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仪式的媒介内涵
在传播学领域中,将仪式、媒介与文化传播联结在一起予以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此一领域的开拓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了“传播仪式观”理论。“从这些新的视角展开的传播仪式观研究,不是把传播过程视为相互间的信息发送或获取,而是将其视为参加一次神圣的弥撒仪式。在参加这个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关注是否学到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注重在规则化的仪式程序中使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强化。”注8该理论认为,传播本身作为一种仪式媒介可以唤醒受众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民族情感,吸引他们参与到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之中,以完成民族等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寻根之旅。无论是从仪式作为媒介的角度,还是从大众传媒本身就是一种仪式的角度,两者都与具有民族、宗教等属性的人类本身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紧密关联。
一、 传统仪式的媒介内涵
与全球化时代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虚拟仪式空间以及受众的虚拟参与相比,传统的人类学仪式强调实体性的物理仪式场域空间,而且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身体在场”。与文化人类学将传统仪式研究作为核心问题不同,传播学对传统仪式的关注无论在国外或是国内,都与主流的信息论、功能论有不小差距,这也反映出传播学研究范式在创新重构上面临的困境。凯瑞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在考察传播现象时,选取的是关注参与者精神世界的文化人类学角度。与传播学传统的功能经验主义不同,他注意到仪式作为媒介对于人类自我建构及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指出仪式中的信仰共享和精神体验才是人类传播的本质。在精神领域,传播的目的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之后,在凯瑞传播仪式观的基础上产生的仪式传播理论,将主要关注点落在仪式的媒介特性与传播活动分析之上,主要是指把仪式活动或现象本身看作一种传播媒介形式,并对其传播特点和规律进行研究。
继凯瑞之后的传播学者罗森比勒指出:“任何形式的仪式都是一种传播,仪式通常以符号行为的方式呈现于社会情境之中,以最基本的信念与价值为基础,编码了符号和意义系统的逻辑,仪式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最有效的传播形式。”注9这有一种将仪式传播进行泛化解读的倾向。罗森比勒在其著作《仪式传播:从日常会话到媒介庆典》里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提出了“仪式即传播,传播即仪式”的观点。简言之,仪式传播的理论核心之一即认为,仪式本身就是传播信仰与意义的媒介。这约略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仪式具有群体传播的媒介特性,表现为仪式以群体参与的方式传播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精神观念。譬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仪式即是通过儒家祭祀仪式、佛教文化仪式、道教仪轨、礼乐仪式或民间宗教仪式实行自治的群体传播媒介。世界各民族起源于原始宗教的传统仪式,如祭神仪式、祭祖仪式、巫俗仪式、祈福禳灾仪式等亦是群体参与及传播的重要媒介。仪式作为媒介,使民族共同体的信仰、风俗、伦理与情感等通过群体的互动得以描述与强化,在漫长的历史筛选中沉淀成为民族、国家、社群等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在特定的空间(如儒家祭祀的太庙、民间供奉祖先的祠堂、民间宗教的神庙等作为一种具象的媒介空间将仪式空间与生活空间区分开来)内,仪式通过媒介符号、媒介程序、媒介氛围、媒介表演等形成一套系统的传播体系,将符号的隐喻意义以通感和共鸣的方式向参与者传递,对群体成员施加一种稳固的信仰或价值观念。二是仪式本身具有大众传播的特性。现代大众媒介的虚拟性延展突破了传统仪式的时空阈限,尤其是电视、网络以及智能手机等移动媒介作为传播工具介入仪式的直播或转播,使得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仪式活动冲破了时空阻碍,转向隐匿、分散、流动的大众传播。如此,仪式不再局限于有限而实在的群体性媒介传播,而具有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时空性。
凯瑞认为,“传播是一个符号和意义交织成的系统,而传播过程则是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或使用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注10。以此观点来观照传统仪式本身,即会发现:传统仪式也是一个符号和意义交织的复杂系统(在人类学领域,人类学家利奇、道格拉斯、涂尔干等所研究的仪式象征就是一种综合的文化意义传播)。通过仪式媒介,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借助于整套的符号象征而有机融合,形成一个民族较为稳固和长远的群体精神意识。这种经过漫长的仪式筛选、反复传播而强化的精神意识就是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记忆。在仪式活动中,现实通过民族信仰、思想文化的记忆与修正得以生产。传统仪式作为媒介,是一种与传统文化记忆相联结的纽带与再现。在文化意义之外,如同任何一种媒介形式,仪式媒介也具有自己的权力结构。其权力的体现是通过对仪式符号的阐释与表演权而获得的。如果说因为权力、资本等力量的介入,媒介呈现的是经过把关与控制的符号演示,那么传统仪式(如特纳对仪式中权力表演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亦是如此。
二、 现代仪式的媒介内涵
现代社会,当宗庙、教堂、广场、咖啡馆、沙龙等实体仪式空间逐渐让位于大众媒介所营造的虚拟空间时,重新考察仪式形态与内涵的变迁就具有了重要意义。在以科学与理性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宗教和民间信仰被渐次祛魅,意识形态和资本成为主导仪式生产、转换的主要力量。于是仪式传播便逐渐背离了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内涵,以世俗意义的形式与结构转型被重新展演。传统的群体性仪式被逐渐取代而演变成一种新的仪式类型。可以说,现代社会中最广泛的世俗仪式就是各种传媒(人际传播媒介、组织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等),其中尤以电视传媒与网络媒介最为典型。
现代媒介仪式的产生和发展在拓展了传统仪式空间的同时,也稀释了传统仪式本身的神圣意蕴,加速了仪式的大众化、世俗化;传统仪式的衰弱甚至凋零强化了媒介在以现代城市生活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社会里作为仪式中心的地位。譬如电视在现代社会,一方面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仪式进行转播,另一方面通过策划设计生产新的仪式元素,而转化为重要的仪式媒介,借此建立、强化或者转变受众的信仰、思想观念及文化记忆。两者生产的文化记忆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已替代了传统仪式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方面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自媒体与新兴社交媒体的勃兴更是具有改变仪式内涵的划时代意义。与传统仪式媒介内涵不同,新媒体提供的文化想象是属于空间纬度的。微信等社交网络互动社区的主要特征是能即时将空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虚实嵌套的空间场。在这个空间场中,参与者不断与他者进行互动,其意识呈现出一种面向空间的发散状。电脑和手机屏幕成为距离扩大和缩小的感应器,它们将空间瞬时压缩或瞬时扩张,形成一个通过节点相互连接的地球村传播网络。如果说历时性的民族文化传播是一种纵向的宏大历史叙事,那么社交媒体、自媒体等作为一种新型仪式,对于文化的传播则是在一个横向平面空间里的微观叙事。这种微观叙事模式以一种区别于肃穆庄严的私人化、生活化、温暖的方式将仪式内容转化为个人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