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左传》与古代的文学

《春秋》三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左传》一书，无论哪一类、哪一种文学史都会涉及它，一般将它归入“历史散文”“先秦叙事散文”或“史传文学”中。这就说明《左传》尽管是历史性经书，但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以至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左传》是“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辞宗丘明，直归南董”，可见《左传》的艺术成就之高。

《左传》在孔子《春秋》的基础上对编年体史书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言事相兼”的重要特色，在叙事方式上，采用了正叙、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陪叙、明叙、带叙等二十多种，奇正变化，神妙莫测，所以《左传》所塑造的历史人物显得真实而生动，给人栩栩如生的感觉，上到天子、诸侯、春秋五霸、卿大夫，下到平民百姓，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塑造。当然，《左传》在描述很多历史人物的时候，并非进行一个一个的叙述，而是很多历史人物一同出现，并通过相互对比的形式，来塑造人物的形象，实现惩恶扬善的目的。比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不君”便是如此：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唯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在这一段中，作者用丰富而细腻的笔墨，描述了昏君晋灵公的骄横无聊、宰相赵盾的忠贞、车夫提弥明的勇猛、义士麑的忠义、武士灵辄的侠义、良史董狐的敬业等各种人物形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描述，充分体现了《左传》高超的文学手法。

另外，《左传》叙述历史事件，如记载一百多次大大小小的战争的时候，对战争的发生、过程、气氛、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对话论辩都有所涉及，整个过程描绘得十分细腻、非常精彩，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长勺之战等等都是如此。梁启超在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中评价说：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诘曲聱牙之病，颇易习诵。[16]

梁启超从《左传》记事、记言两个方面作了高度评价，这说明《左传》摆脱了之前《春秋》对历史扁平化的记载，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记载注重抓住人物的关键特征与事件的尖锐矛盾，着力描写，这样就将人物与事件写得非常精彩、生动。

《左传》不仅仅描写大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还描写了很多小人物与小事件，通过这些小人物、小事件来穿针引线、烘托气氛。比如《左传》鲁宣公二年（前607）记载，郑国出兵攻打宋国，宋国四朝元老、军政大臣华元带兵回应，但华元不幸被对方擒获，宋国因此大败，为什么？就是因为华元少给他的车夫羊斟“一碗羊肉”引起的，文曰：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牂，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

《左传》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说，作为三军统帅的华元，在战争之前，为了鼓舞士气，就杀了很多羊，做羊肉汤犒赏三军，但是却没有给他的车夫羊斟分一碗。到了战争的时候，车夫羊斟出于内心的不满，自言自语说：“过去分羊肉的时候，你做主；现在驾车大战，由我做主。”于是，自己就将统帅华元的马车赶到郑国的军队之中，以至于郑国很轻松地捉住了华元。宋国也因此输了这场战争。后来，宋国用一百辆兵车、四百匹马将华元赎了回来，还没有交完一半赎金，华元自己偷着跑了回来。这个时候，车夫羊斟已经在国内了。华元就对他说，那次战争是不是因为你的马不听话才这样啊？羊斟说，不是马的问题，是我自己故意这样做的。说完，就跑到鲁国去了。《左传》穿插了羊斟这件小事，使得宋郑之间战争变得很有戏剧性，这样的描写与叙述，就尽量避免了叙事上的平面化、程序化，让文章更加生动、富有生机。

又比如在写召陵之盟或者说齐国讨伐楚国的时候，《左传》穿插了一件齐桓公的家庭琐事，即齐桓公与妃子蔡姬之间的夫妻矛盾，《左传》僖公三年、四年在写这件事的时候，非常简洁，却很传神：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这件事说的是，齐桓公与蔡姬在自家的后花园中划船，年轻的蔡姬摇动着船，船不稳，以至于年纪很大的齐桓公都要掉到水里了。齐桓公制止蔡姬，但是蔡姬反而觉得很好玩，依旧我行我素，齐桓公一怒之下，就把蔡姬赶回娘家去了。蔡姬的哥哥是蔡穆侯，他觉得自己的妹妹被赶回来，自己很没面子，一气之下，就把蔡姬许配给了齐国的仇敌楚成王。这件事激怒了齐国，随后齐国便攻打蔡国，并进而攻打楚国。其实，齐国攻打楚国早已经有预谋，因为在此之前，齐国就已经在阳谷之会上与宋国、鲁国商讨伐楚的事情了。只不过，《左传》穿插了这个小故事，让人觉得当时一场大战居然发生得如此有意思，也很合理，这既增加了《左传》的文学性，也更能突出齐、楚两国之间矛盾的尖锐。换句话说，《左传》以微不足道的小事，来反映春秋时期的家庭伦理矛盾、王室衰微的现状，更体现了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信任，任何小事包括家庭琐事都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

总的来说，《左传》作为我国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或史传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作为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最早也最直接地受到了《左传》的影响。《史记》采用了《左传》中的大量写作素材与文字，在人物与事件的写作技巧、语言风格上也多和《左传》相似。比如《左传》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来突出人物的性格，《史记》也是如此，比如《史记·项羽本纪》就通过“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等多个具有尖锐矛盾的历史事件、历史情境来体现项羽的勇敢善战、直率无谋、慷慨激昂的性格。另外，《左传》善于通过人物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的方式，在《史记》中也多有体现，比如项羽、刘邦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可以看出项羽的豪气与霸气；而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明显底气不足；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气势上显得不足。这些都说明《史记》对人物的刻画受到了《左传》的影响。可以说《史记》继承并发展了《左传》的艺术成就，并将它推向顶峰，所以鲁迅高度评价《史记》，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这与司马迁《史记》效法《左传》有直接的关系，正是有了对《左传》的借鉴，才有了《史记》的创作，可以说，《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