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缘起

还记得两年前的寒冬，在祁连山的漫天大雪中，我们采访完姚光汉老人。当时已经94岁的他，踩着很滑的路面，坚持送我们到大门口。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跟许多朋友说起过。这是热情而朴实的武威人给我留下的典型记忆。

2020年10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甘肃省挂职团一行三人，在院领导的带领下，来到了将要工作一年的城市——武威。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乃至一般人而言，武威都是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这里是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沙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西汉武帝开拓边疆，设立的河西四郡之一；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南下，先后建立的五凉政权的昔日故都；唐代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一时繁华不夜的凉州府；西夏统治河西走廊，与银川长期并重的辅郡重地；西藏被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的“凉州会盟”的发生地；明清经营河西走廊的起点与核心。佛教东传的早期石窟遗址天梯山石窟、鸠摩罗什翻译经书的鸠摩罗什寺、武则天颁布《大云经》的佛教名刹大云寺、凉州会盟的发生地白塔寺、明清河西最大的文庙凉州文庙，历经千年的洗礼，仍然矗立在那里。

2008年，我曾经沿着河西走廊，长途穿梭，但由于日程的紧凑安排，只是在武威短暂停留。长期以来，武威之于我，除了短暂的惊鸿一瞥，便一直是深藏心底的历史追忆，遥远而朦胧。

但挂职一年的经历，似乎让我变成了一个武威人，对于那里的山和水，对于那里的人和事，心心念念，无法忘怀。而其中记忆尤深的，便有我和凉州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对当地从事文物保护、历史研究、文化传承的老人们开展口述访谈的点点滴滴。

我在凉州文化研究院挂任的职务是副院长，为了让我尽快熟悉武威、了解武威，张国才院长安排我积极参加各种对外活动，我开始慢慢熟悉这个并不很大的西北边城。挂职约一个月后，我跟随王守荣副院长，前往西夏文化研究所，去拜访当地文化口的老前辈——“老爷爷们”。武威的人们称呼上了年龄的长辈，都习惯用这种充满亲切感的称呼。

西夏文化研究所位于武威酒厂内，是武酒集团出资，西夏文化研究专家、西夏泥活字印刷术非遗传承人孙寿岭先生所建。进到厂里，一股浓烈的酒糟的味飘散过来，沉浸其中，甚至有已然微醺的幻觉。

推开房门，一个学术沙龙式的场景出现在眼前。靠近门口是一个小会客厅，里面坐着五六位老爷爷，正在热闹地聊着。他们看到我们到来，热情起身打招呼。王院长十分隆重地介绍过我后，把我按到中间的一把椅子上，让我很不好意思。他向我介绍的第一位老爷爷，就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坐在我对面的，就是发现、保护“马踏飞燕”的党寿山先生。党爷已经80多岁了，但气色红润，声若洪钟，身材壮硕。他微笑但很笃定地说自己是党项的后裔，证据是不仅姓党，而且身材也像党项人。我与党爷的话题，自然慢慢转移到了“马踏飞燕”上。虽然以前对这件国宝的发现过程稍有了解，但他惊险刺激的描述，仍然深深吸引了我。

除了党爷，当时在场的还有孙寿岭、冯天民、黎大祥、王其英等几位先生。他们也都热情地向我介绍武威当地文物保护、历史研究、文化传承的情况。孙爷的口才尤其好，他回忆起自己保护文物的经历，娓娓道来，尤其在讲到多年前他为了保护文物历经辛苦时，情绪激昂。一位为了保护文物，敢冒风险的基层文物工作者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大约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大家争着讲述，不断插话，一会哄堂大笑，一会唏嘘不已，往日的艰难困苦早已远去，心中的自豪与壮志却再次被唤起。讲完之后，孙爷带着我参观他烧制的仿西夏瓷器，真是琳琅满目，让人赞叹工艺之精巧。

一场文化洗礼后，在回去的路上，我不禁由衷地感慨：“武威竟然有这么多珍贵的宝贝，这么多有奉献精神、有意思的文化人，他们的回忆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能够给他们做一个口述史，整理下来就是一部武威文化创业史啊！”王院长听后十分赞同。一周后的院例行工作会议上，王守荣同志就说起了这个提议。张国才院长十分赞同，当时就表态要大力支持。我建议把这个计划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专项项目中。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分重视挂职工作，为搭建挂职人员和地方交流的平台，会为每个挂职团提供一个国情调研专项项目。

接下来的事情进展很快。作为挂职团的团长，我起草了申报书，征求了另外两位挂职老师的意见之后，将“武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口述史”作为我们申报的国情调研专项项目的一项子课题。经过人事教育局王永磊、崔雪娟两位老师的努力，项目很快获得了批准。一切进入实施的阶段。我草拟了口述史的方案，建议采访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老专家、非遗传承人，在现场访谈、摄制录像的同时，进行录音，开展文字整理。凉州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群策群力，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共同完善了这个方案。

会议之后，在研究院的部署下，访谈人员分为三个小组，张国才统筹协调，由王守荣、席晓喆和我分别担任一个小组的组长，各带领两位同事，分期进行采访。其他两个小组的访谈，我也全程参加。访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组里的两位同事，一位负责列出采访提纲，现场采访；一位负责录音，整理文字。赵大泰老师长期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有自己的摄像机，全程负责录像。

采访的过程是愉悦而感人的。党爷虽然讲过太多次“马踏飞燕”，但仍然精心地准备，整个采访过程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这对于已然高龄，而且低血糖的他来讲，是一次不小的考验。姚光汉老人讲述他六岁时，红西路军攻打大靖城，他躲在屋子里面，听到嗖嗖的枪声，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田国治老人访谈时，十分严肃，甚至有些拘谨；他的女儿却唯恐招待不周，不断让我们吃水果，倒白酒，让我们忍俊不禁。王月老人幼年时，因患眼疾，眼睛就慢慢瞎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路，他的家在凉州区四坝镇的农村，那里一片片的土坯房，在冬日的阳光下，凝固着历久不变的沧桑。采访李卫善、赵旭峰先生是在祁连山的深处，大雪茫茫，接连天际，滴水成冰，车顺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向南，我才知道，祁连山里有这么广阔而隐秘、几乎与世隔绝的世界。不同访谈者讲述的内容，也会不断照应。冯天民先生讲到他以前搜集凉州贤孝资料，邀请王月老人弹唱，由衷地感慨“那个老汉能吃得很”，我们就不禁想到采访王月老人时，他那胖胖的身体，不禁笑出声来。

整理的过程，是艰难而磨人的。老爷爷们都是用武威方言讲述，录音识别软件丝毫派不上用场，只能听一句记一句，整理者为此付出了巨大精力。初稿整理出来后，由采访人进行核对、整理，最后由我统一再次核对、整理，形成最后的定稿。这中间的过程，不断反复，往往围绕时间、地点、人名，多次核对，反复讨论，常常加班至深夜。

需要说明的是，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安的那部分，内容是他个人的回忆。我个人从事长城的研究与宣传，经常下去跑长城，深知其中的艰辛与不易。当朱老师告诉我他曾经参与甘肃长城普查时，我就劝他把这段记忆写下来，未来将是难得的史料。从他的记述中，我果然看到了预想中的酸甜苦辣。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虽然经历了现代化的巨大冲击，但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守护我们的民族之根、国家之魂、文明之核。历史虽然逐渐逝去，但积淀而成的文化，却成了我们心中的故乡，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根本。

本次访谈是武威第一次对本地文化领域开展的系统口述，被访人多数都在70岁以上，甚至多位在80岁以上，都是在本领域内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专家与非遗传承人。他们讲述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首次完整地披露，价值弥足珍贵。这次系列访谈为我们描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武威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如何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长期坚守，不断奋斗，拼搏努力，保护文物，研究历史，传承文化，付出巨大努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懈奋斗的历史长卷。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基层的文化工作者面临的不只是繁重的工作，还有较低的收入，以及各方面的压力乃至风险。但他们大多都选择了坚守，选择了抗争，守护着一位文化人的底线。没有他们，我们所熟知的众多国宝文物都不会留存于世；没有他们，我们所珍惜的许多宝贵史料也早已灰飞烟灭。他们是一群值得崇敬的人，也是一群需要保护的人，还是一群应该大力宣传的人。当前，国家正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让人们管中窥豹，了解到我国广大基层文化工作者，默默从事着看似普通却十分伟大的工作，全社会应该对他们多一些关注、多一些保护、多一些支持。

在本次访谈中，我也深刻体会到凉州文化研究院是一个战斗力强又无比团结的集体。院里只有11个人，加上我是12个人，但12个人承担着十分繁重的工作。作为市政府体系中的一个组织，研究院要全面承接市里安排的各项工作，本来工作已经超负荷，又增加了额外的访谈工作。但没有人因此而心生怨言，而是发自内心地渴望参与，从他们的高涨热情中，我看到了文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张国才院长整体统筹，多次召开讨论会，提出指导意见，并仔细审阅了最终的成稿。王守荣、席晓喆两位副院长在每次访谈前，都细心准备，精心谋划，妥善安排各项工作。其他的同事们在采访和文字整理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经常加班至深夜，在寂静的凉州之夜，仍然有他们点亮的灯光。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对国情调研项目的迅速批复，感谢科研局、人事教育局各位领导对项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武威市委、市政府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给予的大力帮助，并提供专项资金，确保出版。在访谈过程中，武威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忠先生为我们拍摄了许多生动的照片，在此向他表示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李阳编辑，很早就参与访谈体例的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她的专业和细心，让人深感敬佩。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我们的被访人，他们饱含深情的讲述，为我们复原了一个艰苦的时代，一个奋进的时代，一个每个人都决不辜负、最终百川归海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的耀眼光芒，正在全方位展现，注定将会镌刻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荣誉之榜。

赵现海

书于2022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