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发展中的中国经济
01
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经济进程中各要素的作用[1]
对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听到一个西方经济学家用西方的术语解释中国流行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国民储蓄、国家投资、出口进口和生产力发展方面所做的决定，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学会了以自己的方式向西方人表明，中国的贸易顺差、经常账户顺差乃至进口替代都是合理的。
我首先来谈谈经济发展的本质以及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然后，我想讨论一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此背景下，我会聊一聊自己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进程和发展之路的见解。我认为这种经济进程是一种最优的增长路径。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核心过程：第一，生产者的智慧（他们的知识和所受的教育），具体体现在他们选择对西方哪些技术进行“创新”以及如何应用所选择的技术；第二，用户的智慧，体现在他们选择对哪些创新技术进行采纳和学习。
一个人的全面发展通常意味着对一系列任务的掌握，并因此不断地发现和拓展新的才能。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20世纪的亨利·柏格森、亚伯拉罕·马斯洛和约翰·罗尔斯，西方的哲学家对此发展概念有着广泛的共识。我认为中国人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
一个国家要想持续不断、生生不息地全面发展，就必须不断面对新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重复陈旧的问题。
因此，我想说，一个经济体在高度发达的时候，其大部分人都在积极参与解决新涌现的问题，而新问题是源源不断的、持续的。参与的人数越多，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
生产力不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吗？当然，一定水平的生产力是满足某些基本需求（如遮风挡雨和抵御严寒）的必要条件。但是，生存和各种物质享受并不是真正的发展。我想说，在有了这些基础的生活保障后，人类才能有更多精力去思考，从而有潜力去发展为真正的个人。因此，生产力是使发展成为可能的必要因素。进一步来说，如果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能让更多的人从事具有发展潜力的工作，那么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就能够促进更高层次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构成是为了不断发展吗？答案肯定是“到目前为止，是的”。中国的经济架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大幅提高了生产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的时候。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不对经济组织进行一些持续变革的话，中国的稳步发展是否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从抽象的角度来说，关于中国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假设它是中央规划和其他变量的总和，这些变量可以是出口和投资。这些变量的组成，如出口和投资，在某种程度上由市场的力量决定。因此，这些变量总体的构成可能反映了市场参与者的个人偏好。
看到除物质资本以外的资本也是很有帮助的，这意味着“投资”主要包含如何获取、学习和应用新的知识。国家或者国有企业从国外购买技术，而相应的市场其他参与者投入时间和金钱去学习如何使用企业引进的新产品或者国家要求引进的新产品。生产函数描述了每个产品的产出如何依赖于它所获得的劳动力和技术。
在过去，当中国还没有对外开放贸易和投资的时候，西方国家在技术进步方面领先。一个极端是商品生产率没有任何提高，另外一个极端是商品生产率大幅提高。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技术进步，中国和西方国家将是相同的；如果中国能够不计成本地完全获得这些西方技术，这两个地区将再次相同（在更高的工资水平上），那么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就没有贸易和投资的必要。
当中国对外开放并赢得国际投资者的信赖时，最初的生产率差距就会推动事态的发展。我们可以订购生产出来的商品，以使生产率最低的商品之间的差距等于零，并且商品的“高科技”越多，生产率的差距越大。
如果完善的自由贸易是可能的，那么中国可以优化性地出口生产率较低的产品，进口其他高科技产品。这样中国就不会想着购买西方先进的技术，因为中国从这种完全自由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是收购西方技术也无法超越的。
但是，中国如此之大，出口和进口也如此之多，以至于进出口贸易条件会对其不利，或者会造成高昂的进口运输成本，又或者如果西方不允许其资源的巨大转移，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将无法大规模出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将积极地参与科技交流从而在进口方面自给自足。中国从技术购买（及其采购的动力）中获得的利益来自贸易条件的改善、运输成本的避免以及有机会获得西方商品——那些在规避西方贸易时无法购买的商品。
对中国来说，最佳选择是先从西方国家购买可以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把对科技水平要求低的产品的生产率提高到西方国家的水平，因为相同的支出无法使中国购买足够的可以和西方国家生产率相提并论的高科技产品。因此，随着中国科技不断进步，中国的生产竞争力也会逐步提升。
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有多快？与此同时，改善贸易条件和避免运输成本之后工资增长了多少？这将取决于中国的投资率（以每年的支出来衡量）。中国需要与西方国家保持贸易顺差，以此来支付特许权的许可协议的费用。中国需要有足够的账户盈余来购买一系列的技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所认为的异常和不受欢迎的“失衡”是最佳的。从特许权使用费和购买的角度来看，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财富积累——包括国内对物质资本和技术的投资以及国家对国外净资产的投资——看作不断“优化”国家储蓄的过程。在生产力低下的最初阶段，相对于国民收入，中国的最优国民储蓄可能很大。
这些储蓄在海外金融资产的“投资”和技术的“投资”之间是如何进行分配的？许多西方政府抱怨不合理的“重商主义”。这似乎促使中国出现了巨额贸易顺差，而且（如果数据正确的话）还出现了经常账户顺差。因此，我们应该问，中国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保持顺差？
一个简单易懂的分析表明，最初，中国将购买金融资产，直到其积累到足以购买用于生产某些低技术产品的“全部”技术为止。然后，中国将再次积累金融资产，为购买下一套新技术做准备。即使技术不是完整的，但技术无穷小的增长也会带来无穷小的收益。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会对海外金融资产有“预防性需求”，以便为不可预见的技术购买机会做好准备。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现有的许多关于中国的评论似乎没有理解，如果中国要从西方国家购买技术转让，它将不得不出口一些自己的产出来支付购买技术转让的费用。即使中国被允许先使用这些技术，然后再付款，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中国立即购买它将要购买的所有技术，那么它将需要一个永久的贸易顺差来支付资本支出的利息。
这方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说明，它涉及整个发展过程。
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最佳储蓄率几乎不受经济环境带来的投资减缓的影响。假设中国人必须“学会”喜欢消费进口商品，比如西方国家的汽车，或者他们必须学会使用进口商品，比如学会开车。这将导致消费者购车滞后，并抑制消费进口的增长；在理想情况下，中国的储蓄将持续下去。
中国要为未来的汽车进口激增和未来的技术购买激增做好准备，以便能够在国内生产更多可购买的汽车。这种预期储蓄的过程，即随着时间的流逝储蓄趋于平稳，导致进口水平较低，但消费者对汽车需求增长的滞后性导致出口居高不下。中国正在为未来的进口激增和未来的技术购买激增而储蓄。
了解汽车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所带来的复杂性，这让我想起我与理查德·纳尔逊在1966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的问题。一种投入的普及不是瞬间就发生的，例如一种新肥料，其扩散的速度取决于有关化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衡量投入的有效性和危险性。同样，西方国家汽车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人口的教育程度及其对相关机械的了解程度。现有的教育程度越广泛或越好，汽车普及的速度就越快。在从现有的西方技术中选择最适合引入中国的技术的过程中，中国也会遇到同样的学习困难。采购技术的人员所受的教育，特别是对技术的了解和一定程度上的商业知识，将决定他们如何在现有技术中做出选择。教育还会影响从对科技的认知到采购的速度。
因此，在当前的教育水平和技术专业水平下，决定和谈判技术转让也需要时间。技术筛选和接纳的学习成本与吸收西方消费品的学习成本是有相似之处的。首先，这两个学习过程都减缓了中国引进西方技术的速度。创新决策和扩散技术中的学习成本都是阻碍因素，减缓了技术购买的最佳速度，从而阻碍了生产率的增长。其次，这两个学习过程都会导致储蓄率超过对西方技术的投资率，结果就是出口超过了进口。
[1] 本文源于2005年5月30日至6月1日作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的演讲。这次演讲涉及作者与哥伦比亚大学的阿玛尔·毕海德和冰岛大学的吉尔维·索伊加合作研究的一些内容以及早期的工作，其中一些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