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止戈为武 为战争代言的冷兵器

人类数千年历史，说到底无非五个字：“战争与和平”。当下衮衮诸公——早已习惯了在自媒体上耍嘴皮子，发表各类不负责任、虚伪至极的好战言论，以获得大众的叫好打赏。可是别忘了，历史推进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方有了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而在此之前，所谓战争，便是地球上不论大国小国都要顾虑的头等大事。

那么，古代中国人，将哪一件兵器与战争直接联系起来，并视之为战争之魂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字的演变来回答。

诞生于战国晚期的金文“战”字——目前已然发现它的两种最早形态，其一便是左边一个“单”，如今我们推测它是一种长柄的狩猎工具。具体来讲，就是一种带杈的木棍，在丫杈两端和分杈处，各绑一块石头，用来增加分量。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是拿着这样一件简陋的东西，小则捕鸟，大则群体围攻如犀牛、大象之类的巨兽。“战”字还有另一种写法，左边是一个“兽”，这自然就是表示人类攻击的对象。

◎“战”字金文

关于“武”字，大家熟识的一种讲法，叫作“止戈为武”，出自《左传》。公元前597年，当时的中国正值晋楚两强争霸的时代，而郑国便是南北争斗的焦点所在。楚国此时的国君楚庄王，发兵围郑，晋国自然要救援，于是双方大军在今天的河南郑州附近——当时叫作邲的地域交战。晋军将帅不和，以致分歧不断，于是楚军果断出击，击败对手，一雪四十一年前的城濮之耻。

也就是在这一战之后，当楚庄王威风凛凛地巡视战场之际，他的部下，当时颇有名望且号称楚国第二神射手的潘党提了一个建议，那就是把战场上所有的敌军尸体都收拢起来，筑一座“京观”。这里的“京观”，并不是有些人所望文生义的“京城大观园”，“京”的古义，就是高丘。上古时期，中原还有一种风俗，就是每次大战之后，必然要把杀死的敌军尸体垒起来，盖土夯实，堆成一座金字塔形的土堆。大家所熟悉的秦赵长平之战，史家说秦军将四十万赵军全部挖个坑活埋，其实古义中的“坑”并不一定是指活埋，更多情况，倒是在杀死敌军之后，将尸体堆在道路两旁，覆土以成小丘来显示军威。

面对潘党的提议，楚庄王的回答，却让所有人出乎意料。他说起了“武”字的字义，这个“武”字，拆开来便是左边一个“止”，右边一个“戈”，也就是“止戈为武”，只有以战止战，消弭战争，才能达到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的目的。所以最终，楚庄王只祭祀了河神，修建先君宗庙以报战绩，便班师回朝了。

历史对此事的记载是“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但事实上这里是有误差的，楚庄王是南方人，他对源于中原的文字其实并不十分了解，“武”这个字，确实有一个“止”，但这个“止”的本义是指脚趾，也就是军队行动出发，开赴战场作战的意思，所谓“止戈为武”，其实只是一种借题发挥。

话归本题，不论是“战”，还是“武”，表示战争话题的诸多汉字，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戈”。为什么造字者要如此看重这件武器，几乎将它作为战争话题唯一的代表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戈”！

◎戈的结构示意图

戈是什么呢？它的前端和后世的绝大多数兵器都不一样，别的是尖刃，它却是平头，横刃前锋，垂直装柄。它的前端位置，是一把横向伸出的短刃，刃锋向内。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用法，一是横向打击，二是刀锋钩杀。还有一种附加攻击手段，就是用外刃来推杵，前锋顺势啄击对方。

有读者曾提出疑问，说他实在想不通，明明长矛长枪式的兵器，更专注于杀伤力，古人为什么会偏偏看重戈这样横向打击钩杀，想想就别扭的武器？

这种疑问，显然是忘却了当时的作战环境。戈这种兵器，适用于中国商周时期的兵车大作战。我们都知道，杜甫有诗云：“车辚辚，马萧萧。”兵车高速行进的时候，你拿尖锐的长枪去扎敌人，准确度是很难把握的。可是戈，却可以在两车交错之际顺手一带，割杀敌人简直就像割草一样简单。

戈的源头是石器时代的石镰，我们的先辈，很可能是受到了石镰割草的启发，研发出了戈这样的放大版石镰，把割草变成了割人头。正是这个缘故，当初的造字者，鉴于戈的杀人威力，这才造出了大量与戈有关的字，除了之前已经提到的“武”和“战”，还有“戎”“戍”“或”“成”等，我们在这里再举几个例子。譬如商代甲骨文“戎”，就是由“戈”和一个“十”字组成，而这个“十”字，一般就认为是盔甲或盾牌，也就是防御性武器。四条线组成一个框，将“戈”放在框中，即表示用武器守卫领地或城池，即后来的“国”。而一个“人”字和“戈”的组合，则变化出更多文字。如人在戈旁，用来表示持戈守卫，便是一个“戍”字；戈刃架在人颈上，则是一个“伐”字，表示用武器击杀，即攻击、征讨。

从仿生学的角度讲，戈的创意，很可能来自啄木鸟。古人或许观察到鸟类长年累月啄击树木以获得食物的习性，研制出这种由上而下啄刺的兵刃。正是在此基础上，商周时期出现了标准的戈，按其部位，我们称之为戈头、柄、铜鐏三部分。

戈头，又分为援、内、胡三部分。戈的主要杀伤部是用来钩啄敌人的，称之为“援”。平出刃，上下两刃，前有尖锋，通体狭长，多数体中有脊棱，剖面呈扇菱形。“援”部的上刃和下刃向前弧收，聚成锐利的前锋。援的后尾，呈棒状的部分，用来安装木柄，称之为“内”。穿绳缚柄的孔，用来装柄。戈援下刃接近阑的弧曲下沿，并沿阑侧增升缚绳的穿孔，这部分称为“胡”。开始时，胡只是为了增加穿孔而设，胡越长穿孔越多，柄和戈头缚绑得更紧密，所以胡部就越来越长。两周时期将胡身加刃，增强了戈的钩割能力。胡的长度一般为戈刃的三倍，到了战国时期，胡的长度有所增加，成为长胡多穿式戈。至于戈柄的尾部，比较考究的会加一个铜制□，大部分戈□不具备杀伤力，不过也有少数安装上尖刺锋刃，显然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倒刺杀敌，当然这个用途肯定不会在战场上经常使用。

殷商时代，可能是戈使用的第一个成熟时期。山东济南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商代銎内式错金目纹青铜戈，通长二十五厘米，一般手掌张开，拇指指头到小指指尖约二十二厘米，由此可以想象其大小。戈体宽厚，援部舌条状，呈等腰三角形，中间起脊，无胡无穿。这件戈，因为在援末与銎内相接处，正反面各有两个错金环形目状纹饰，所以叫作错金目纹戈。

在这个时期，由于戈存在头部会在战斗中脱落的问题，国人采用了三种不同造型的戈头：一是銎内，二是曲内，三是直内。辽宁省盖州市九垄地南窑村曾发现一件銎内啄戈，前锋狭长，尖端部圆钝，形若鹤嘴，銎呈椭圆形，中孔用以穿柄，尾部为扁长方形，素身无纹饰。河南安阳武官村北殷墟一期墓葬曾出土磬折曲内戈，曲内戈的特点是援和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而这两种戈，共同的缺点，就是容易脱落，这在战场上当然是个很严重的缺陷，所以最终流行款便只能是直内戈。青铜直内戈的显著特点，就是援的下刃向下作弧形延伸的部分，增加了戈头与柄结合部位的长度，可以把戈缚扎得更加牢固。克服了这一缺点之后，戈开始在战场上被大量使用。西周时期，在沿袭商朝传统的直内式样传统之上，为加强钩击效能，戈头与柄从最初的垂直相交，开始逐渐加大角度，改成大于九十度的钝角。

春秋时期，显然是戈的黄金时代。战车是当时最重要的大规模军事单位，一般是三个人一组，一人驾车，作战人员便是剩下的两人。他们一般携带两种武器，一是弓箭，用于远程攻击；而戈，便是中近程的主要作战工具。戈和后世的矛相比更占优势，矛往往只能一次性攻击，即一矛刺中，刺不中落空就一切完结，可是戈却能先划砍一次，再来个反手回砍。而且矛是一点式攻击，戈哪怕是仅仅钩住了敌人的革带甲片，如果使用者力气够大，在战车高速行进的条件下，甚至可以将对手一举扯摔下车，遭到战车附近步兵的围攻，就算没有步兵，单是马蹄车轮也够他受。

因为战场需要，车战用的戈越造越长，相应的短戈则交给步兵使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曾出土大量铸有燕王名的铜戈，湖南省长沙市浏城桥也出土过春秋晚期铜戈，其中最长的戈柄居然超过了三米，最短的则只有一米四。

正因如此，在车兵作战方法被淘汰之前，中国的“五兵”，即五种主要兵器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到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军队仍然大量装备使用所谓“吕不韦戈”——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的“吕不韦戈”，在戈正面有篆字铭文十九字，内容为“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少府工室阾丞冉，工九，武库”。其中，“五年”显然说的是兵器的铸造时间，即秦王政五年；“相邦吕不韦造”是说武器的督造，是由秦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相邦（汉朝因避讳刘邦之名，将相邦改为相国）吕不韦亲自负责的。相邦之下，则有工师、丞、工匠，三级管理。工师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兵工厂厂长，丞就是车间主任，而工匠就是一手责任人，一旦发现问题便要逐级追究，你晓得的——轻则砍手砍脚，重则处死！

戈在秦灭六国，以及稍后的楚汉战争中，发挥了主力兵器的作用。到了汉代，戈一度还是主流长兵刃，但因为铁兵器的大规模使用，容易脱落戈头的戈，终于被铁矛、铁戟逐渐取代。所以最终，戈成为一件仪仗用器，在各种仪式大典之上，偶尔展示它的荣光。除此之外，便是在古人的诗文里出现。直到大唐的李世民，诗句里还吟诵着：“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这里的戈，泛指长柄的兵器，并作为一种壮士的怀古寄托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