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诞生在清末的乌镇

1896年7月4日，茅盾诞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观前街17号的一个姓沈的家庭里，取名德鸿，字雁冰，小名燕昌。笔名有玄、郎损、玄珠、方璧、沈明甫等一百二十多个，茅盾是其中影响最大，最初是发表三部曲《蚀》之一《幻灭》时用的一个笔名，也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一个笔名。

茅盾的故乡桐乡县（今桐乡市），是富饶的杭嘉湖平原腹地，茅盾说：“我的故乡向来是一个鱼米之乡。”[1]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说：“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才辈出的地方。”[2]所以，故乡，在文学巨匠茅盾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茅盾的故乡桐乡，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上，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据当地方志介绍，桐乡位于北纬30°28′18″——30°47′48″。自然条件优越，全县地势平坦，境内没有一座山，全是良田熟地，地里是成片的桑树林，田是水稻田。所以农村里一到春天，男女老少似乎没有空闲的人，种田养蚕。一直到冬天来临，农民又开始冬种油菜、小麦，这些越冬作物，让杭嘉湖平原上的桐乡县，一年四季都是绿色。而瓜果蔬菜在桐乡是应有尽有，有黄瓜、南瓜、西瓜、玉米、丝瓜等等，树上有桃子、梨子、橘子、石榴、枇杷等等，农村里农民自己养的猪、湖羊、水牛等等。桐乡属于东南沿海北亚热带，为典型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较长，形成“春夏季‘雨热同步’，秋冬季‘光温互补’的气候特征”[3]。境内全年平均气温为15.8°，即使在最冷的一月，月平均气温在3.4°，年日照时数为1983.4小时，日照率百分之四十五，可见气候宜人宜物。

桐乡县虽然是平原水网地带，但是传统的地形地貌，非常符合自然经济的特征。自从南宋以来，桐乡栽桑育蚕的产业兴起，桑地迅速增长，农民投入大量劳动力挑田泥培育桑树，年复一年，不断改善桑地质量，增加桑叶产量，久而久之，形成田、地、池、河凹凸多变的人工地貌，蚕桑的效益农业的雏形开始形成。据史料记载，桐乡的邻县崇德县（1958年与桐乡县合并），明万历九年（1581）至清康熙六年（1667）的86年间，崇德县因逐年进行大规模桑地改造，旱地从62308亩增加到207338亩。而相应的水田面积减少，从437909亩减少到293069亩。[4]从而形成这一带农村“桑基圩田”特色农业，即田泥肥桑，桑叶养蚕，蚕粪肥田，这种生态循环农业，说明效益趋利成为桐乡县农村发展的较早的特征之一。

桐乡县境内不仅物产丰饶，出产有水稻、大麦、小麦、油菜、蚕豆、黄豆、烟叶、菊花、土豆等，而且水系发达，在自然经济的年代，桐乡是交通十分方便的地方。清《光绪桐乡县志》记载：“桐邑北枕澜溪，南接长水，中贯运河，车溪、沙渚绵络其间，距太湖百里而近。”[5]在桐乡县境内，京杭大运河斜贯全境，有41.77公里，成为桐乡县的交通大动脉。围绕大运河，桐乡有不少相互连通的河流水系，如澜溪塘、金牛塘、白马塘、康泾塘、含山塘等等，总长度2300多公里。而且每一条河流，都有无数的小河支流汇入，形成村与村相连，河与河相通，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据说汇入桐乡境内运河的支流，大一点的有32条，如分乡港、正家笕港、南永兴港、北永兴港、上塔庙港、丁家桥港、新板桥港、中路过桥港、黑板桥港、大有桥港、西干河、东干河、湘庄港、妙智港、长安塘、小羔羊港、祝香桥港、大红桥港、泰山桥港、洲泉港、沈店桥港、北横港、南横港、店家塘、北沙渚塘、中沙渚塘、南沙渚塘、庙牌港、灵安港、西圣埭港、大羔羊港、洛塘河等。可见汇入运河的河道很多。而且我们从这些很远古的时代传下来的河港名称，可以想见，桐乡的祖先已经非常有智慧。大一点的主要干流，称为“塘”，围绕这些塘的河称为“港”，所以至今桐乡农村里，仍然沿袭这样的叫法。

由于河、塘众多，河港交错，人们生活、交通离不开船和桥，无船无法出远门，无桥无法出村，路就是桥，桥就是路。船是人们出行的必备农用工具，无论镇上还是农村，大户人家有自己专用的船，去县城办事，大户人家是用自己的船去的，一般的人家常常雇佣一只船，或者几户人家共用一条船。这种船一般比较考究，船内宽敞，前舱连着船头，中舱是客人休息的地方，后舱是船家摇船和做饭的地方，而农村的一般的船，就是茅盾小说《春蚕》里描述过的“赤膊船”，主要是装运农村的货物如稻草、肥料、粮食等等。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桐乡农村里的交通运输主要是靠各种各样的船只来完成的。因此运河里，船来船往，有用机器驱动的轮船，有拉纤的，有鼓起风帆的，有摇船的，各种各样的船把整个运河装点得非常热闹。而农村里那些四通八达的小河小港里，同样是穿梭昼夜不停的农船，这是四通八达的水系给当地带来的繁荣。依水而居的农村村坊，农民相互之间的交往，可以摇船去，可以走路过桥去的，茅盾的小说中，以桐乡农村为背景的，类似的场景很多。

河多，桥也多，据清《光绪桐乡县志》记载，当时桐乡县有名字的桥梁有1151座，《石门县志》记载的桥梁有547座，两个县里跨运河的石拱桥就有14座，如皂林的东双桥、西双桥，往西是单桥，东皋桥、南皋桥，往崇德方向有三里塘桥、司马高桥、松老高桥等等，都是气势恢宏的拱形桥，横卧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十分壮观！而桐乡境内农村里没有名称的桥梁更多。桥梁多，带来的是桥联文化的兴起，在杭嘉湖水乡平原，无论是乡野还是集镇，无论是大运河还是小河港，桥联文化早已成为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显示地方文化底蕴的时尚。这些桥联都是当地的文化名人所创作，但是淡泊名利的地方绅缙，对撰写桥联从不署名，显示一种低调文化，尤其这些桥联文化的水平，都是当时当地的最高的一种文化水准，创作者将方位、愿景、地位等元素嵌入其中，而且平仄对仗工整，是对联文化中的上乘之作。如运河上的“松老高桥”东侧的桥联是：“醉李趁帆风，戏水鸳鸯分福禄，高松延镜月，冲霄鹳鹤会飞来。”西侧为：“五百年日来月往修建相目，自光绪以溯宏治，九十里风平浪静，艰难克济，由德清而达仁和。”福禄寿喜和悠久历史、地理方位在两副桥联中完整地表达出来。大运河在桐乡境内到石门镇时，由南向东，转了一个弯，而石门镇南运河上有一座“南皋桥”，其中南面的桥联是这样的：“接三条渚水南来曲抱溪流清似玉，望一点含山西峙遥看塔影小于针。”这副桥联，熟悉石门镇地方的人，都称其嵌得妙。石门镇南面有三条东西向的河塘，称为北沙渚塘、中沙渚塘、南沙渚塘，所以“接三条渚水南来”，这是有出处的。因为运河在这里转个弯，石门又称“玉溪”，所以“曲抱溪流清似玉”。将石门湾、玉溪等都嵌在桥联里了。由于石门镇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没有崇山峻岭，所以下联的“含山”，是石门镇西面几十里的吴兴县境内的一个几十公尺高的小山，在石门镇的南皋桥上西望，就成为一个小点，而“含山”上有一个塔，从石门的高处看去，“塔影小于针”，完全是写实。桐乡县县城北边的运河皂林双桥横卧在大运河上，东西两座桥，非常雄伟，传说是一对姐妹出资建造，所以又称姐妹双桥，传说很美丽，而桥联也很有文化色彩，如东双桥的西边的桥联是：“雁齿双排天际夕阳斜飞鸟，虹腰对峙夜深灯火看行船。”西双桥其中的一副桥联是：“雁齿入秋高北去好携青镇月，鸣声催夜晓东来更踏皂林霜。”其中有景有方位，有气势，工整对仗，人字形的整整齐齐的大雁在夕阳下飞过，“北去好携青镇月”，青镇，就是双桥北面的乌镇的另一半，因为乌镇是属于湖州，青镇属于桐乡，所以“携青镇”是桐乡境内皂林双桥题中应有之义，合情合理。同时将双桥比喻为“雁齿”，十分形象和贴切。这是桐乡境内大运河上的几副桥联，其实不光是运河上的桥联如此风采，其他一些桥联同样文采斐然，可圈可点。

桐乡的濮院镇本来是个小桥流水人家的恬静之地，所以小巧玲珑的石桥特别多，桥联也是百花齐放，有写方位的，有写愿景的，有赞昌盛的，林林总总，十分可观。如“升平桥”东面的桥联：“济寿敦仁乡称永乐；机声渔唱人共升平。”西面的桥联是：“桐水西来联十景；梅泾南望慕双贤。”一座小桥，照顾到濮院小镇的方方面面，“永乐”“梅泾”都是濮院的古称；“机声”是当时濮院盛产濮绸，当地方志上说其“日出万匹”，所以机声隆隆象征濮院的繁华。“渔唱”却是水乡濮院的特色。濮院自古繁华，可见一斑。

桥联作为水乡文化的一种，是最能够体现一个水乡文化水平的一种式样，所以这些丰富多彩的桥联，都非常工整对仗，讲究恰如其分，雅俗共赏。崇福镇齐家睦桥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小桥，其中一副桥联：“北去运河达通津；南来上墅是名乡。”“北去”对“南来”，十分贴切。有的桥联对地名，也十分有趣，乌镇“浮澜桥”有一联：“地接青龙云集成万家井邑；波迎白马星驰来百业舟航。”通过“青龙”古镇和“白马”河的对仗，嵌进桥联，巧妙地把“浮澜桥”所处的位置表达出来。

值得一说的是，水乡桥联的作者，大多数没有署名，但是从有限的桥联作者看，这些写桥联的人，都是有功名的。有据可查的，上面“皂林双桥”桥联的作者，是当时嘉兴府的知府许瑶光所撰。运河边“秀溪桥”的南北的桥联，据说是清朝翰林院编修桐乡乌镇人严辰所撰：“水驿已交通五夜不须愁失足；风帆休饱挂千樯到此总低头。”“吴越据通津阅尽乘风名利客；霍宗遗故垒占来临水钓游人。”严辰当时得罪慈禧太后，“革职永不叙用”，他回到家乡以后，做了不少善事，为乡里百姓所称道。丰子恺的父亲丰鐄也曾经为石门湾牛桥写桥联：“卅里水索回西去遥通新市镇；一帆风荡漾东来安抵石门湾。”“社号南张香火千年资砥柱；埭名西锦町畦万顷挹溪流。”“新市镇”在今天的德清县，对“石门湾”，工整对仗，充满着书卷气。

乌镇西栅“通济桥”的两侧桥联，面南的是：“寒树烟中尽乌戌六朝旧地；夕阳帆外是吴兴几点远山。”面北的桥联是：“通霅门开数万家西环浙水；题桥人至三千里北望燕京。”读过这样的立意，这样意境的桥联，让人心胸开阔又不失地方特色。近处街坊通霅，远处吴兴山峦，将乌镇与六朝古都南京和千里之外的京城燕京，轻轻地联系在乌镇“通济桥”上，让人百读不厌不说，还让人兴趣盎然。不光乌镇有名的桥梁的桥联如此光彩，而且在乌镇一般的桥梁上的桥联，也非常有意思。如乌镇市中心的“卖鱼桥”的桥联：“小泊长行船影自随水远，熙来攘往市声何止卖鱼桥。”通俗而不俗气，有影有声，连桥名都嵌在桥联里面，这在乌镇是很少见的。乌镇的一些桥联，风雅清新，融古于今，可读可赏，乌镇的“翠波桥”东侧的桥联是：“浦上花香追屐去，寺前塔影送潮来。”西侧的桥联是：“一渠翠染诗人袖，终古波清客子心。”将南宋诗人陈与义在乌镇芙蓉浦筑室读书的往事，包括和当地名人结成好友的故事都融入桥联之中。“浦上”就是芙蓉浦，“追屐去”就是追随陈与义的盛况。一座普普通通的桥梁，结合当地的文化往事，写出如此有意味的桥联，可见当时当地不俗的文化水准。乌镇的“荐馨桥”桥联同样文采斐然，南侧：“水隔一溪依依人影，塘开三里济济行踪。”北侧：“碧水半弯流野渡，翠波一曲抱祠堂。”典雅而又有特色，将桥的地理位置轻轻地嵌入其中，工整而文雅。所以这些桥联文化，在茅盾出生的桐乡县乌镇，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几乎是到了有桥就有桥联的地步。这种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时间长期的积累，对一个地方的开化和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茅盾出生时，桐乡县城在乌镇南边13公里左右的梧桐镇。桐乡县的历史并不长，比乌镇的历史短多了，桐乡县是明朝宣德五年即1430年建桐乡县，县治设在桐乡凤鸣寺（今梧桐镇），当时这个桐乡县城虽然不大，民间说它“碗大桐乡城”，但是也十分精致，有城墙，有东西南北城门，城内有城隍庙，乌镇虽然有镇的历史比县城时间还长，但是仍然是桐乡县管辖的一个地方。而且乌镇没有城隍庙，乌镇没有城，自然没有东、西、南、北的城门，这一点，让乌镇的一些有识之士耿耿于怀。桐乡县建立县治一百年以后，即1538年，乌镇在外地做官的施儒专门向中央打报告，鉴于乌镇的规模和发展，建议将乌镇设立县治。后来这个报告中央没有批准。但是施儒的这个报告文字却流传下来，在历代镇志中都有记载。

其实平心而论，乌镇的规模还是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交通条件，都是桐乡县城、梧桐镇不好比拟的。在茅盾出生时，乌镇的规模不小的，虽然没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但有东西南北四栅，既是集市所在，栅头还有安全防卫设施的遗址；乌镇的历史也很悠久，相传古称乌墩，春秋战国时期为吴越疆界，“吴戍兵备越，名乌戍”[6]。茅盾出生时，乌镇还是以市河为界，河东为青镇，属桐乡县；河西称乌镇，属吴兴县。所以茅盾在1978年给叶子铭先生信中说：“故乡，在清末为青镇（本来乌、青两镇，隔河为界），属桐乡县，解放后两镇合并，名乌镇，仍属桐乡县。”[7]乌镇位于两省（浙江、江苏）三府（嘉兴、湖州、苏州）七县（桐乡、石门、秀水、乌程、归安、吴江、震泽）的交错之地，乌镇东西长3.75公里，南北宽3.5公里。所以镇区东西南北沿河街道呈十字形街道结构， 但是街道很小，都是用石板铺成，石板下面的镇上的下水道，所以走起路来，街道石板有时会发出笃笃的声音，这种声音也是乌镇街上的一种充满想象的有历史感的声响。而且乌镇比桐乡县城的交通更发达，县城只有一条康泾塘和运河相连，而乌镇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浙北的水运的要道，当地方志上说：“苏杭嘉湖六通四辟，粮艘贾舶无间道可他适。”[8]乌镇位于苏州与杭州的中间，水路去苏州、杭州在那个年代非常方便，朝发夕至，来往十分繁忙。还有乌镇去上海去湖州，都有水路直接通航，同样也是朝发夕至的路程。所以由于乌镇的交通非常方便，乌镇的开放程度也比一般乡镇高了许多。在语言交流上，乌镇人基本上能够听懂上海话、苏州话、杭州话，这样的开放程度是其他乡镇所没有的。由于交通方便，乌镇人早就走出乌镇，去上海、苏州发展，甚至走出国门，到外国去发展。在20世纪初，就有乌镇人去国外留学的记载，而且留学回来在乌镇的小学里教书。乌镇人徐冠南做实业办企业，后来去上海做贸易，成为乌镇在上海的一个大老板。据说徐冠南发迹以后，在上海广置房产，投资银行，茅盾后来从日本回国，经常去的卢鉴泉的公馆，原来就是徐冠南家的，卢鉴泉向徐冠南顶来做寓公的。徐冠南有钱以后，曾经隆重地为其母亲祝寿，但是其母亲将儿子给的祝寿的钱，全部捐出来做公益，修乌镇北边的古迹分水墩，一时传为佳话。在其母亲的影响下，后来徐冠南在故乡乌镇捐资办学校、修寿圣塔等，常年接济乌镇的穷人，办施粥厂等。其他一些清末民初利用乌镇的交通便利，从事实业的还有不少，如在乌镇经营“沈亦昌冶坊”的沈和甫，他在乌镇开办冶炼企业，还在苏州、上海、嘉兴、平望等地开办冶炼企业，开钱庄、盐仓、典当等。这些乌镇实业家发迹以后，不忘根本，回报故乡，在乌镇办学，扶持有前途的年轻人，影响不小。据说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是乌镇人，年轻时才华横溢，但是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里，汤国梨无法深造，后来就是在沈和甫资助和帮助下外出求学的。

因为交通便利，信息通畅，乌镇这个古镇常常有一些得风气之先的事业，尤其是在维新运动前后，乌镇的一些事业有成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强国富民之道，沈和甫在光绪二十八年就开办中西学堂，不再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而引进外语，强化体魄锻炼，注意培养团队意识等。茅盾在很小的时候，见到这些有点西化的学生走路，都很羡慕。连走路“蒲达蒲达地像‘兵操’，而且要是两三个人同走，就肩挨肩地成为一排”[9]。这些得风气之先的举措，给古镇乌镇影响还是很大的。乌镇的邮局在1903年开办的，同一年，乌镇周边的桐乡县城、崇德县城、濮院镇、石门湾等，也在这一年开办邮局，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百姓。光绪三十四年（1908），乌镇就设立电报局，直接从乌镇北边的南浔杆线接入，它和桐乡县城同一年设立电报局，和县城一样，同时可以有电报往来。在时间上乌镇比邻县崇德县城的电报局早了7年。而且当时乌镇已经开始有长途电话，据当地地方志记载，1908年开通电报业务时，乌镇电报局就兼办长途电话业务，电话线附在电报杆上进行通话。所以当时的乌镇就非常时尚，一大批在上海等外地做生意的乌镇人，常常可以用电报、电话与家乡乌镇联系。

乌镇的这种时尚，与它特有的地理位置有关，与它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有关，更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关。有据可查的，宋代以降，一个小小的乌镇，曾经有过62个进士。其中清代有34位乌镇青年考取进士。有名有姓的举人更多，宋代以来，共有169位举人。这样的文化繁荣，是江南古镇中出类拔萃的。与乌镇有些交往并且留下足迹的一些名人前贤中，有不少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地位的，如南朝梁文学家沈约，官至光禄大夫兼尚书令，并为太子少傅。据说他在乌镇有自己的宅第，而沈约的父亲沈璞的墓也在乌镇的“普静寺”之侧，所以沈约每年春天从建康（南京）来乌镇小住，扫墓读书。而太子萧统也随太傅一起来乌镇小住读书。清周大绶在《梁昭明书园记》中说：“史称梁昭明好学多闻，通知古今，终日诵书不辍，夜则使其官属诵而卧听之，遇有脱误悉识之，以责诵者。自古贤良主器其博学能文章，殆莫过于统也。”这个昭明太子就是《昭明文选》的选编者。《昭明文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文集，是后人研究梁朝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乌镇后人为了纪念昭明太子在乌镇读书的往事，明万历年间，乌镇集资建造了一座“梁朝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上面书“六朝遗胜”四个字。这座石牌坊建在“密印寺”旧址上，供后人凭吊。所以乌镇人非常看重这个文化遗迹，称它为“实开两镇文运之始”，评价很高。茅盾在给故乡的诗中有“昭明书室依稀”的句子，[10]自此以后，乌镇的名人代不乏人，有学而优则仕的，有学而优则著的，据《乌镇志》收入的名人看，不少是本地人，也有是外地人，客籍人，但是这些有影响的人，都为乌镇文化的积累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乌镇志》根据旧的地方志辑录了一百三十人，作为人物传编进镇志。从其中的人物看，从北宋开始乌镇就有名流青睐，南宋翰林学士、诗人陈与义两次在湖州做官时，看中了乌镇这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在乌镇买了房子，号称“南轩”，自号“简斋居士”。明代绍兴人漏瑜，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退休以后在乌镇定居，以诗词自娱，是明代乌镇“九老会”之一。祖籍泗州的王济，祖上迁居乌镇，王济年轻有为，曾任广西横州州判，后来一度代理知州，在王济治下，横州夜不闭户，公余王济能诗善文，晚年因为奉养母亲而辞官回到乌镇，其宅第辟有“横山堂”。作为藏书楼，“横山堂”估计是王济对年轻时代在横州宦海的一种怀念和寄托，回到乌镇以后，王济与苏州的祝枝山、文徵明等时人名流有来往，一时成为乌镇的重要乡贤。而乌镇人施儒，当地方志说他为人慷慨，有真才实学，考取进士以后，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后来因为得罪权贵，罢职归里。后来世宗即位，施儒复出，派往广东省任职，不料又触犯权贵，刚正不阿的施儒又被夺职。时在南京的兵部尚书王守仁惜其才华，推荐他为兵备；当时广西右江大司马胡世宁荐举施儒代理自己的职务。就是这个乌镇人施儒，后来曾经提出将乌镇升格为县城，这个报告上面虽然没有同意，但是给乌镇增加一名“府佐”官员，协助乌镇地方管理。所以这位在官场上起起落落的施儒，家乡人记住了他。乌镇前贤中还有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李乐，他是明隆庆二年（1568）的进士，当过知县，因为为人正直，后来屡遭排挤，告病还乡。人称“真君子”。他自己常言：“无心之失甚多，有意之恶不作。”可见其为人。李乐有著作《见闻杂记》等传世。还有一位值得一说的是，清代藏书家鲍廷博，他是安徽人，他随父亲来到桐乡乌镇东乡杨树湾定居。鲍廷博喜好藏书，乾隆年间政府开四库全书馆，向民间征集图书，鲍廷博向清政府捐献珍贵图书600多种，成为全国个人捐献珍贵图书最多的一位藏书家。第二年，清政府嘉奖，并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鲍廷博将自己的藏书楼取名“知不足斋”，并且刻“知不足斋”丛书，亲自校对，每成一集即进献。后来，清朝政府赏鲍廷博为举人衔。鲍家子孙按照鲍廷博的遗愿，继续刊印丛书并进献给四库全书馆。祖孙三代刻印30集，共207种，781卷。1880年，鲍廷博的曾孙鲍寅将《古今图书集成》捐献给杭州西湖文澜阁。这是19世纪桐乡乌镇的文化大事，所以茅盾在散文中不经意间常常提到这位藏书家。林林总总的前贤名人，让乌镇的文化底蕴日益深厚，历史文化的浸淫，现代思想的影响，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桐乡乌镇，有着和其他地方不一般的地方，乌镇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也创造了辉煌的未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1]茅盾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底蕴深厚、交通发达、物产富饶的环境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