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What It Was Like

我在NARAL[1]的朋友们让我跟你们讲讲“罗诉韦德案”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在1950年，你二十岁怀了孕，并告诉了你的男朋友，他会跟你说他有个战友，女朋友跟他说自己怀孕了，于是他所有哥们儿都跑来跟他说：“我们都睡过她，谁知道孩子的爹是谁？”然后你的男朋友会因为这个笑话哈哈大笑。他们让我跟你们讲讲那种生活是什么样的。

他们让我跟你们讲讲，如果那时候一个女孩怀孕了——我们那时候还没到“女人”的年纪——如果一个大学女生怀孕了，如果她的学校发现她怀孕了，会二话不说开除她，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你原本计划从学校毕业，获得学位，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你快要从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毕业时怀了孕，如果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法律要求你生却称其为“非法”的“私生子”，这个不被它父亲承认的孩子，这个会剥夺你养活自己能力的孩子，它让你不能去做你知道自己有天赋且有责任去做的事情。他们让我跟你们讲讲那种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无法想象身为女性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法律下的生活什么样。五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也很难记起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法律下的生活什么样。多亏“罗诉韦德案”，在美国，人们已经有半辈子没过过那种生活了。

但此时此刻，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的：中途退学，放弃学业，靠父母接济度过怀孕、生产和育儿阶段，直到我能找份工作，能够独立养活自己和孩子，如果我这么做了，如果我按照那些反对流产者的要求这么做了，那么这个孩子就是我为他们而生的，为那些反对流产的人，为权威，为理论家，为原教旨主义者而生的。我是为他们生了一个孩子，那是他们的孩子。

但这样一来，我就不会生出我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或者第二、第三个孩子。他们才是我的孩子。

那个胎儿的生命会阻止、杀死另外三个胎儿，或者另外三个孩子，或者三条生命，随便你怎么称呼。他们是我的孩子，我所生的、我所要的、我与我丈夫共同要的三个孩子——如果没有流掉那个不想要的孩子，我不会遇见我的丈夫，不会与他结婚，因为1953年当他拿到富布莱特奖学金乘坐玛丽女王号邮轮去法国的时候，我却无法拿到富布莱特奖学金乘坐玛丽女王号邮轮去法国。我会是一个带着三岁孩子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未婚妈妈”，没有工作，中途辍学，靠父母养活，不能结婚，对自己的社区毫无贡献，只是又一张吃白饭的嘴，又一个无用的女人。

但我必须生下那些孩子，我的孩子，伊丽莎白、卡洛琳、西奥多，他们是我的快乐、我的骄傲、我的挚爱。如果我没有违背法律流掉那个没有人想要的生命，我的孩子们就会被一道冷酷、偏执而愚蠢的法律流掉。他们就再不会出生。这想法是我无法承受的。因此我祈求你们看一看什么才是我们必须拯救的，不要让那些冥顽不灵的厌女症患者将它从我们手中再次夺走。请救救我们赢取的战利品，救救我们的孩子。你们还年轻，趁着为时不晚，救救你们的孩子。

在俄勒冈NARAL一次会议上的演讲，2004年1月

[1]即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全美流产权行动联盟），创立于1969年，其宗旨是为女性争取堕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