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时间里的远航者
地理上的新发现……如今几已穷尽了。我们的发现之旅转入时间里。
——温德姆·刘易斯
1.非凡之旅
以观念言之，18世纪应该说是属于林奈的。这一时期的主题便是新物种的命名，时间跨度的受限，以及物种不变。时机已至，人们必须要发现一个至高的伟大原则，能够最大程度上将海量分散隔绝、互不相干的散碎事实综合概括起来，如此，生物学方能有朝一日揭示人类的起源。严格来说，人类最古老的记载中从未说起过人类本身。这些记载如一幅图画的一角，至多有几千年的跨度，所记录的，无非是些战争苦难、王朝更替与习俗变迁，以迄如今大地上点缀的城郭人家。可对于人类自身，我们仍一无所知。
在这一综合与演化的伟大进展得以达成之前，人类只能说，自己乃是从未知的黑暗而来，向着未明的将来而去。因困限幽囚于凶险与迷惘的当下，他自然便容易沉迷于对超自然力的幼稚迷信和崇拜了。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人置身于自然中间，往往便给自己身边塞满或仁善或恶毒的各种想象的存在，这些实际上便是人心中希望与恐惧的投影。人是没有历史的生物，而对于拥有智力的人类，没有历史就意味着要制造幻象。他躁动不安而耽于探求的智力，便会为自己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畅想各方超自然力出没其中。这些，其实无非是将自然之恶拟人化，实际上，也便是原始民间神话背后隐藏的各种面目的本原。
然而，18世纪实在又是个相对较为开化的时期。航海家，还有靠航海发现来写作谋生的哲学家和著作家，他们的工作已经算是做完了。若说今人的娱乐靠的是不断发展的科技手段和太空科幻，那么，17世纪和18世纪的人，则更多倚赖于描绘非凡航海冒险之精神食粮——不管这航程本身是真实的，空想的，还是纯粹的瞎编。说空想和瞎编，实在并非冤枉了他们：在有些写作里，连亘古不变的自然之链都要迷混糊涂了。那些无以计数的“航海”故事里，你甚至能读到人兽之恋——其中多有女人与熊或猴子配合的描写。此类故事多形似民间传说，情节多发生于古早以前的遥远边陲，盖彼时彼处人与动物皆平等共处，而人兽之别也就不甚分明了。[1]
更重要的是，随着远国异域的宗教传统不断为人所知，人们渐渐了解，脚下大地的创生还有些其他的、不同的说法，于是，合乎理性但偏离正统的地球历史理论开始成为可能。换句话说，林奈的世纪，其实是个分裂的时期。一方面，学者们追随于林奈身后，唯其马首是瞻；另一方面，怀疑的潜流暗暗涌动，物种不变已成为问题。在林奈本人的故事里，我们已然看到这一问题的端倪，但其最广为公开的表述乃出现在另一国度，该国同时也是前文中那些讲述非凡航海故事的文学文本的主要产地。在法国，革命的种子正在萌发，且不管浇灌这一种子的雨露其主义——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与“原始民主社会”等等的高论——是真是假，该国饥渴的知识界越来越不满足于当下的航海发现，他们欲图在思想世界里另辟蹊径的时刻已愈来愈近了。他们要转入另一个维度；他们即将尝试开启一段最危险的心智之旅——“回溯元初”的时间旅程。
2.伯努瓦·德梅耶
18世纪中叶，有这么一部著作流传甚广，通过其英文译本而风行一时，书名叫作《特里梅德：一个印度哲人与一个法国传教士关于海洋消退、大地形成以及人与动物起源的若干对话》（Telliamed:Or Discourses Between an Indian Philosopher and a French Missionary on the Diminution of the Sea,the Formation of the Earth,the Origin of Men and Animals,etc.以下简称《特里梅德》）。书中印度哲人的名字，特里梅德，便是作者名字德梅耶（M.de Maillet）的倒写。法国的文学传统，尤其是在此前那一世纪，偏爱运用一个套路角色，通常是某个性情宽厚的东方圣贤，来帮衬作者提出他想表达的带有异教或社会批判色彩的观点。[2]德梅耶遵循这一传统，面对他笔下的圣哲提出了如下主张：
“我得承认，虽然阁下的理论体系少有切实依据，这番高论却实在是我所乐闻。尊论涉及亘古至今无上宇宙的广大版图，沧海桑田日星变幻，说来却带有如亲历一般的执信，令在下目茫神眩，无任欢忭……我同样殷切期盼，希望阁下能开诚布公，与我分享另外一些想法，有关人与动物的起源，这些，在阁下的体系里，无疑是‘偶然’的产物——尽管对这一理论，我的宗教信仰和理性都实难让我相信。”[3]
不难看出，作为一名合格的基督徒，作者小心翼翼地否定了书中虚构的圣哲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位哲人仍然相当热情地阐述了这些理论。最后，哲人意兴阑珊，趁便告辞，动身向远东的故乡归航，全书结束。故事据称发生在1715年的开罗，那正是东西方聚首相会之所。
《特里梅德》一书，虽为英国科学史家所知，然相对而言确乎声名不显。我书架上的五本生物学史，只有一种提到了这本书——而且不过是在仅有的一句话里捎带着一提。这一现状，大约主要由于德梅耶本人并非职业科学家，而是一位政府官员兼旅行家，且这部书虚构色彩较浓的缘故吧。但是，在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大众读物的作者确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作品，将把新思想的种子植入后来者更具系统思维的头脑里，而这些作品的实际传播（其流传广度可从再版次数和译本数目窥见一斑）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日是一些怎样的想法，纠结于大众的想象空间。
伯努瓦·德梅耶（1656—1738），尽管经常写些男性人鱼爱上船艏女性饰像一类的奇闻轶事，以及其他一些听起来像是码头酒馆里道听途说的小段子，但其人确乎值得严肃的重视。是他，第一次——尽管是略显笨拙地——尝试将宇宙演化与生物进化联系起来；是他，窥见这世界有更长久古老的年岁；也是他，认识到化石真正的本质，并且怀疑说有些化石植物“已为当世所不见”。他把化石采掘场称作“世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他意识到，行星的演化乃是出于自然的力量。他甚至隐隐把握到了沉积地层的连续性原理。当然，以上这些理念，并不是他本人所独创，但确是他精挑细选出这些观点，跟他自己的宇宙学理论相融合，加以广泛传播，才使这些理念得以为同时人所知的。而这本书，无疑激励了后来者，有助于促进更伟大头脑的出现。
在脊椎动物的化石遗体能为人辨识以前，贝类动物的化石床更早引起广泛的注意，这一点自是情理之中的了：首先，与脊椎动物的化石相比，贝类化石更易辨别，其产出通常也更为丰沛。相对而言，辨识陆生脊椎动物的遗骸，则需要更加精详的比较解剖学知识。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明明是海中出产的贝壳，却大量发现于远离海岸的内陆，甚至出现在海拔甚高的山岭，这件事实在让人费解。因此，贝类化石为何远离其自然产地，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由于地球的古老年岁尚不为人知，地壳运动造成的变化亦无人能够了解，因此，贝类化石便通常被视作自然的“运动”所造成，是某种“塑形力量”的产物，于是，贝类化石就被当成了与石头无异、从未有过生命的死物，而博物家，则把贝类化石与诺亚时代的大洪水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化石是整个世界都沉于水中时留下来的。
想要清楚认识这个行星地层的久远历史，认识到不同的山脉有不同的年岁，且其本身的形成就代表一些能动的内部力量对于地壳的作用，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基督教神话故事里的弥天大水，在神话体系中可是由地下涌出，而后又回到地底去的。诚如雷用诗情画意的语言评述光阴时所说：“吾等足下之大地，乃是由土水相合构成之球体，经由超拔于自然之大能者所创造，实为超凡造化之王国。须知土覆水上，而水轻于土，则尽管《圣经》所述未详，吾辈由理性仍可推知，水实曾漫于地上，覆盖万物，居于世界之顶层。”[4]
当科学开始探索地貌成因的时候，不可避免要受到此前知识氛围下许多错误成见的妨碍，即令很多持无神论的自由思想家，也觉得终究绕不开这些成见，而确有必要对之做出解释了。贝壳见于山巅，无疑意味着海水确曾处于更高的位置，而山不会动，则动的只能是水。于是乎，所有人的所谓“陆地理论”——这一新的地质猜想的称呼——都不免为这一问题所裹挟。《特里梅德》也不例外。尽管此书在作者身后才得以于1748年在阿姆斯特丹首印出版，但实际上，作品的结构和文风，全都是18世纪早期的产物。书中德梅耶解释说，地球表面水体的缩减，乃是太阳系内各大行星的复杂运动所致，而这一说法的原理则来自笛卡尔著名的涡旋理论（theory of vortices）。涡旋理论在17世纪末以后的法国广为流行，颇为彼时学界所重。[5]
那时候，德梅耶已经充分认识到，星辰不灭说已经过时了，天文学家依靠望远镜已揭开头顶那层朦胧的面纱：恒星的位置会变，其光芒可能消减，亦可能突然爆发；彗星忽而出现，又再次消失。我们脚下的这一行星，以及“整个我们所见的系统，我们所一直敬慕的精巧秩序，实在是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的”。这一无所不在的变化，验之于天体之观测，又被他扩展推广到地球乃至生命本身。他坚信，地球在上古时期确曾一度被水完全覆盖，只是在后来漫长的历史当中，这大水才渐渐消退了。同时，对于这一巨大的水体，他谨慎地将其与摩西洪水这样的局部现象相区别。无边大海的缓慢消退，使得露出来的荒芜陆地越来越多，同时也促成了生命自水中出现。在完成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德梅耶又清醒意识到地层的出露可为研究所用，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力量使其暴露，比如商业挖掘，都将引出新的问题和发现。
考虑到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德梅耶的系统从本质上说是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的，也就是说，所有变化，皆源于其时已知且仍在运行的自然力。他谈到“我们的土壤不易察觉的生成”，谈到风和水流对岩石的作用，使构成其本身的物质销磨、散落；他追踪这些物质，直到其顺水流入海中，在那里，随时间推移，渐渐变成了包含化石的沉积岩层。“请看吧，先生，”他说，“所有河川，小溪，支流，甚至构成我们脚下土壤的那些物质，这些对我们整个星球来说都不是本然的，且都出现在最初的陆地露出水面以后。”
他质疑通常认为水生生物不能转化为陆生生物的观点，坚信这种转化不仅发生在过去，同样也发生在今时。不管怎样，须得一提的是，德梅耶的演化学说仍然带有纯粹的类属变异性（generic variability）的味道，这是17世纪和18世纪学人所惯有的。所不同的是，他引入了媒介的改变，就是说，生物之改变，是由于从生活于水中变为呼吸空气了。不妨说，德梅耶的学说，其阐发之理都源于这样一种假象，即陆生生物本质上乃是海生者的复制版——这是因为，在海洋中同样能观察到与对应的陆生种类极相似的动物和植物。比方说，飞鱼，在他看来就是进化中的鸟类；同样的，与女人相对，海中也有人鱼。传说与现实交织混杂着。
另一方面，德梅耶令人惊喜地能做现代意义上的生物观察。他注意到像水獭和海豹这样的水陆两栖哺乳动物，并正确地指出，它们正是处于从水生环境向陆生环境转变中的过渡产物。他已经开始在文章中探讨一种重要的现象，这现象即便到了达尔文时代，仍然让博物家困惑不已：“某些远离大陆的小岛，只是近几年间刚刚为人所知，而且显然从未有人登陆过的，我们却在那里发现了灌丛、嫩草、鸟类，甚至还有兽类。于是你不得不承认，要么这些生物乃是起源于海中，要么便是源于一届新的造物，而后者显然是荒谬的。”[6]
德梅耶在一段话里暗含着一个意思，尽管没有详细说明——他说到了从海生到陆生动物的转变机制，那几乎等同于现在所说的“自然选择对于某些突变的偏爱保留”了。他说，“一个物种，若发生体质改变，则哪怕有十万个个体失败而死灭，只需有两个个体能因获得改变而存活下来，就足以产生新的物种。”[7]一些奇异的灵长类动物引起了德梅耶的兴趣：“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一种动物，肖似人形，如同我们一样行走，只是不能发出声音。”而在荷属西印度群岛，那里发现的一种猩猩，跟人类如此相似，以至于“若称它们为兽类，实在不免唐突了些”。因此德梅耶便争辩说，人类刚离开海洋的时候，必定也是不会说话的，在其后的许多世代里才慢慢获得语言的能力。他谨慎地宣称，有一个中国作家坚持认为“人不过是猿的一种，只不过更加完美，还会说话罢了”。
至于生命的起源，德梅耶发现，有机分子本身就能复制它们各自的类型。显微镜下可以看见这些“活的”分子。“这些种子，”他说，“要么一直存在着，要么是在长久时间中渐渐生成的，不管哪一种可能，都与我的体系相吻合。”在当时，得益于显微镜的使用，人们观察到生物有机分子与构成无机物分子的不同。精子，还有单细胞生物，一个无穷小的新的世界展现人前，超出人类此前的想象——它所引起的兴趣，不亚于望远镜所揭示的外层空间的宇宙景象。这些有机分子将经由许多学者之手，最终传入19世纪，成为达尔文笔下的“泛生子pangenes”，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
《特里梅德》一书提出的整个生命系统，本质上是渐变论（或称均变论）的，含有部分的突变，能够自我更新。比方说，行星向远离太阳的方向移动，便会获得大量的水。而等到行星向太阳靠近时，水分就会不断散失，一如地球当下的状况。地球终会被晒干，本身变成另一个太阳，若是机缘巧合，也可能逃脱而进入另一个太阳系。最后，它会成为一个烧焦的残骸，进入另一个太阳涡旋，在系统的边界区域，重新获得水分，再次开始它在无限时空中的永恒舞蹈。是啊，我们的作者思忖道，这世界已经重复了多少次这样的循环，我们脚下的大地里，埋藏了多少前世的遗踪，这又有谁知道呢？
德梅耶为自己所设想这一系统的对称和谐感到欢欣鼓舞。他慨然写道：“若有这么两位技艺高超的钟表匠，其中一位，其所造钟表殊为诡异，每当其用久不灵之时，原先磨损消耗的零件碎片，能自行组成新的弹簧与齿轮，于是运行如初；另一位艺人呢，其作品同样精致准确，只是有一点，这钟表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有赖匠师本人永不间断的调节矫正：二者之高下优劣，岂非不言而喻了么？”
3.布封伯爵
到了18世纪中叶，许多不同理念悄然兴起，各言其是，尚不能融为一体——将要把这些观念统合为一的伟大理论仍未制作出来。因此，想要从许多科学革新者中追索单一的进路，已不再可能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对好几个当时的思想支流，分别加以评述回顾。那么，沿诸多脉络深入探索之前，首先列出纲要，理出走向，应该是较为合宜的吧。
（1）宇宙演化学说。太阳和行星诞生于弥纶太空的气态星云，这一理论与有机变化论的初次萌动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往常永恒的罗天神界，现在已被视为与易坏的俗世并无分别，亦处于无尽变动之中，也要历经兴衰隆替。尽管事实究竟如何尚有待地质学去论证，但新的天文学所带来的广阔星空，也意味着一个从所未见、不可思议的时间跨度。公众一时无法理解天文观测者的发现。而要使他们理解这些新发现，则须通过过往历史的复活。
（2）如我们在德梅耶的故事中所见，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这个行星的化石包含着很多讯息。就像收藏者手中的古代钱币，其故事向过去追溯，足以上溯几个世纪，甚至追寻到数千年以前。在17世纪，雷和他虔信的朋友们就曾满怀焦虑地思考过这一问题。现在，又有新的小道传闻，说这些深埋地下的生命形式，如今在世上已不可得见。直到此时，环顾四方，仍无人敢说，吾人所处之世界已有哪怕上百万年的历史。实际上，十万年之久已经是一个过于鲁莽的猜测，甚至可列为异端邪说了。只有一个人，我们的布封伯爵，略微地超过了这一猜测。
（3）显微镜，同望远镜一样，也是在17世纪初发明的。正如望远镜向人展示了空间的深远，显微镜也给世人带来一个迄今未见的世界。人们开始探究生殖细胞的奥秘，着迷于生物机体的发育阶段。一个新的生物体，究竟是从它的成年个体的缩微而精准的复制品，慢慢长大的呢，抑或本来不过是一团较为混沌的物质，逐步分化发育而成的呢？C.F.沃尔夫在他的《发育论》（Theoria Generationes，1759）一书中持后一观点，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很快通行。值得注意的是，倘接受发育说，认为个体生命的发育，乃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那也就意味着，人们可能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加需要平心静气冷静思索的观念——物种本身的形成，也需要更加漫长的种系发生学改变。因此，渐成论（epigenesis），也就是胚胎发育理论，便间接地切合了进化论；这跟早先持预成论（preformationist）的信条——认为精子是生物体具体而微且精准复制的缩微版——完满符合各别创造说（special creation）有的一比。
（4）在法国，由于政理失修，社会酝酿着革命风暴，对人类本身的巨大兴趣——人类的命运与社会的本性，穷人与受压迫者挣扎图存——促使知识分子进而对大自然做深长思索。第一次，人们对于人口数量与食物供给的关系进行研究。野生生物被拿来与人类社会相比而观。不久之后，当18世纪结末之顷，英国教士托马斯·马尔萨斯，运用大量此类研究的资料，写成了著名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正处于工业革命初级阶段的英格兰，被法国大革命推翻君主制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极端偏激所惊骇，轻易便接受了马尔萨斯在书中所描绘的冰冷景象。“适者生存”的主义已经准备好，只待传入达尔文手中。同时，对教会的反叛，促进了哲学意义上自然神论（Deism）的传播：“神圣启示录”的第二版已经现身，较之人手书写的经书更加完满——这就是自然本身。自此而后，山间所闻，林中所见，日渐为人所仰重——若放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当道之时，这是绝不可能的。
（5）在英国，经林奈所命名的珍卉奇葩，正培育在王家的苑囿和贵族的温室中，供人观赏。变异被仔细观察，人工选择在有意识地进行。改良品系和育种的兴趣在士绅中蔓延开来。布封及其后的进化论者，至少部分地是由此引发出嬗变的观念。但是，没有人敢断然宣称，变化是靡有底止，毕竟化石还深埋地下，牢牢闭锁在巴黎盆地的石灰岩里。
大量知识者加入交流，无数信件频繁往来，科学社团空前活跃，因此，要指实某一想法具体出自某处，常常是不可能的。毕竟，只要用心搜索，哪里还找不出一两个意味深长的句子，或者模棱两可的暗示呢。直到近来，一部分久被遗忘的书籍重经发掘面世，这些曾助益进化理念发展的著作才渐为科学史家所知。比如，远在托马斯·马尔萨斯之前，一个法国人就写了本书在英国出版，其内容从书名中览之自明：《对动物创生的哲学考察，其中在不同种类动物中占统治地位者进行的普遍破坏和屠杀在一个新的视角中被思考；由这一自然机制，各种动物整体上获得生命和利好的巨大增长显然得到了证明》（A Philosophical Survey of the Animal Creation,Wherein the General Devastation and Carnage that Reign Among the Different Calsses of Animals Are Considered in a New Point of View;and the Vast Increase of Life and Enjoyment Derived to the Whole from This Institution of Nature Is Clearly Demonstrated）。这本书的作者，名叫约翰·布鲁克纳（1726—1804），书的英文版于1768年刊行。[8]
无独有偶，法国哲学家兼科学家皮埃尔·莫佩尔蒂（1698—1759）长久以来在学界默默无闻，未能获得该当的赫赫名声。直到相当晚近，才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本特利·格拉斯教授发掘出来，获得重生。[9]1745年，莫佩尔蒂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作《美神之躯》（Venus Physique），其中包含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现代胚胎学和遗传学观察，包括初步的颗粒遗传论（particulate inheritance）。这一研究远早于孟德尔的发现。在他的另一本书《自然系统》（Systeme de la Nature）（1751）中，他提出如下观点：由于反复出现的偶然歧异，使这样一种情况成为可能，即，我们日常所见的生物多样性，也许出自一单个共同源头。莫佩尔蒂让布封大为赞赏，两人彼此互有取益。
我曾说过，林奈的巨大公众影响力，只有一个人可与之比肩；这个人就是布封伯爵（1707—1788）。1749年，他出版了自己的鸿篇巨制《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的第一卷。这部巨著乃是一系列对生命世界研究随笔的结集，注定将广为流传，还将被迻译成各国文字。书中篇节，文字优美，笔调雅致，读之令人神倾忘食。信笔挥洒之余，作者频寄微言，话题多触时俗之禁忌。
有两类读者尤为此书所吸引：于各种动物描摹霏娓中可得其趣者，以及透过万物表面、而乐于探赜寻幽的饱学之士。此时距达尔文尚有整整一世纪之遥，世俗境况颇有不同，故不能奢望作者处处坦率直言。布封有迷茫、犹疑与恐惧。因此，文章语句时常隐晦，微而多讽。书中往往呈示纷杂多样之事实，隐含进化衍变之理，令人每每掩卷深思；然紧接便自行断然否认，以掩发明揭示之功。因此，何处为坦诚庄语，何处乃游戏寓言，在布封此书中实费判断。然无论如何，要抛开这一危险的话题，布封是做不到的。百年之后痴迷了达尔文的，在彼时已经痴迷了布封。
布封提出一个观点，叫作“退化”论（degeneration）。“退化”这个词在今天听起来怪怪的，稍微让人有点不舒服，因为在今人看来，生命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无疑是一种“进化”或“进步”。不管怎么说，布封的所谓“退化”，其实不过是进化论的草图初稿。他用这个词的本意，不过是简单地想表示变化，代表原先的形态消失，转变为一种新的类型。令人颇为惊异的是，随着写作的展开，布封在其著作中——尽管是零零散散地——触及了、至少提到了达尔文纳入其1859年那伟大综合中所有最重要的因素。诚然，他没能把这些要素综合归拢，使之成为一体。在这里，我且把诸多要点做一下分析整理：
（1）布封观察到，生命本身有这样一种趋向：其生长繁衍的速度要大于其获取食物的能力，这造成了所有生物间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大自然，”他写道，“依两个固定的轴心运转：她给予每一物种以无限的增殖力（fecundity），同时又预备了无数的磨难以减低其增殖……”[10]
（2）他认识到，在同一物种当中，生物体的形态也存在差异。在家养的植物和动物里，这种差异通常是能够遗传的，因此，可以通过精挑细选，使品种得以改良，并且这种改良的方向是可以控制的。他说，“同一种群之内，个体间存在惊人的外观差异，同时，整个物种又表现稳定的相似性。”[11]他认识到，“我们的桃、杏、梨”都是“保留了古老名字的新品种……蔬果只需无数次播种培育，便能产出更加优质、更加味美多汁的果实……”[12]同样地，他指出，家养的鸡和鸽子“近来培育出许多品种，每一种都能生养繁衍，而各从其类”。“想要改善自然，”他在另一卷书中写道，“须缓步渐进，方底于成。”[13]
（3）布封认识到，不同种类动物间有内在的形态相似性，这一观察乃是依据化石追踪物种远祖谱系的必要前提。他说，“有这样一种原初的普遍设计，其渊源也久远，其消退也缓慢，较体型与其他外部情况更易得到保留……”[14]
他洞见深刻，但只是谨慎地宣称，在全能上帝无以计数的造物种类中，“有些低等科属，乃是由自然所孕育，历时间而产生”。[15]似这等言语，每交织深藏于正统言说的网下，有时甚至更为大胆：“每一家族，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来自同一最初的祖先。甚而至于，所有不同动物都来自同一物种，历经时光，不断改善与‘退化’，进而产生了当今所有的种类。”[16]“改善和‘退化’嘛，”更早些他说道，“不过是同一回事；毕竟两者都意味着从原型的改易偏离。”当然布封立即用他语岔开，好安抚教会权威的不满。令人颇觉有趣的是，在反复申说世间生命皆出于各别创造之后，他这样说道：“我们应该相信，那时候（指创世——译者）这些生物的样子，跟现在的该区别不大吧。”[17]这显然是至为勉强的让步屈就。
（4）某种程度上，布封一早便预示了世纪之末詹姆斯·赫顿的渐变论。跟德梅耶一样，对于地球形成和地质事件的动因，布封同样寻求自然之力的解释。在列举了无数风、雨、河、雾对环境产生的各种作用后，他敏锐地洞察到：“我们似乎从没注意过，尽管自人类诞生迄今，时间如此短暂，而所谓‘自然’者，从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若我们将过去与未来的岁月，压缩到我们短暂历史的长度，那此刻这一瞬间，不，就算人的存在本身，对全能之主也不过是漫长历史中一件寻常小事。”[18]
布封早已预见，地层的形成和其上生命的演化，需要有一个延长许多倍的时间跨度，方能予以解释。“大自然最伟大的工匠，”他写道，“就是时间。”当然，依现在的标准，他对地球历史的长度之预计，不消说是十分局限的了，但在当时，这已然是异端邪说。据他看来，地球大概花了有72000年，才从白炽状态冷却下来，渐渐降温到一个合适的程度，地上生命才得以出现。他还认为，整个地球的热量仍然在微不可察地散失着。于是，他进一步数算，差不多再过个7万年吧，地球就会冷得不再宜于生命的存在了。[19]
（5）他接受某些动物已从地上灭绝的事实。他将这灭绝归因于地球的变冷，认为早期某些喜热的动物区系因此而遭淘汰。基于同样原因，他推断，现存物种终有一天也将慢慢消逝殆尽。他认识到，猛犸的骨骼应属于某种已经灭绝的大象，并预见到古生物学的价值。他指出，“欲了解一切不存于现世的生物之化石，有赖于长远之研究，精确比对不同物种石化之遗骸，它们仍大多深埋地下，有待发掘。此一学科尚在其婴儿期。”[20]然而，终有一天，通过比较解剖学的运用，人类就有可能重新测定“自然不同阶段之年岁”。最终，布封认为，我们将能“给无限长的时光之路竖立上里程的碑记”。
（6）布封同样认识到以实验方法研究进化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倘不经长期艰苦的育种试验，不同物种间的关系将永远不能澄清。“人与动物相距多远呢？”他巧黠地暗示，“比方说，大型猿类，其身体结构与人类如此之近似无间，我们该如何看待它与人的关系呢？……会不会，其中弱小的种类，已被强悍的族群所摧灭，甚至，已毁于人类的苛虐呢？……”[21]尽管在某些篇什中，他小心维护着人的独特品性，说人虽禀“动物之躯体”，却赋有神祇之精神；但是，他还是在得便之处插播了几句：“或许有人会说，将猿与人做直接比较是不公平的，因猿类生活在丛林里，而人生活于文明社会中。那么，既然我们对人在纯粹自然状态下的样子缺乏正确的了解，为公正起见，何不拿野蛮人与猿类做一对比呢？”[22]于是布封以霍屯督野蛮部族为例——这一部族较为人熟知，18世纪航海家们是经常描述过它的——给出了一幅令人作呕的画像。最后他评论说：“须知，纯自然状态下的人，其与霍屯督人的差别，就跟霍屯督人与我们的差别一样巨大。”[23]
这些语句中显露的某种倾向，可延续至达尔文时代，且在达氏本人的著作中约略有所体现。我所指的，是对生物形态学的坚定使用，坚持以此作为解开生物血统谱系的钥匙，而不是等待古生物学的来临。由于存在之链观念的长期影响，这一倾向得到加强，尽管存在之链本身，其所涉物种关系乃是亘古不变的。此外，由于化石的历史仍旧鲜为人知，且其时间跨度难以揣测，学者的注意遂聚焦于现存动物及其相互关系上。因此，即使那些进化论先驱们，通常也认为不同动物种系发生学上的关系，比欧洲人、霍屯督人和猿类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更为近密。有些篇章里，布封似乎颇为吃力地想要从现存生物的梯级比较中解脱出来，从“祖代形态”中解脱出来——当时此类研究，设想某种动物的远祖会是另外一种与之类似的现存者。有时他也曾窥见，确定动物家谱与旁系分支在世系研究上有重要价值。然而，尽管他预见到古生物学的重要性，但是他仍未能意识到那门学问的深度和广度；于是他的演化学说，基本上也就只限于当下，未能扩及生命历史的全部。
（7）布封是最早一批认识到动植物分布重要性的生物学家。他观察到，新大陆与旧世界在各自热带的动物区系存在显著的不同。同时他还发现，北方与北极地区的动物区系较为相近，而亚洲与北美毗邻之处，两地的动物区系相似度最高。正如我们前所述及，早在17世纪，就有学者对新旧世界动物群差别之大感到困惑，而布封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说到新大陆物种与旧大陆的不同，他认为，“新大陆的物种……彼此间亲缘关系较远，这似乎表明，它们的形成有些共同点，也让我们猜测，它们较其他地区的所有动物，其退化（即evolution——L.E.）原因更为古老”。[24]由此，布封得以窥探到，动物不是从亚拉腊山的方舟散播开来，而至少有一部分乃是发源于它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就是说，这些新大陆的物种，乃是从其发源于本地的先祖原型，历经适调演化而来的。[25]如此，我们便见证了承续律（Law of Succession）最早的表述，不久以后的19世纪，克利夫特、欧文、达尔文等大家，将从古生物学角度对这一法则进行阐释论证。
（8）最后，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尽管语焉不详、笔端踟蹰，布封同样也发现了永恒世界不断变动而充满瑕疵的一面——这一点后来也让达尔文着迷。布封说，他见到了“可疑的物种”“异样的产物”“异常的存在”。他看见了魔镜中的自然，在那瞬间，好像神祇看到云层飘然流过。也许在那最后的一刻，他与同时代并驾齐驱的林奈，眼中所见并无多少不同——只是布封，他看得更远，说话的胆子更大些罢了。
1788年，伯爵离世，比林奈多活了10年——两人实生于同一年份。他离开得正是时候。次年，他的儿子同另一些贵族死于大革命的怒火。临刑前，布封公子在断头台上骄傲地说出最后一句话，语带诘责：“公民们，我姓布封。”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林奈一样，布封在全世界享有盛誉。曾经，交战中的两方舰队，停下炮火，友善地让载有属他标本的船只从战场中间经过；他曾与富兰克林信来信往；在一个伟大国家思想学术最称鼎盛之时，他曾在其学林领袖之列。
他的思想，散见于《自然史》的浩繁卷帙，隐藏于描摹各色鸟兽的散文篇句，此实为学术史上之一大憾事。这一思想之隐，不仅增加了学者对其了解的困难，也削弱了他的进化思想的冲击力度。倘若他曾勠力将其思想作一进化之专论，想来不但其观点可得远为透彻之表述，他本人也会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思想之方向。盖因其体系尚有一缺憾：他从未满意地找到变异的机制。有时，他似乎很清楚“选择”在育种实验中的作用。考虑到他对个体变异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两点意味着，他和其后达尔文的理论已经非常接近了。可实际上，布封似乎从未能够从人工选择领悟到自然选择之理。相应的，他提出“气候”才是引起“退化”的主要因素。的确，构架自然选择论的所有要点，布封都已齐备了。他所欠缺的，只是把它们综合提炼，融为一体，再去掉其中多余的保护性宗教色彩——那色彩是他的时代所要求的。
4.拉马克与伊拉斯谟·达尔文
进化论的研究者，对伊拉斯谟·达尔文（1731—1802）和让·拉马克（1744—1829）这二位的思想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拉马克很是受到伊拉斯谟·达尔文的启发，因后者的著作比他自己的要早得多。另有人声称，这二位乃是各自独立地做出了自己的发现。还有一说，认为二者的思想从根本上皆源于布封。后面这一种看法，大约是最可信的。说二氏的思想都完全出于独创，这一论点最站不住脚，因时至18世纪末，有机体的无限变异说早已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了。当然，这一学说还算不得公认的主流，但确是知识界早已熟知的。于此，布封作品的流传影响乃是主要的原因。
人们对科学育种兴趣日增，这也同样引起了公众对动植物形态改变的关注。很多人尽管不愿承认所有生物都发育自一个有机微粒，但他们隐约间也意识到，一定范围内生物形态的改变怕是确有其事了——当然，如果非让他们确切指出这所谓的“一定范围”，那对方九成是会嚷嚷起来以示不满的。拉马克和更早那位达尔文，应被视为继承与发扬了进化思想的一脉支流，这一支流源于纯粹限定于种和属两个层面嬗变的理念——换言之，就是限度甚窄的嬗变——而其思考的范围日愈胆大。
这两人中，拉马克的思想，相比之下更为完整而系统。至于伊拉斯谟·达尔文，虽然他的科学成就很高，但他的重要性更多在于他与达尔文的关系，以及对达尔文的间接影响上（他死后7年达尔文才出世）。然而，在进化论发展史上，伊拉斯谟·达尔文处在拉马克之前，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他的《生物法则》（Zoonomia）虽然出版于1794年，但相关文献显示，其对应的研究工作时间要早得多，应该不晚于1771年。[26]他对自然界一切稀奇古怪的现象有着近乎贪婪的强烈兴趣，这一点跟那位乃孙一模一样。任何人，只要认真阅读他的两首长诗——《自然殿堂》（The Temple of Nature）和《植物园》（The Botanic Garden）——的脚注，都会感慨于其内容之丰和用功之勤。这位较年长的达尔文先生，还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尤善于发觉各类生物的出色适应性，比如保护色。同乃孙一样，他热衷于研究种子的传播。他注意到不同生物间错综复杂的生态关系网。他认为海洋深处有“活化石”存在的可能；他了解生物体的残留结构，对“进化的伤痕”略有所知。他意识到，由于生物体永远的变动不居，生命并不总是能够完美适应它所处的环境。他的孙子所提出的性选择理论，无疑来自于他。他在《自然殿堂》第四篇里，描绘了为生存进行的可怕斗争。他估计地球的历史“有几百万年之久”。在生物多样性表面之下，他看到“自然的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意味着同一物种最初都来自同一个祖先”。[27]鉴于伊拉斯谟·达尔文的写作中，反映他对比较形态学精通掌握和杂学旁收的故事所在多有，我们此处不再多所引用，而是直奔主题吧——他在《植物园》中指出：“由于所有种类的动物植物都处于永恒的变化当中，[28]因此，探寻这些异变出现的原因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那么，伊拉斯谟·达尔文又是如何阐释进化机理的呢？他认为，基本上，进化在于“获得新的器官，配以新的习性，这些主要由外界的刺激（irritations）、感官（sensations）、意志（volitions）以及协同进化（associations）等所驱动；由此，生物体便拥有了通过自身内在活动不断进行改进的能力，并能够将这新的改进传给其后裔，世世代代永无止境”。[29]此处请注意几个关键字眼：“刺激”“感官”和“意志”。与乃孙不尽相同，伊拉斯谟·达尔文相信后天习性的遗传。拉马克的哲学显然与之相类。
让—巴蒂斯特·拉马克，早年便熟读布封，但直到1802年，年过五十的他才表示，自己赞成进化假说。像18世纪其他进化论者一样，他不得不承认世界历史的更长时间跨度；他非常清楚地谈到种群间的动态平衡和生存斗争，因此，他读过其同胞布鲁克纳的《动物系统》（Système de Animal）便不足为奇了。他跟德梅耶和布封一样——且与后者怀有相同的戒惧——曾在《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1809）一书中，暗示人类起源于类人猿。“容易看出，人的独有特征乃是由于其活动以及后天习性的长期变化……”鉴于人在直立状态下甚易疲惫，他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将揭示“人的起源跟其他动物的起源性质类同”。
拉马克相信，就低等生命形态而论，存在一种持续的、自发的产生。并且，他认为存在一种活的生命阶梯，在某些方面，这使人想起旧时的自然之链，尽管他至少是部分地挣脱了简单序列安排的束缚。他相信物种会改变，而不是灭绝。缺失的分类学链环一定存在，而只待发现。依这一理论，就他的人类研究而言，他本可以发现人乃源于某种现存的灵长目动物——没准儿随手可用的猩猩是个不错的选择。随着世界的变化，地理与气候条件发生区域性的变迁，动植物受到新的影响，时日既久，生物体格便出现了改变。这种改变是经常使用的结果。动物为适应新环境，尽量以对自身更有利的方式对器官加以运用，用得最多的部位，变异就产生了。天长日久，原本关系近密的物种就可能因此而相去愈远，变得越来越不一样。而且，这些变异是可以通过遗传保留下来的。生理需要会促进新器官的形成或旧器官的改变。相反，废而不用者，将逐渐退化消失。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拉马克对进化过程的本质持有颇为相似的观点。拉马克的理论，起初在英国学界鲜为人知，直到莱伊尔在1830年将他的作品译介到英国。至于较年长的达尔文先生，则情形迥异，其作品早早地就被翻译成德文和法文了。正是这一事实令部分学者认为，拉马克从伊拉斯谟·达尔文的理论中多有汲取。查尔斯·达尔文本人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比如在《物种起源》初版之时，他曾对托马斯·赫胥黎说道：“错误历史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奇怪地发现，我祖父居然如此准确地给出了拉马克的理论。”[30]不幸的是，这一段话其实揭示了达氏对这两位前辈的态度——他把他祖父和拉马克两人都归于“错误历史的一部分”——而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态度之所以在后世经久不衰，达尔文其人是有责任的。
同样可以看到，并没有证据表明拉马克窃取了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成果。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泽克尔教授着力研究了那场关于后天性状遗传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各方论者持论的来源出处，全都做了详实的考证，清楚明白地显示，这两位只是恰巧在同样的思想气候下进行研究而已。由于历史原因，拉马克的名字已经与后天性状说紧紧绑定，以至人们通常以为，这一学说就是由他创立的。然而，经过对数百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详尽研究，泽克尔最终指出，“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拉马克的同时代学人中，有很多位曾说过，后天性状是可以经遗传获得的；而令人惊讶的是，现代生物学家对这些论述竟毫无所知。”[31]他进而例举出，在某某书中这一理念是确实存在的，所列书目包括医学、生物学著作乃至旅行笔记。由此可见，这一理念实在是彼时人所广泛接受的主张，实在也是生物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种信条里第一个有线索可追的。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拉马克的工作，只是将这一堪称古老的假设——甚至不妨说是某种民间信仰——用来解释有机体的持续改变和适调。拉马克的见解最为明白彻底，他清楚看到了这种变化和适调在高等次生命形态形成过程中有累积优势。对也好，错也罢，这一理论都算不上值得大惊小怪的新鲜事物——其独创性只在于将其应用到演化的解释上。
正如吉利斯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拉马克是18世纪末期的自然神论者。在他眼中，进化乃是“为实现完美造物的内在目的所必经的过程”。[32]可以说，在拉马克的思想里，古老不变的生命阶梯，摇身一变，转型成“电动扶梯”了。生命，其低等形态源源而生，由内在渴求完善的原理所驱动，变得逐渐复杂，进而向其高等形态不断攀升。拉马克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当今低等生命形式的存在。如此，则除了加上物理的自然环境而外，拉马克似乎认为，“自然”会自我安排成一架完善的上升阶梯，此阶梯与旧时神学上所设想的存在之链有得一比。
然而，自然的物理环境随时间和情势而发生变化。这带来了生物体生理需求的改变。需求的改变又引起行为的变化，进而改变生物的习性，最终导致生物体身体结构发生缓慢而微小的改变。正是由于对环境的不断适调，生物体偏离了纯粹、抽象的自我完善路径（类乎存在之链），被迫自我调整，进入分支无数的歧途。被驱入旷野的猩猩并没有变成人类，然而它有这种潜在的可能。
拉马克体系中的某些矛盾从未得到妥善解决，但这个我们在此且存而不论。他，还有伊拉斯谟·达尔文，如我们所见，都强调意志的作用，强调有机体为生存而“努力”自我调整。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19世纪文学上浪漫主义的兴起，拉马克和伊拉斯谟·达尔文二氏都遭受了某种程度的误读——这一误读直到今天依然存在。[33]尤其是拉马克，不止因其文风晦涩，同时也源于糟糕的翻译。人们普遍误以为，生物体只要持续不断有意识地内心期盼，就能如愿获得器官或肢体上的改变。实际上，两位早期进化论者谁也没有这种观点。所谓“用进废退说”，乃是生物体在努力适应环境改变的过程里，由于频繁使用或废弃不用某种器官，无意识地使得自身形态发生了改变。如波特教授所指出，“自觉的意志conscious willing”切合了其时超验主义浪漫倾向（romantic transcendentalist）的宗旨，正如爱默生的诗句所言：
为了成为万物之灵长，
虫子爬升了所有形式的螺旋。
其中所表达的，便是生命之力欲以积极意志主宰自身运命的“心气”。有迹象显示，即使查尔斯·达尔文也受到了对拉马克这一混乱解读的影响。
5.初次窥见生态适应
此刻，且让我们回顾以往，退后一步，做些一般性的观察吧。自（19）世纪之初，生存斗争就已为人所知。然而，想指定这一不言自明之理出于哪一个个人，则可谓徒劳。实质上，它被看作是某种修剪设备，促使物种间保持动态的平衡，使健康的种系（stock）得以保存。举几个例子，马修·哈勒在1677年言及于此，1755年卢梭也意识到这点。如拉马克所指出，“我们知道……更为强壮、装备精良者，会吃掉病衰体弱的，体型更大的吞噬个子小的。”[34]
尽管拉马克的理论并不将自然选择作为其主要机制，他至少恰如其分地对待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将自然选择作为自然界一既有事实加以接受，而并不像今天的生物学家那样予以特别的重视。从存在之链的原理来看，自然选择乃是这个世界自然之恶的一部分。其哲学背景部分在于，造物主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如此之多不同形式、不同习性且相互矛盾的生命，只有通过“自然战争”才能存在。四大五行，尚自相克相搏；而人类，乍看似乎摆脱了这一宿命，却跟自己的同类无尽地斗争。要得出这一观察结论，固不必求助于马尔萨斯，这本就是此一世纪人所共有之思想。[35]便是其后的查尔斯·达尔文，其主要贡献也并不在于将生存斗争应用于解释整个动物世界的创生，而更多的是他发现，将生物变异与自然选择的修枝刀相结合，也许正是解决有机体形式无限趋异的关键。
回首通观整个19世纪进化论的大概状况，不难看到，给当时的学术气候定下基调的主流神学理论，其先入之见影响至深，如此，则无怪乎整个社会虽早已熟习动植物的优选育种，但进化理论却迟迟不前，花了这样长的时间才最终底于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我们已然看到，自然之链理论，尽管承认有一个从最低等生物渐至于人、甚至高于人的有机复杂性等级，却隐含另一个意思，那就是，生物的创造乃是瞬时一成，再不改变的。然而，博物家自17世纪起，就已在具体实践中相信物种能够变异。只是，在缺乏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人们暂且假定，这种变异是有其局限的。任何物种都有个范型（type form），虽在某一范围内允有波动，但归根结底，生物可塑性是受到限制的。[36]这种观点能够解释，为什么园丁和养鸽发烧友育种成功，却并未引发严重的学术冲突——实际上，一直等到物种灭绝与漫长地质时代的观念为人所知，学界才被迫面对真正的严肃问题。在达尔文以前，错综复杂、彼此联系的生命之网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其所关注的最终指归，无外乎给神学设计论提供一种直接论证——那才是真正压倒时代的宗教主题。因此，自然选择说，尽管已被接受，但只是在一种至为局限的意义上被接受的。
具体到拉马克，也许有人要说，之所以他未能抓住随机变异的潜在重要性，可能是由于他并不确信真的存在大范围的物种灭绝。如果他当真能够舍弃自然之链理论，接受大量物种曾经灭绝的事实，他本可以至少去思考一下偶然因素在生命中所起的作用。而由于对生命的过去缺乏细节的知识，仅通过对无脊椎动物变异的观察研究，他只好得出结论，认为消失的物种并非死去，而是变成了现存的新物种。如此则他的生物发展观便有了许多定向控制的意味，而灭绝与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若非完全没有，也是极其微小了。
神学设计论仍具深长影响。实际上，拉马克和伊拉斯谟·达尔文，可以说二人都曾致力于改进存在之链理论，将不变的神圣蓝图所固定下来的阶级，转变为贝尔所谓的“各别意志综合论composite of particular wills”，说白了也就是某种开放式的竞争型社会结构。[37]尽管两人不大可能清楚地察觉这一事实，然而，新的观念实在诡异地反映出他们所处的社会之变迁。
在英国，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注定会使伊拉斯谟·达尔文的理论成为过时。重新确立的宗教正统观念，复又将拉马克斥为“法国无神论者French atheist”，其学说则受到“道德谴责”。最终，学界通过“沉默的共谋”，使拉马克的研究工作窒息而死。[38]思想史上已多次上演过这一幕：某一新观念为社会势力所压，其再次的出现，也将因此受到影响而迁延无期。
然而回头看去，吾人仍可以看到，历史确乎正迈着稳定的步子，向令人满意的合理进化机制前进。布封曾设想气候及其他类似环境因素直接导致生物体产生可遗传的变异。拉马克否认环境的直接作用，而主张只有通过生物习性的改变，才会进而产生机体的可遗传变异。伊拉斯谟·达尔文的看法与之类似。
如此，则可以说，拉马克和伊拉斯谟·达尔文，二人最早认识到了生物体与环境构成的二元生态关系，其中生物体需不断适应环境的改变——一旦环境改变，生物体便须做出持续的反应。此外，拉马克还可能第一个看到，“用进废退”对个体器官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后来，查尔斯·达尔文对其略做调整，将其用于自己的进化论体系。
再观拉马克之困于“灭绝”难题，让人不禁深思，仅涉现存生物的比较形态学，似不足以完整进化理论而打开过去之门。时间旅者尚需进入更广阔的光阴之海，如早期的航海家那样，到时间长河彼岸，去搜索异珍，猎获新奇，以说服他们不愿改变想法的同时代人。这旅程尚待三位伟大领航者前去开拓；面对重重障碍，茫茫前途，他们终将拨迷雾而见远方。他们三位的英雄故事，且待下一章慢慢讲来。
注释
[1]Geoffroy Atkinson，《1700年以前法国文学里的非凡旅行》The Extraordinary Voyage in French Literature Before 170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0，p.58.
[2]Geoffroy Atkinson，《17世纪大航海与观念演进之关系》Les Relations de Voyages Die XVIIe Siècle et L’évolution des Idées,Paris,n.d.，p.82 ff.
[3]De Maillet，上引书，英译本，London，1750，p.206.
[4]R.W.T.Gunther，上引书，p.260.
[5]Charles Singer，《科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224—225.
[6]上引书，p.218.
[7]同上，p.225.
[8]J.J.Spengler曾对早期人口论学者的著作进行广泛纂辑，见其所著《马尔萨斯在法国的先驱》French Predecessors of Malthus,Duke University Press，1942.
[9]Bentley Glass，“Maupertuis and the Beginnings of Genetics莫佩尔蒂伊与遗传学之发轫”，《生物学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1947，Vol.22，pp.196—209.
[10]《布封自然史》Buffon's Natural History,London，1812，Vol.5，p.88.
[11]上引书，pp.128—129.
[12]同上，Vol.2，p.346.
[13]同上，Vol.4，p.102.
[14]同上，pp.160—161.
[15]同上，p.162.（斜体是笔者加的——L.E.）
[16]上引书，Vol.5，pp.184—185.
[17]同上，p.185.（斜体是笔者加的——L.E.）
[18]Barr编：《布封集》Buffon,London，1797，Vol.2，p.253.
[19]上引书，1812，Vol.2，p.337.
[20]同上，p.250.
[21]上引书，Vol.4，p.218.
[22]Barr编：《布封集》Buffon,London，1807，Vol.9，p.136.
[23]同上，p.137.参本书261页所引达尔文语。
[24]上引书，1812，Vol.4，pp.47—48.
[25]见Theodore Gill，“The Principles of Zoogeography动物地理学原理”，《华盛顿生物学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1884，Vol.2，pp.1—39.
[26]Bashford Dean，“Two Letters of Dr.Darwin:the Early Date of His Evolutional Writtings达尔文医生书信两通：论及进化说的最早日期”，《科学》杂志Science，1906，n.s.Vol.23，pp.986—987.
[27]《生物法则》Zoonomia前言。
[28]参本书p.39所引布封语。
[29]《生物法则》Zoonomia,Vol.1，p.572.
[30]MLD,Vol.1，p.125.
[31]Conway Zirkle，“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Idea of Acquired Characters and of Pangenesis后天性状和泛生论的早期历史”，《美国哲学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6，n.s.Vol.35，p.111.
[32]Charles C.Gillispie，“The Formation of Lamarck's Evolutionary Theory拉马克进化理论的形成”，《国际科学史档案》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Science，1957，Vol.9，pp.323—338.
[33]G.R.Potter，《1744年至1832年间英国诗人的进化思想》The Idea of Evolution in the English Poets from 1744 to 1832，未刊博士论文，Harvard University，1922，pp.211—213.
[34]《动物哲学》Zoological Philosophy，英译本，Macmillan，1914，p.54.
[35]见A.O.Lovejoy，“Optimism and Romanticism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语言协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27，Vol.42，pp.930—933.关于此题的长篇讨论见于Conway Zirkle的“Natural Selection Before 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起源》之前的自然选择说”，《美国哲学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1，Vol.84，pp.71—123.
[36]H.A.Nicholson，《自然史在英国的兴起与进展》Natural History:Its Rise and Progress in Britain,London，1886，p.243.
[37]Charles G.Bell，“Mechanistic Replacement of Purpose in Biology生物学宗旨的机械论替代”，《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1948，Vol.15，p.47.
[38]Norton Garfinkle，“Science and Religion in England 1790—1800”“1790年至1800年间的英国科学与宗教”，《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55，Vol.16，pp.387—388.亦见Gillispie，上引书，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