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经与中华传统文化
十三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们产生的时间不同，内容与思想也极为不同。就《周易》而言，它最初产生时是为了占卜吉凶，不过《易经》六十四卦、卦爻辞也是上古时期阴阳观念、整体思维的一种体现。尽管后来《易经》经过孔子的努力，转化为哲学的著述，但是占卜算命依然很流行，《周易》仍被视为其思想理论的来源。比如古代流行的看面相，就是基于《周易》的阴阳学说，因为在《周易》看来，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组成，气清者为贵，气浊者为贱，所谓气质不同，命格自然不同。
实际上，《周易》经过孔子《易传》的阐发，从占卜之书转变为哲学经典，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成为十三经之首。《周易》所蕴含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正如《四库全书》所评价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6] 在清人看来，《周易》所蕴含的道理实在是太广泛了，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韵学、算术、炼丹、中医、科技等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都与《周易》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总之一句话，《周易》是中国古代一切思想文化的源泉。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其中易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此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中国哲学的发展与易学的发展一直相伴而行，如影随形。包含华夏先哲深湛智慧的《易经》，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由阐扬《易经》而成的《易传》，是先秦哲学的最高成果。在汉代确立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不仅是魏晋三玄之冠，宋明道学主原，而且成为近代新学的基干，现代新儒家的宗主。《周易》之所以被称为中华第一经，关键即在于易学是贯穿中国哲学历程的中心线索，《周易》是中国哲学的首要资源。”[7] 可以说，《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与基石，是中国哲学的思想源泉，离开《周易》则中国哲学无从谈起。
《尚书》也是中国古代的经典之作，是文化的渊薮，正如唐代刘知幾在其《史通·断限》中所言：“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8] 可以说，《尚书》内容涉及政治、宗教、哲学、伦理、道德、法律等多个方面，它所宣扬的政治哲学、文化伦理对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固、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正如顾颉刚所说：“《尚书》一书可说牵涉到全部中国古代史，以至影响全部中国史。”[9] 另外，《尚书》作为夏、商、周三代文明与文化的精华，尤其是它所宣扬的以民为本、“以德治国”、大一统等政治理念与天命观、阴阳五行学说等，对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影响非常大，历朝历代的帝王都将之作为政治教科书和治国宝典，官僚士大夫也将它作为修身治国的“大经大法”，它也是古代科举士子们考试的必读书。即使在今天，《尚书》依旧有它的魅力，毕竟它所说的很多政治道德，比如为政者要亲民、心怀仁德、礼法并用在今天依旧有重要的价值。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价值，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诗经》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首创性的文学杰作，它的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影响后世文学至深，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是在《诗》的导引下得以发展的。”[10] 正是由于丰富细致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汉乐府、建安诗、唐诗、宋词以及元杂剧和明清小说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色。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反映的是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包括创业建国、社会生活、婚姻爱情、仪礼习俗、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等多个方面，许多诗篇都可以说是史诗。这对于了解、研究中国先秦史的学者来说无疑至关重要，正如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中所说：“《诗经》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产生在上古时代的这些篇章，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保存了丰富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而且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所以它对于研究史前史、西周史和春秋史，都是宝贵的资料，也有助于研究历史地理、宗教学、神话学、社会民俗学、人类学的众多课题；诗篇中记载的各种名物，对于研究农业史、古代博物学、古代天文学，也不可或缺。现在，《诗经》的文献价值，越来越多地被史学界所重视。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一位研究通史和先秦史的历史学家不在论著中利用《诗经》中的史料；我们可以说离开这部文献便写不好先秦史。”[11]
礼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从大的角度来说，礼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从夏商周一直沿袭到清代，维护着中华大一统的存在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正常进行；从小的方面来说，礼又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道德规范，规范着上到君主贵族下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风俗、伦理政治、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作为礼仪之邦的礼学经典——三《礼》也一直得到历朝历代君臣、百姓的关注与研习，成为古代的显学之一。
《周礼》六篇记载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将天、地、四时（春、夏、秋、冬）与六大官属相联系，从而构成国家行政机构体系，大到天下九州区划、邦国建制，小到沟洫道路、草木虫鱼，涉及官制、礼仪、兵制、学制、刑法等多个方面。整体上看，《周礼》建构了一种以王为中心的自上而下层层领导的政治体制，这也是周代官制的基本展现。
《周礼》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即政治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隋唐设立三省六部制，其中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就和《周礼》中的六官（天、地、春、夏、秋、冬）相对应。还有历史上的王莽改制、西魏苏绰定制、唐玄宗定《开元六典》、宋代王安石变法等等，也都是仿效《周礼》进行制度变革并加以完善的。其中西魏宇文泰在苏绰的建议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根据《周礼》推行新的官制，抛弃了魏晋以来的官职名号，仿《周礼》设立六官：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其余官职称号也都仿《周礼》。
《仪礼》一书从不同角度规范着中国古代的各个领域，正如清人邵懿辰所言：“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聘食以睦邦交，朝聘以辨上下。”[12] 总之，《仪礼》从不同角度规范着中国人的言行举止，铸造了中华民族注重礼仪的民族精神，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仪之邦，并维系着这种文明继续传承与发展。
中国在几大文明系统之中具有独具一格的礼乐传统，这与《礼记》的诠释有直接关系，通过诠释，《仪礼》的价值与意义得到了再现，礼仪成为文明存续的重要保障。可以说，《礼记》作为礼学著作，反复强调礼仪的重要性，认为它不仅是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在《礼记·曲礼上》及《郊特牲》中亦有云：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礼记·郊特牲》）
这里将礼仪的发生，与天地、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义相沟通，体现了礼仪不仅是秩序存在的保障，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礼记》还将礼仪视为社会秩序、人伦道德存在的重要前提，如《礼记·曲礼上》所说：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礼仪在道德仁义、风俗民情、争执诉讼、上下等级、礼义教化、治军施政、祭祀祈祷等各种事项的贯彻中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因如此，中国一直被称为礼仪之邦。更为主要的是，中国的礼仪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突出人文精神，与西方宗教化的礼仪有着极大的不同。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礼仪被泛化，一切都可以用礼来规范、来表示，礼仪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一种规则，更为主要的是它也被视为道德的重要体现。是否遵守礼仪，也被看成是否有道德。换言之，礼仪被道德化了，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与习惯。
《春秋》三传，如今来看它们属于史书，但在古人看来，它们是哲学、政治之书，是孔子政治思想最重要的体现。《春秋》三传实际上是以历史叙述的形式或者说以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表达深刻的政治哲学。《春秋》在中国古代影响非常大，中国历史上的编年体史书，比如《左传》、《资治通鉴》、历朝实录等等就是根据《春秋》体例编纂而成的，无论是在编纂思想、编纂形式还是内容选择上都受到《春秋》的直接影响。二十四史尽管是纪传体，但实际上它们是《尚书》《春秋》的混合体。《春秋》的写作手法，即“春秋笔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即“一字定褒贬”。《春秋》三传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比如解释《春秋》的《左传》，就通过“君子曰”抒发评论，首创“史”“论”结合的体裁。后来，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曰”，就是效法《左传》而来，《资治通鉴》后面一般是“臣光曰”，还有很多正史都有“论赞”等，有学者认为《左传》“君子曰”开启了史学评论的新方式。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主要讲的是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主要是仁和礼两面，仁是内在本质，礼是外在体现，正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就如我们今天讲法制一样，如果让孔子来看，法制要以爱人、民生为根本，否则就是形式。当然，《论语》不是全都在说教，它主要是通过孔子和弟子对话的形式，或者孔子对弟子教育的形式来反映孔子的思想，比如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还有具体的做人做事的准则。比如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思想，《论语·宪问》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有人问：“不记别人的仇，反而给他好处，如何？”孔子说：“那用什么报答别人对你的好呢？应以正直回应对别人的仇恨，用恩惠报答恩惠。”
《论语》一书中主要表达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相辅相成、表里如一、不可分割的关系。仁即道德伦理（重在亲亲、爱人），它是实现等级礼制的前提和基础，而礼即社会政治秩序（重在名分、责任），则是仁所实现的最终目标。所以，就此而言，《论语》所展现的仁学思想体系，其实就是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的融合体，正如美国学者史华兹所言：
在《论语》中，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它所表示的仅仅是整个规范性的社会政治秩序；除了相应的家庭的与社会政治的角色、规矩、品行所构成的网络以外，还表示与各种行为——礼仪的、仪式的以及伦理行为有关的“客观”命令，这些命令支配着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从另一方面讲，它也明显地重视个人“内在的”道德生活。[13]
就是说，孔子所宣扬的道德伦理—社会政治思想体系，其思想的起点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其终点是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即我们常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如果从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孔子所提出来的新仁学，可以说是先秦以来思想范式的重要转变：即从周公时代倡导的以“礼”为核心的礼乐体系转化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这个思想范式对于后来有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从此之后，仁成为儒家学说最为核心的标志。
讲究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孝道不仅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人们的思想，也同时成为人们评价他人言行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即民间常说的“百善孝为先”。《孝经》是十三经中内容最少的一部，共有1799字。这部书专门讲“孝道”，在中国古代一直得到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的重视。可以说，注重孝道、孝行，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
中华民族注重孝道、孝行，这与中华民族乃农业文明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在家族血亲关系的处理中，非常强调长辈、晚辈之间的伦理关系，从先秦开始就将孝治作为至关重要的治国理念，孔子《孝经》的成书只不过是对先秦时期孝道、孝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已。随着汉代儒学官学化，《孝经》也被作为为学处事的必读书，更是必读的启蒙读物。这样一来，《孝经》学在以往的基础上得到长足的发展，它成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字数最少的经典之作。对此，正如胡平生所说：
中国的古书浩如烟海，如果说让我们从这个浩茫的书海中评选出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著作的话，我想那毫无疑问要属《孝经》了。《孝经》总字数不过一千百余言，可是，两千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广为传习，倍加尊崇，影响所及，远至异族异国。[14]
的确，一方面《孝经》本身字数极少，但另一方面它作为儒家的核心经典而得到了历朝历代的重视，更为主要的是《孝经》所宣扬的孝道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并被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随着中国文化、儒学传到世界各地，《孝经》也备受东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的重视。
《尔雅》在十三经中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书，在晚唐时期升格为经书。它是我国古人阅读古文献、通晓方言、辨名识物的一部古汉语工具书，它是对上古以来古字、古词进行解释的一部综合性辞书。它对我们研究《诗经》《尚书》以及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有关先秦时期的疾病就有多种，《释诂》中就说：
痡、瘏、虺颓、玄黄、劬劳、咎、
、瘽、瘉、鳏、戮、癙、癵、
、痒、疷、疵、闵、逐、疚、痗、瘥、痱、
、瘵、瘼、癠，病也。
以上这些词语都表示人的各种病态，或者说是身体非正常的状态。比如“痡”，意思是说人疲劳不能行走的病症。“瘏”是人劳累过度所导致的病症。“虺颓”也作“虺
”，表示生病的样子，《诗经·周南·卷耳》有句诗就说：“陟彼崔嵬，我马虺
。”玄黄也是生病的样子，《诗经·周南·卷耳》也有句诗说：“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劬劳”表示劳苦、劳累的意思。“咎”表示灾祸，古人也常常把病看成是灾，《周易》中就有“无咎”的卦爻辞。“
”，表示憔悴、瘦弱，一般也作“瘁”，诸葛亮《出师表》中就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意思是说不辞辛劳，竭尽全力，贡献自己的一切。“瘽”是“勤”的古字，表示积劳成疾，与前面“劬劳”意义相近。古人常说“勤民”，意思是说，让老百姓很辛劳。“瘉”指劳累困顿而生病，《诗经·小雅·正月》就有：“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意思是说，父母生我不逢时，为何令我遭祸殃？苦难不早也不晚，此时恰落我头上。“鳏”，同“瘝”，表示病患疾苦，有时候也表示孤独忧患，我们常说“鳏夫”，就是指没有妻子或老了丧妻的人。“戮”，就是羞辱、侮辱，比如戮人就是罪人，戮民就是受刑罚的人。“癙”，内心忧郁而产生的疾病。“癵”，积忧成疾，肌体消瘦。“
”，表示忧愁的病症。“痒”，忧思成病，这较前面的“癵”多了思想的成分，长期忧愁、思虑，以致气血凝结，成为病症。“疷”，忧病不止，就是长期都处于忧患的病态。“疵”，小毛病，我们常说“吹毛求疵”。“闵”，古代同“悯”，指的是内心忧虑。“逐”，它是“轴”的古字，而“轴”在古代通“疛”，指的是一种心病。“疚”，长期得病，也指由于自己的得失而造成自己内心的痛苦，今天我们还常说“内疚”“愧疚”“歉疚”等。“痗”，忧病，《诗经·卫风·伯兮》中有：“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意思是说，一心想着我大哥，使我内心充满忧愁与思念。“瘥”，指疫病，古代用“瘥疠”表示瘟疫；另外，也指久病初愈。“痱”，中风得病。“
”，因劳累过度而得病。“瘵”，多指痨病，比如肺痨之类。“瘼”，疾苦，古人常用“民瘼”表示百姓疾苦。“癠”，表示因为得病而面容消瘦，相当于我们常说的“为伊消得人憔悴”。以上就是古人关于疾病的种种描述，状态不同，就用不同的词语，不同的语言所表达的感情色彩也有所不同，通过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代语言的丰富与多样化。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出，《尔雅》汇集了上古时期各种词语，对于我们了解古代语言的演变与状态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孟子作为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主要发挥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了性善论，认为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是善良的，所以我们要扩展这种善良与爱心，尤其是君主，要推行仁爱，最终建立仁政，这就是孟子的思想路数。孟子的思想在宋代以后影响非常大，《孟子》一书也成为宋元明清时期的政治纲领。后来《三字经》第一句说“人之初，性本善”，袭用的就是孟子学说。
[1]［清］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11页。
[2]可以参看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观点。也正如李镜池先生所言：“所谓伏羲，也并非实指其人，伏羲和上古的一些帝王如有巢、燧人、神农等，不过是学者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的程序上拟想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只代表时代。所谓伏羲作八卦，只意味着八卦的来源很古远而已。”（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2007年，第152页）
[3]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一章《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4]［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中华书局，2011年，第5186页。
[5]《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易类一》，商务印书馆，1931年。
[7]张立文主编：《和境——易学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8]［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四《断限第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7页。
[9]刘起
：《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82页。
[10]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页。
[11]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2]［清］邵懿辰：《礼经通论》，阮元、王先谦辑：《清经解》（正续编合刊，缩印本），上海书店，1988年，第5册，第585页。
[13]［美］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14]胡平生：《孝经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