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次性写作，或作为“人本”的诗歌

我怎么看？我从前也曾犹豫，觉得自己拿不太准，把握不住尺度，但当我年岁越来越大，阅读的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渐渐坚定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也认为海子是“创世纪式的诗人”。但这只是我的经验性的理解，要想说明白，让别人也听明白，又是一个艰巨的诗学问题。

一个非常丰富的存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也可以说就是一个世界。每当我进入并打开这个世界，再离开的时候，都强烈地感受到，海子可能是属于“以五百年为尺度”的那种诗人——这当然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或者你可以认为我是在瞎说。因为五百年以后，我早不在了，你们也不在了，后人怎么评说，天知道，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给五百年后的人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五百年前，有这么一个人妄言：有一位诗人到今天还被人们谈论，被人们重视。现在，这话是不是靠谱，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回答了。

但五百年后的人们究竟是怎么回答的，我们还是不知道。

但我依然觉得，海子是可以和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大诗人放在一块儿来谈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和这些大诗人搁在一块儿，而这些诗人无疑都是以一千年或五百年为尺度的诗人。今年恰逢新诗诞生百年，历经百年至今天，我们可以大体认为她成长成熟了，但这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到了海子，它需要前面有胡适，有郭沫若、李金发、戴望舒、艾青……还有当代的很多诗人。但这些诗人有的可以称得上是“时代意义上的”诗人，却很难有称得上是“文明意义上的”诗人，而海子，却是可以称得上文明意义上的诗人。

简言之，我觉得海子是在农业文明的背景下，在以农业经验为根基的一套话语系统中所诞生的“最后一位”大诗人。也就是说，在海子以后，再也不可能有农业文明意义上的抒情诗人了，他将这一伟大文明中的写作的可能性，在推到了极致的同时，也将之耗尽了。

其实近人早就有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之类的说法，但这也有一个过程。至上世纪末，我们似乎可以说，历经三千年——或者甚至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处于真正分崩离析的境地，随着世界性工业时代的到来，它的文明背景和话语系统、一整套象征符号系统也已陷于土崩瓦解。而海子应该是“最后一位”出色且自觉地使用农业文明背景下、农业经验根基上的抒情话语的诗人。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或许是出于一个巨大的错觉，但确乎是在文明的意义上做出的一个判断。借用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也是新时代的开始的第一位诗人”[4]，我似乎也可以说，海子是农业文明背景下的最后一位诗人——甚至也是工业时代到来的最初一位诗人。后者似乎不如前者那样可以成立，但既然是农业时代的最后，当然也是工业时代的最初，这个逻辑应该是成立的。他的全部写作是对于农业文明及其经验的“整体性的”，也是“最后的挽歌”式的处置，一种以身殉诗式的、献祭式的处置。

要想正确解读海子，我主张要设置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叫“不可解读性”。这有点矛盾，如果把握不好尺度，就显得是一个“伪问题”，无论是海子所提出的“伟大诗歌”的问题，还有他的“不得已的长诗”的问题，都需要一个限制、一个前提、一把钥匙。

首先，海子的长诗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是了不起的伟大作品，有人则认为是唬人的“皇帝的新衣”[5]。这几部长诗，我敢说，迄今为止在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地通读过；即便是通读过的人，“读懂”了的——敢于言之凿凿地这么说的人，我没听见过。当然还是会有的，我坚信有人读懂了。最近我看到了毕业于北大的诗人西渡的一部著作，叫作《壮烈的风景》[6]，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应该是真的读懂了。西渡当然也是老大一把年纪了，是1960年代后期出生的，刚刚读了清华大学的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我看了，我觉得他可能是为数不多的通读且读懂了的高人之一。

但我依然觉得，海子的长诗从本质上还是一些“未完成的诗歌”。这不是从个人的写作能力和理解力的意义上来说的问题，而是就海子的诗歌观而论。因为海子的诗歌观是非常独特的。他在《诗学：一份提纲》一文中有一节，叫作《伟大的诗歌》。《伟大的诗歌》中有一句话，叫作伟大的诗歌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它“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我理解，“伟大诗歌”这个东西显然不是“文本意义上的某一首诗”，而就是指“一次性的诗歌行动”[7]，说穿了，就是一次壮烈的、作为文化英雄的、献祭式的行动。正如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另一句话：“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8]当然，“未完成”“不可解读”“一次性”“伟大诗歌”这些概念互相关联，也至为缠绕，难以一下子说清。我应该引用雅斯贝斯的说法，它和海子的说法非常接近。雅斯贝斯说，“伟大诗歌是一次性的写作，是一次性的诗歌行动，是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是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的一次性的诗歌行动”[9]。这个意思和海子的表述是非常接近的。

我不确定海子是否读过雅斯贝斯的书，了解到雅斯贝斯的这个论断，但海子的说法与雅斯贝斯是如此惊人的一致。而且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德里达的一个说法。德里达有一本书叫作《文学行动》[10]。什么是“文学行动”呢？它主要是就“非传统文本”而言的。所谓“非传统文本”，有似“非传统安全”之类的概念，“传统安全领域”指的是国防、国家安全、战争等，这些是“传统安全”范畴中的问题；而“非传统安全”则是指海盗、地震、海啸、大范围疫情，这种集体性的灾难，比如现在正在闹的“寨卡”，非洲的“埃博拉”，前些年还闹过的“SARS”之类，都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现在国家间的合作非常多。那么德里达所说的“非传统文本”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他说，“现代以来的很多非传统文本，是建立在关于文学的一种‘末日想象’之上的”，大意如此[11]。什么是“非传统文本”，就是那些充满了行为艺术色彩的文本。行为艺术各位都知道，是在文本之外加以行为的诠释，比如光膀子弹吉他之类。行为艺术的范畴非常广，前些年有一位叫曾德旷的诗人，他的行为艺术是吃蛆，身上挂着一块牌子叫“我有罪，我写诗”，把不知道从哪里捞来的蛆，当众吃到嘴里，别人拍下来展示，这就是行为艺术。当然也是一种“行为文学”“行为诗歌”，用德里达的说法即是“文学行动”，这类作品自然也就是所谓“非传统文本”。它们往往诞生于关于文学的一种末日危机的想象之中，即想象“文学死了”，传统的写作完蛋了。只有在相信这样一种传统文学难以为继、经典的文学样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类吓人的事情，将文学事件化。

显然，传统的文学是“文本”存在，即伟大诗篇和经典不可撼动地矗立在那里。但对于屈原这样的诗人来说，我们还不能完全把他作为一个“文本意义上的诗人”，他同时还作为一个“人格意义上的诗人”，甚至“行为意义上的诗人”。过去我们只会概念化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从人格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他是一位纯粹的、有人格洁癖的诗人，他用自杀践行了他的《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因为《离骚》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他的心里满怀着悲伤和愁绪，他的身上挂满了香草与鲜花。这可是一个大男人的形象，假如我们从高贵的方面去理解的话，他是一位有着精神洁癖的、一个非凡的人；但换一个角度看，他也是一个有着类似精神分裂症状的，有着忧郁症和自恋狂式症状的这么一个人。要看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一直主张，文学的理解必须是关于人性的至为丰富和复杂的理解，而不是概念化的一种框定。假定你只把屈原理解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话，那文学的理解可能就止于这样一个概念了；必须要把他放在一个“精神现象学”的范畴去考察，放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格构造里去观照，屈原才会被作出稍稍准确和客观的认识。

在我看来，屈原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一位伟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人格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两者是互为见证的。这样说的意思是，假如诗人写出了《离骚》，却还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显得太矫情了，这首诗大可以质疑；但屈原愤而投身汨罗江，以死殉国，以身殉诗，就引得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在崇敬和纪念他。那就不一样了，不服气的就试试看，你有本事写出《离骚》，且能够践行其伟大的人格理想，你能吗？不能。而且即便你这样做了，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也成不了屈原，因为屈原只有一个。雅斯贝斯说了，“伟大的诗人是一次性的写作”，是“不可摹仿”和复制的；海子说的也相似，是“一次性的诗歌行动”，所以你看海子死后有多少人模仿，但却不能再成为海子。

2014年有一位诗人自杀了，他的名气不是很大，叫卧夫。我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怀念他，文章题目叫“怀念一匹羞涩的狼”。因为卧夫就是狼，就是“Wolf”。但他不是那种凶残和张扬的狼，而是一个很谦虚的，非常内向、低调甚至羞涩的狼，活着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过他。突然有一天自杀了，人们才忽然意识到失去了一位朋友，而他也是一位不错的诗人。他生前是一个海子的崇拜者，一直热衷于出钱做有关海子的诗歌活动，包括修葺海子的墓地，他都出过钱。他或许也是患上了忧郁症，在怀柔的山区自杀了。他的自杀本身是模仿海子的，但自杀的方式则不一样——他创造了一种方式，把手机关掉以后扔掉，一个人爬到怀柔燕山的山顶，把衣服脱光，不吃饭，不喝水，冻饿而死，困厄而死。他在他的诗歌中甚至写道：“活不过顾城。死不过海子。”显然他也有强烈的“一次性生存”或者“一次性写作”的冲动。但有一点，死亡与伟大诗歌的文本必须有一个匹配关系，我并非不尊崇卧夫，但又必须说，他并未能够成为海子式的诗人。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是说，“伟大的诗歌”不是单纯指文本意义上的诗歌，而是人格意义上的、生命人格实践意义上的诗歌，但它是文本与生命相统一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