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诊断-开药”模式对焦虑症的诊治具有局限性

来访者：医生，我想住院治疗。

医生：你的焦虑并不严重，无须住院，门诊治疗即可。

来访者：我都治疗那么长时间了，不仅不见好，还有那么多症状。

医生：一直以来，你来我们这里只要求配药，但根本没在心理卫生科好好地治疗。

来访者：5年前，我在杭州XX医院诊断为广泛性焦虑障碍，一直在服用他们开的药物，你怎么能说我没有好好治疗呢？

医生：对于焦虑障碍的治疗来说，药物就像游泳圈，是治标不治本的，除药物之外，更需要进行心理治疗，如：学习如何与症状相处、接纳负性情绪、改变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等等。我曾经建议过你数次进行心理评估和心理治疗，而你一直表示拒绝，认为自己心理没问题，只是有点焦虑，不需要心理评估及治疗。

来访者：我现在很难受，只想住院治疗，你就给我开张转院证吧。

医生：对不起，就你的状况来说，住院治疗获益的可能性不大，或许你只是把医院当成了“心理避难所”，这样对彻底摆脱焦虑没好处……

来访者家属开始大声地骂道：你这医生一点医德也没有，病人都那么痛苦了，你还不开转院证，你就忍心看他死啊……

这是发生在我们心理卫生科的一幕情景，类似该来访者的“要求”在焦虑症患者中非常普遍。由于他们比较着急地想摆脱焦虑症状，往往是病急乱投医，有些焦虑症患者不断要求住院，反复进行医学检查，除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之外，焦虑仍是无法根治，人格也出现了退化。有些焦虑症患者长期服药，不仅导致其对药物的依赖，还出现医源性的身体损害，但仍不时地受焦虑症状的折磨。许多医生也是如此，对焦虑症状不加区分，一概使用抗焦虑的药物治疗。作者还见过更糟糕的，有些“好心”的医生以“精神障碍”的名义给焦虑症患者办理了“特殊病种”证明。

从短期治疗来看，许多时候“下诊断-开药”模式对缓解焦虑症状是简便而有作用的。但从长远看，这种模式对焦虑症患者的治疗是不利的。因为，一个人到底患有哪一类的焦虑，并不能简单地从患者的外在表现来推断。例如，来访者由于有不正当的婚外情，情感上极度痛苦而前来求治。临床医生最初往往不会知道该来访者是由于另有新欢而激起了强烈的本能冲动，还是由于潜意识觉知桃色事件将严重威胁来访者的安全、名誉和家庭，或者是来访者因为私通正经受着内化了的道德观的惩罚。如果医生不能去区分该来访者焦虑的类型，识别焦虑症状背后的问题，以及这些焦虑与心理发育阶段相关问题的意义，那么，单纯用药治疗的效果最多是暂时控制了焦虑症状，但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更不要说促进心灵的成长了。

有心理卫生科临床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焦虑症患者在服药之后，原来严重的焦虑症状许多时候会有所好转，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旦停药或长时间服药出现抗药性后，个体就会产生更强烈的焦虑，同样情形我们在失眠、酗酒、吸烟和吸毒的人身上也常见到。如果一个人睡眠不好，总要借助安眠药来入睡的话，一旦停止服药，就会出现噩梦不断或梦魇的状况。这是因为，服药后，大脑的神经细胞受到抑制，无法做梦；而在停止服药后，被麻痹的神经细胞会比原来更敏感、更脆弱，也就更容易做梦。如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会重新服药，而且加大剂量，以恢复无梦的睡眠。这既是医生建议病人逐渐减少药物剂量、不能突然停止服药的原因，也是医生一再告诫病人要经受住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程度严重的焦虑和兴奋状况考验的原因。

因此，把焦虑问题作为“疾病模式”进行对待，除了会受到制药公司青睐和方便医生开药之外，对理解和帮助焦虑来访者并没有多少益处。下面这位来访者的情况即是如此：

来访者，女性，54岁，因反复紧张、失眠5年求治。5年前因子宫颈被怀疑癌前病变，开始出现焦虑症状，失眠多梦，被诊断为“焦虑障碍”。来访者服用药物治疗后，其症状控制良好，1年后停药。此后不久再次由于身体不适，伴有紧张、担心、失眠而恢复药物治疗，医生告诉她这次服药时间要长一些，以防止复发。来访者这次的依从性也很好，在医生的指导下把药物减少到了每3天服半片草酸艾司西酞普兰。两个月前，由于身体出现一些和妇科相关小状况，她的症状又开始加重。这次，病人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台州医院心理卫生科就诊，寻求“彻底”的治疗方法。医生建议其进行系统的心理治疗，她说：“医生，只要身体状况良好，不癌变，我就不会焦虑。”医生说：“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得癌症呢？你焦虑的背后是对死亡的恐惧，难道你希望后半辈子都用药物麻痹自己吗？”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开始了为期10次的正念治疗。后来，她不仅摆脱了药物，而且人格得到了成长。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此并没有否定药物能缓解紧张、焦虑等症状，只是在强调：从长远的角度看，“下诊断-开药”模式对焦虑的诊治具有局限性，而且有长远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