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难忘的入党经历

陈以勇

入党那年，我才19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战士，当时在驻京某部担任新闻报道员。在人人都是军官、个个都是党员的机关中工作，加入党组织的心情格外迫切。于是，我郑重其事地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至今还记得最后一句话写的是“我愿意随时接受党组织对我的任何考验”。果不其然，有好多种考验在我入党之前接踵而来。

考验之一是“亲情”：父亲早已愈合的“政治伤口”被我撕开。记得那年部队党组织在拟接受我为中共预备党员之前，向我父亲所在单位党组织发出了家庭成员政治审查外调函，没想到该单位的回函是对我父亲是否属于“文化大革命”“三种人”的问题需作复查。自古忠孝难两全，明知此事会给敦厚本分的父亲陡增极大压力，但入党心切的我还是“大义灭亲”式地要求父亲配合，解开这个“历史谜团”。

在痛苦中煎熬数月之后，终于盼来了复查结论：我单位现已查找到过去所作的审查结论，该同志不属于“文化大革命”“三种人”，政治历史清白。借此，我才了解到父亲当年在某机关担任秘书时，因拒绝参与揪斗“资产阶级当权派”而被造反派扫地出门、告别“仕途”、从此隐姓埋名甘当教书匠的历史，对这名老党员几十年来相信党、跟党走、不怨党的初心和气节，陡生敬意。

考验之二是“军情”：挖地三尺也要把丢失的文件找出来。入党前夕，我正在塞外某地部队演习一线忙着写报道，有一天突然受领了政工组交给的紧急任务：立即回京将演习驻训中的政治工作情况报告等材料送至上级机关研审，并带回上级首长及机关的最新指示要求。我将密封好的文件袋装进军用挎包，爬上一辆运煤回京的军用卡车，当时在煤堆上铺了不少报纸权当座位，但在密不透风的篷布车厢内得拼命扇动手中的文件袋来驱除酷热。

夜幕降临时，我终于抵达位于北京市郊的营区，瞌睡中的我被老兵司机轰下了车，等冲了个凉水澡、吃了碗泡面，我忽然发现随身携带的文件袋不见了踪影。当时我头脑轰地一下，拔腿就往部队煤场跑去。此时，在煤场卸了煤的军车已不见踪影，我判定装有重要材料的文件袋肯定被埋在了煤堆里，于是发了疯似的用锹铲铲、用手扒，十个指头被磨得鲜血淋漓也没有知觉。就这样在几个煤堆里摸爬滚刨了大半夜，直到晨曦微露的时候，我终于把这个灰头土脸的文件袋刨了出来。悲喜交加的我紧紧抱着失而复得的文件，坐在煤堆上号啕大哭了一场，不过也暗暗庆幸，倘若真的捅了这个大娄子，哪还有什么脸去入党啊？

考验之三是“友情”。我们那时在部队很流行这样的说法：“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三个公章，不抵一个老乡”，同乡战友扎堆抱团的现象盛行一时。于是，与我同时从家乡入伍的30多个战友，提议大家偷偷“拜把子”搞个同乡会。可我想到部队的作风纪律整顿经常剑指这种团团伙伙、老乡观念，便在他们的聚餐、合影“拜把子”活动中当了“逃兵”。这个同乡会后来东窗事发，有多人因私藏弹药、打架斗殴被劳教或除名。而我远离这个团伙，如愿入了党。

考验之四是“恋情”：纪律的高压线下你我只能擦肩而过。记得我申请入党的那年在塞外某地“夏练三伏”，大家三人或五人一组住在当地老百姓家中。我的房东的女儿小芸是个小我两岁、正在读高中的“校花+学霸”，暑假在家见到解放军特别兴奋，与因工作需要经常留在她家中的我更是格外近乎。按部队要求我应做到让房东家“缸满院净”，可挑水桶、扫把经常被她抢去替我完成了任务。有时我出去跑连队采访一整天才回来，发现泡在洗脸盆里的脏衣服已被她洗净、晾干、叠整齐。我负责采编每两天一期的《驻训快报》，经常忙不过来，她主动请缨以一手工整清秀的楷书帮我誊抄刻写。就在恋情一触即发之际，正积极申请入党的我保持了理智：严禁与驻训地点姑娘谈恋爱是铁的纪律，这根高压线无论如何碰不得！在部队撤离的那一天，小芸姑娘在欢送的人群中哭成了泪人，而我在军车上故意扭过头去佯装看不见。从此，这段美丽的邂逅变成了永远尘封的记忆。

我在入党之前所经历的种种考验，没有枪林弹雨，没有惊心动魄，但件件都刻骨铭心，它们也成了入党之后时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团火”、那“一束光”，至今没有熄灭，不断照亮前路。

（北京市财政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