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成就差距

美国及许多国家的教育系统中都出现了两种成就差距。第一种差距已有翔实的数据可查，且被大众广泛地讨论，同时也是过去10多年（1995年之前）来教育改革的重点。那就是在教育质量上，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与大多数穷人及少数族裔孩子之间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教学结果的差距。第二种差距我称之为全球成就差距（课堂与职场的鸿沟），即这个全球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学生、职场人与公民具备的能力，与我们最好的公立学校正在教授与考查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站在美国的国家层面，我们一直在努力缩小第一种差距。具体来说，就是让经济水平最落后的学校能与经济水平较好的学校齐头并进。与之对应的措施主要是增加考试次数，让学校为学生的考试成绩负有更大的责任。然而，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是在这些“好”学校，学生们也并没有习得21世纪最重要的素养。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包括课程、教学法，以及要求学生参加的考试都形成于20世纪，以满足那个时代的需求。它们早已过时了。

第二种差距尚未进入大多数人的视野。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该差距是由日常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变化所带来的。而在过去20年中，我们无时无刻不与这些变化共存，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因此，我们很难把这样的常态与塑造未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变化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不能深入了解这些变化，重新思考21世纪年轻人的必备素养，并明确最响应时代需求的教育方式，整个国家的未来将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的下一代要在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的“新兴的扁平的世界”3里竞争、出人头地。可是，这个扁平的世界已经不同往日了。迅速发展和不断突破的科技正改变着它，中国、印度、泰国、菲律宾等国家惊人的经济增长也在重新塑造着它。同样地，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的民主也面临新的挑战。而现在，全球变暖正威胁着整个星球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为了应对这些以及纷至沓来的挑战，我们需要让学生接受不同的教育。在1983年，我们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描述是当年发布的一份著名的教育报告的标题。这份报告强烈地谴责了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正掀起一波平庸化的浪潮”4。与之相比，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比想象中更为严重。《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初衷是好的。然而，该法律的实施却让所有的孩子在学习、工作和履行公民义务等新生存力上严重掉队。

在踏入职场前，年轻人需要具备哪些素养呢？我围绕这个话题做了一些研究，并随之深入理解了全球成就差距这个概念。我想找到今天的高中毕业生需要掌握的能力，这些生存能力能让他们胜任一份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好”的工作。我还想知道雇主如何评价美国的高中和大学毕业生，与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相比，美国毕业生的竞争力如何。应对职场提出的要求与成为一个独立思考者、一个好公民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在哪些方面有冲突？许多教育工作者认为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而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议题。我始终坚信，不能为了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就舍弃把他们培养成积极参与民主社会、博闻多识的公民的可能。顾此失彼最终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必须两者兼顾。

1988年，我拜读了大卫·卡恩斯（David Kearns）和丹尼斯·多伊尔（Denis Doyle）合著的《在脑力竞赛中拔得头筹》（Winning the Brain Race）。这本书是最早介绍职场变化及其对教育的影响的作品之一。书中介绍到，当前的工作与职场人成功所需的素养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还在书里阐述了变化的形势。从那时起，我便一直在阅读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但当我开始为本书做研究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职场大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开始，我还觉得除了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现在的职场文化和工作方式与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在《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描述的应该相差无几。威廉·怀特在这本著作中对20世纪50年代企业中的工作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这本书被许多人奉为有史以来阐述企业生态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至今仍吸引着大量的读者。怀特担心企业，以及美国其他大型组织为了让员工忠于权威，服从上级，便向他们施加过多的压力。怀特还为商业对教育的影响深感担忧。他忧虑企业会大量招聘会计和数学等专业的毕业生，而让人文学科成为濒危物种。怀特的结论是，要想在现代的组织中生存和成功，人们需要服从于权威。这种服从性极大地危害了个人主义，可正是个人主义才让美国有了今日的强大。他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有选择性地”挑战权威。作为《财富》（Fortune）杂志的编辑，怀特的这一提议着实令人意想不到。然而，怀特从来没有真正解释过有选择性地挑战权威具体的操作办法是什么。

许多人曾批评过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系统，其中包括约翰·霍尔特（John Holt）5、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6、乔纳森·科佐尔（Jonathan Kozol）7等。这些评论家认为我们的公立学校和工厂的流水生产线如出一辙。两者培养出的都是缺乏思想、循规蹈矩的人，他们能顺利地适应怀特所描述的组织结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所谓的自由学校8在20世纪60年代末蓬勃发展起来。在那些学校里，学生能直呼教师的名字，可以选择自己想学的东西。但是，自由学校的支持者最开始只是为了泄愤，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并不是教导学生独立思考。的确，在那个时代，教育进步人士很少提出要培养特定的思维或学习能力，也少有讨论教学结果的问责问题。大家看重的是能抒发自己的观点和进行创造本身。

自由学校出现后不久，家长和学校管理者就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学生会开始无视学校的规则，甚至是英语语法的规则。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基础教育运动”（back-to-basics movement）9席卷了美国大大小小的学校。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教育评论家将SAT10分数的逐年下降归咎于20世纪60年代的“离经叛道”（后来的研究表明这样的指责是不公正的）。

1983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出版后，商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将改革的重心转向了让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成绩负责。于是，标准化运动（standards movement）11在20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这场教育改革运动试图去界定和测试所有学生应掌握的学术知识。随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实施，“高利害”的标准化考试不断增多。教师们承受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压力，因为他们需要在成绩最弱的学生身上倾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当然，关注学习较弱的孩子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积极影响。从另一个层面讲，教师们的压力也来自要提升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之后你会读到，这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教育问题之一。虽然已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家长对学校里大量的考试深表不安，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如今，关于美国教育的唯一辩论便是，是否要修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里的某些条款。几乎没有人在反思学生应该学什么或他们的学习方式。家长和政策制定者都相信，高分是评价一个教学系统好坏最可靠的标准。因此，一个学校的考试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左右着该学区的房价。

在过去几年中，学术界和政策专家发表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以示警醒。他们指出，跟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危机相比，现在的美国年轻人更难满足职场的要求。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美国人受教育程度远低于许多其他国家的年轻人。21世纪初期，美国学生高中毕业率为70%，这一比例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正如我们在前文所了解的那样，在这群高中毕业生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在毕业时具备了大学所需要的素养，或掌握了略高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工作所要求的技能。其他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学生的成绩并没有因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实施而得到显著提高。事实上，2005年高中毕业生的阅读成绩是低于1992年的，而他们的写作成绩在1998年到2002年（最近一次美国写作评估报告于2002年发布）之间没有任何变动。然而，这些研究结果却很少进入大众的视野，所以大多数人仍寄希望于继续推行现行的教育法案和进行地方改革来改善教学。

在各个教育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我经常会问听众们有没有读过最新出版的商业书籍。有时候，会场里常常一个举手的人都没有。教师们偶尔会从媒体上听到企业对毕业生的失望之情，不过大家对此一直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水平让全世界望尘莫及。尽管如此，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天要塌下来了”这些声音却一直在教师们的耳畔回响。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威廉·怀特一样，许多教育工作者担心，以进入职场为目标的教学意味着只传授实用技能，意味着学生需要盲从于雇主的要求。然而，之后你会了解到，更让教师们揪心的是“高利害”考试带来的排山倒海的压力。他们根本无暇顾及输出合格的劳动力这样抽象的概念。教师们眼下最关注的是所在学校或学区的“年度学业进度”是否达标，是否会因“不合格”而被贴上“失败”的标签。

与此同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当今美国中产阶级的课堂到底是什么样的，甚至连教师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讨论其背后的原因。除了有一篇文章在阐述以中产阶级学生为主的小学课堂上的互动情况，我们手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数据能反映这些“好”学校、模范学校在教什么。相反，一直以来大家研究的重点都是“差”学校有多么恨铁不成钢。总而言之，虽然我们不断强调要教更多知识点，进行更多考试，但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举措给一线教学带来了哪些影响。

刚才我们简要地回顾了美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教育改革。这些信息或许能从侧面解释为什么全球成就差距受到的关注如此之少。优秀能干的教师们每天教给孩子的内容，与这个世界未来需要学生具备的能力，这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出入？要看清这中间的差距，你必须先花点工夫了解在课堂的“旧环境”里与职场“新环境”中正在发生着什么。

在这一新一旧之间来回穿梭的我逐渐明白，当今职场、终身学习以及公民责任都要求学生掌握一套核心的生存力。然而，这些生存力却不在学校的教学或考试范畴内。那些眼光高于最低工资，却在踏入社会时并不具备新生存力的年轻人，他们将在未来步履蹒跚、举步维艰；他们同样不知道如何做一名积极参与、博闻多识的公民，或成为终身好奇与终身学习的成年人。如果父母和教师不重视这些生存力，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很难竞争到一份好工作，甚至是保住饭碗。孩子们也无法不断学习，更无法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那些政策制定者和领导们如果无法理解新生存力的重要性，那他们一定是在密谋一场愚昧的阴谋。真的很遗憾，《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救不了美国，它赌输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夸大其词，杞人忧天？别急着合上书。接下来，你会读到我与新职场环境代表们的谈话。让我们一起走进我所说的21世纪的七大生存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