子撞到车顶变了形,马蒂则高兴地大叫,身子一起一伏的。

他热爱孕妇——我是说他真的对孕妇有种偏好。“我真爱她们!”他会嚷着说,“天哪,我真爱她们!”我想是新生命即将出现唤起了他的豪情——有个宝宝快出生了,他感到高兴,莫名其妙地欣喜若狂。他总是能看出哪位女士是有喜了,会把他的富兰克林车靠边插过去,大声喊道:“哦嗬,妈妈,哦嗬,亲爱的,这就是积福啊,这可真是积福啊!”然后他猛踩油门,车上的弹簧划了个完整的椭圆,我们的车子歪着开走。我常常会想到,今天西雅图的公民中有一小群人,现在正是成年后年富力强之时,他们还在娘胎时,就被人如此快活地带着赞赏之情欢呼过。

对,我对被派去写楼顶的铁路这件事,根本没怎么吃惊。

但是,当看门人陪着我走上楼顶,我跟写作对象面对面时,还是吓了一跳。我没料到会看到不怀好意铺就的一段铁路。说实话,我本想着会看到一段玩具铁路还是怎么样——一位出版人的玩具,也许是窄轨,上面有一台小小的蒸汽机车和两节可爱的小车厢。然而我看到的,是个丑陋的玩意儿,显然是由精灵们用偷来的东西悄悄建造的。沿着楼顶的周边,是一圈生锈的单轨铁路,没有好好校正过,而且固定得不紧。伸出屋顶边缘悬在空中的,是一个座舱或者笼子,由一截颜色暗淡的金属臂撑着,金属臂的样子就像冰钳的半边,能往外,也能往下摆。在这个跷跷板的另一端起平衡作用的,是一根平衡杆。当然,车轮搁在铁路上,作为支点——可以活动的支点。此时,座舱在跷跷板的高处,平衡物在低处。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不高兴地问。

看门人解释说《时报》大厦的顶檐下方有一溜电灯,修建这段铁路,是让人们可以接近这些电灯,以便在哪个灯泡坏掉时,能够换新的。“你看,你钻进那个座舱后,它就摆下去,把你往下送到灯泡旁边。”这就是典型的西北部濒太平洋地区风格:坏了个灯泡,先驱者的应对之策是修一段铁路。

我知道该我进座舱了。

“有什么东西能防止座舱因为我的重量而太往下了?”我抽空问道。

“当然有。”看门人亲切地说,“这个平衡块。”他用手指着绑在平衡杆上的一个混凝土小块。我看着平衡块,这次我知道我给耍了,它就像在流行小帽子的年份里女士的帽盒般大小。

“什么,那个小玩意儿?”我泄气地问。

“没错,”他回答道,“那可是实心的混凝土。”

“是什么让它这么小?”我问,“烟抽得太多?”我有心无力地想要保持这家报纸的传统,即冒险地生活,内心微笑,嘴里还开着玩笑。

“哎,看着不大,可是重。”他说,“另外,我推着你转的时候,也会压着这根杆。”

“你是说除了平衡块,你还得往下压着?”

“嗯,那得看情况,”他说,“你多重?”

“一百四十五磅。”我马上给自己加了点身高后,这样回答他。

“噢,一百四十五磅能行,没问题。”他说,“去吧,钻进去。我让你好好坐一次。”他抓紧平衡杆,准备好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平衡块,我站在那里时,它好像又缩小了。我抓着伸向外面的那截金属臂,小心翼翼地迈出屋顶,进了座舱。看门人用了力,我感到座舱下降,然后又稍稍上升,然后再下降,直到在我和看门人以及平衡块之间慢慢地大致平衡。想到在我难受之余,很快还要再动,往前动,我犯了恶心。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又高兴起来:当时我真正想要的,是有机会为一位城市版编辑而死,机会就在眼前,只是掉下五层楼这样容易。

“还好吧?”看门人问。

“还好。”我回答道,“开始吧。”

我感觉座舱晃晃悠悠地往前去了,也听到车轮在铁轨上辗过。我能感觉到看门人在用力。用力吧,亲爱的看门人。我纳闷他为人怎么样,这个作用关键的陌生人。

灯泡擦着我右耳一一掠过。下面,在张着大口的街上,是《时报》的红绿灯,坚定地等待着下一次正面撞击。(这次是从上面,我想。)我往东看了一眼喀斯喀特山脉,可爱的山脉,我曾经以它来指引我的T型车向西寻找边疆。座舱一上一下地慢慢前进,到了楼角,拐过去,车轮边吱吱嘎嘎地响着。我又往西看了一眼奥林匹克山脉,巍峨庄严,最后的一带,等待被征服的最后边疆。

“几点了?”我随随便便地问,想以此向看门人表明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记者。这几个字刚刚往上传过楼顶的边缘,我就意识到十足的看门人做法,会是松开平衡杆,把表掏出来。“算了!”我急忙喊道,“算了!我刚刚看到一座钟。”

我们这一程是个三角形,因为《时报》大厦以纽约的《时报》大厦为蓝本,只有三边。我尽职尽责地坐完了全程,历时四分钟左右,我想。好像还要久一点,因为座舱很轻,像鸟一样,一会儿往上一点点,一会儿往下一点点——这段细如蛛丝的铁路,虚无缥缈的路基啊。我能凭我胃里的感觉判断出看门人何时在认认真真地用力,何时他只是凭着惯性让它滑行。

“怎么样?”我谢天谢地回到楼顶后,他问我。

“不错。”我若无其事地说,“设计得了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写文章了,没问题。”

他和我都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我才来写这篇文章,但生活就是这样,不是吗,洛克里奇?

——E.B.W.


(1) 伯特·拉尔(1895—1967),美国演员,曾演出电影《绿野仙踪》里胆小的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