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源流

马克思说过，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一天等于二十年，有时候二十年等于一天。雅斯贝斯则说，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七百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都是在讲历史发展的差异性问题。不同历史时期向后世显示意义的大小在不同领域里显然是有差别的。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史来讲，周秦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今天所谓的“传统文化”，其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凝聚成形的，因此，记录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演进历程的历史典籍，自然备受历代研究者的关注。当代有的文化史研究者把它们称为“文化元典”，竭力探究其中蕴涵的“文化元”，目的在于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提供借鉴。这件工作显而易见是有意义的。在这些文化元典中，《尚书》无疑属于“元中之元”，地位显得特别突出和重要。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断限》篇中对此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说法：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

“七经”是指儒家学派的七部经典，在刘知幾生活的初唐时期，被尊奉为“经”的儒家著作已经从五种扩展到七种，故称为“七经”；而“百氏”则是指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及其以后各位思想家们的著作。事实上，刘知幾在这里是用“七经”和“百氏”来总括古代学术的。由于《尚书》是一切学术的渊薮，所以正确的学习次序是，先把《尚书》读熟，然后再读其他著作。平心而论，刘知幾的这个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尚书》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至于后来围绕《尚书》而出现的今古文之争及其真伪之辨等等，则是文化元典迷人魅力的一个个具体表现形式，也应该有个历史的说法。因此，这里就先从《尚书》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几个不同名称谈起，进而说到它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后世中国历史发展的种种影响，旨在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部重要的文化元典作出一个全新的文化诠释。不当之处，敬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