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活在岁月中的历史

胡野秋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是中国人发明了瓷器。在英语语汇中，“中国”与“瓷器”同为一词：CHINA。早在唐宋之际，中国的瓷器就远涉重洋，成为欧洲皇室和贵族的珍品，但欧洲人一直苦于造不出瓷器。直到18世纪中叶，欧洲传教士才苦心孤诣地获得了中国瓷器的制造方法，烧出了他们自己的瓷器，其实也都是中国瓷器的仿制品。

中国瓷器产地众多，享有“瓷都”之誉的有三个地方：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湖南醴陵。“三都”各有千秋，景德镇以青瓷和粉彩著称，德化的白瓷被称为“中国白”，而醴陵釉下彩瓷更是令人惊叹。

久闻醴陵瓷大名，但终不如景德镇瓷器为人熟知。此次借张道新兄大作《百年瓷魂醴陵窑》出版之际，才第一次集中地领略醴陵瓷的风采。道新兄将百年多以来的醴陵瓷器依序收录，达百件之多。这样的规模，实让我等大饱眼福。

道新兄在国画上用功甚深，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道新为人敦厚良善，讷言敏行，毫无清高之气，颇有儒家风范。他近年用了大量时间致力于残疾人慈善事业，埋头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善举，倒也不奇怪了。

道新的另一重身份是收藏家，而且收藏范围极为广博。笔者曾在数年前筹备一个读书月“尺牍文心——名人手札大展”，深感藏品欠丰。正在力不从心之际，是道新兄的收藏帮了我的大忙，展览大获成功。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道新兄的珍贵名人手札藏品，此展是断难称“大”的。因此，我对道新兄始终心存感激。

这次他把一百多件醴陵瓷器集中展示出来，实际上是把一部近代陶瓷史呈现给了我们，因为除了少数几件宋代老窑青釉碗，大多是醴陵釉下彩瓷，而釉下彩瓷的诞生是清末民初的事情。

在我看来，醴陵瓷最惊艳的是釉下彩。在此以前，釉上彩是陶瓷的主要工艺手段，因为彩色釉含有铅毒，作为家常器皿，尤其是食器，毕竟令人不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作为北洋政府总理的湖南凤凰人熊希龄来到醴陵，陪同者是曾经参与过“公车上书”的醴陵举人文俊铎，他们两个人改写了千年醴陵瓷器的历史。熊希龄以实业兴国的热情和手中掌握的权力，筹款振兴醴陵瓷业，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并亲任湖南瓷业制造公司总经理，而文俊铎任湖南瓷业学堂监督；还聘请了景德镇瓷器技工，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醴陵瓷从此由粗瓷生产进入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五色釉下彩也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并成为醴陵瓷对中国陶瓷的最大贡献，获得了“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之美誉。

抗日战争中断了醴陵瓷器业脉，新中国建立后，醴陵瓷才重获新生，一度成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瓷及国宴专用瓷、馈赠外国政要的国礼瓷，醴陵釉下五彩瓷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红色官窑”。

展阅道新兄编撰的《百年瓷魂醴陵窑》，从五彩斑斓的醴陵瓷品中，我读出了千年人文的积淀，读出了百年世事的变迁，读出了花鸟虫鱼的世界，也读出了人民领袖的风采。

醴陵瓷让我们赏心悦目，更让我们珍惜岁月。

世界每天都在变化，不变的是穿越古今以至未来的瓷魂。

2021年9月

于深圳无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