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为代表的北美媒介环境派学者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会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些观点在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地球村”等理论中皆有论述。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之突飞猛进已远远超出传播学界的学科想象。数字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已经极大地影响并塑造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在现实与虚拟的双重世界中，生活变成了无常的镜像，一切现象快速闪现又快速消失。在媒介技术主导的现代社会里，实体空间、虚拟空间的相互嵌入带动人类知觉空间的快速更迭。看似快捷方便的日常生活背后则是意识导演的繁复与迷幻。由之引发的学术议题已远远超过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诸多理论范畴。

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碎片化信息的获取似乎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微博、微信、短视频对日常生活的过度渲染使人沉迷其中。现实空间中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转变为数据空间中的数据生产与算法控制。“随着数据空间的发展对现实空间的僭越，人的主体性从身体与意识的割裂，到意识结构的崩溃，再到能动性的消解，最终完全崩塌。”注1现代性在当代社会的体现特征已从工业性转变为数字性，人类从身体到心灵似乎已被电子传媒技术所紧紧捆缚。借用哲学家福柯的理论，人类甘心被媒介技术规训，也甘愿被媒介技术惩罚。

在哲学与宗教学领域，人类的主体性迷失一直是中外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人的生命应从“心为物役”成长为“心能转物”。西方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也是从高扬并捍卫人的主体性维度展开的。譬如克尔凯郭尔就将人视为世界上唯一的实在，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本雅明也揭示了现代生活是由瓦砾般的碎片拼贴而成的。他认为人类精神的内在救赎，应该用总体性（全息论）来恢复现代性的裂变。这些思想在传播学领域表现为，一些学者开始对近些年勃兴的数字媒体成为现代生活碎片化源头的现象进行反思与批判。几百年来，人类运用现代传媒技术对前现代社会进行祛魅，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似乎全世界的“魅灵”都进入了电视、电脑及手机屏幕，并被无限放大。人类发明的传媒技术在被人类利用的同时，也隐形操控与反噬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灵性主体。“这个现代性的物质化进程决不单单是自己孤独地前行，它毫无疑问将现代人携裹其中，并驱使着现代人不断地品尝和回味这个历史性的现代性浪潮……现代生活锻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锻造出他们的感受，锻造出他们的历史背影。”注2

中国社会目前不仅面临西方国家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发展历程，而且在科技发展、拜物性、功利性以及人的精神迷失方面一度超越了西方。这不仅仅体现在中国正在经历和膜拜着的西方已经经历过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以及移民浪潮，也体现在中国电子媒介技术的超速发展和使用（如扫码支付等金融电子化）。被裹挟其中的国人面临的心灵困境和精神物化甚于当年的西方社会。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人们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想、精神交往是物质生活的直接产物。从社会的需要考察精神交往，马克思认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需求是现代交往媒介与大众媒介发明、使用和推广的动力。报刊、电报（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主要媒介类型）的使用，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精神交往的社会化，因而精神交往不仅仅是个人的交往，也是民族的交往、世界的交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在人类社会的互动交往网络中，精神居于主宰地位。因传播而产生的精神交往不仅仅关乎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安顿，而且与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民族文化记忆和深层的精神寻根等密切相关。

在这样的时代，人作为个体与集体成员究竟是如何存在的？传播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信息的交流，是精神的交往，还是身体的实践？因传媒技术发展而导致的焦虑、不安、无常、虚幻等精神世界的图景是否有重回安定的通道？古老的人类仪式有什么样的传播内涵及现代意义？现代传媒能否营造人类文明史上新的媒介仪式来安顿生命，重拾信仰？传播学者霍尔指出，从超时空的角度说，仪式定义最重要的内容是，它们是标准化的、重复的行动。在现代世俗社会，远离赋予传统仪式以意义的文化背景，仪式就不仅不是标准化的、重复的，而且还是毫无意义的。仪式、信仰、传播、生命、共同体这些看似分散的词汇又是否能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新时代人类精神联结、价值认同的纽带？

自20世纪传播学学科奠基之后，美国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行政学派主持传播学研究数十年。此学派强调传播学研究的实证化、政经化。对此，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重拾传播学的人文传统与社会传统，关注现代化大潮中传播与人们精神存在的关系。詹姆斯·凯瑞等人开出的两剂主要药方是仪式传播与文化传承。他们提出的传播仪式观将古老神圣的仪式中的文化传播和意义共享当作现代人的精神救赎。其理由在于仪式传播是一种本源性的、终极性的、心性上的体验与共鸣，不同于传统信息学派强调的理性与逻辑思维。

在学术渊源上，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英国文化研究刚一兴起即被引入美国，影响了以凯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研究。“哈特认为，美国文化研究沿着四条路径演变：一是美国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史学家，一是以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的技术学派，一是以克利福德·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一是以理查德·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注3针对传播学界迎合现代化的实用主义传统，法兰克福学派以反思和批判予以回应。该学派的一些学者指出，电子媒介产品的大工业化生产裹挟着现代人进入一种眼花缭乱、迅疾更替的信息超速与思想碎片的体验之中，这强化了人们心灵深处的“现代性震惊与信息恐慌”。在传媒技术智能化的时代，中国传播学研究也正走向新的十字路口，面临研究范式与理论视野的拓展与创新。传播学是坚持实用主义还是转向人文主义，关注数字时代传播与人的存在，抑或两者共存并行？传播研究可否从感官主导转向心灵体验，从大脑建构的理性原则转向心灵本具的直觉经验，以丰富中国传播学的人文精神内涵？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充其量只是一群高等动物结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并不缺少信仰，在持续近五千年的发明、实践、总结、积淀之下，中国人的信仰有着丰富的内涵。“事实上，中国人的信仰完全不同于天启宗教（犹、基、伊）的信仰，东方的华夏先民与西方的闪米特人在文明肇始期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注4 以传统儒家文化而言，看似没有形成人格神的宗教传统，但儒家认为终极的天道密码根植于日常的人道之中，坚信平常的人类世界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如杜维明先生所言，“所有的重要儒学大师都深具宗教性……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对劳作的承担，以及对终极自我转变的献身，乃立基于上天的召唤，其情感之深厚，目的之严肃，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大宗教相比拟”注5 。他认为，儒家传统是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源泉活水，是塑造中国知识分子涵盖天地的气度胸襟的价值渊源，是培育中国人坚韧强毅的性格的重要财富，是中华民族超越人格神宗教的精神信仰。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面临两方面的冲击：一是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全球化驱动的文化全球化，二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产生的文化差异。本书试图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为切入口，运用仪式传播与媒介仪式理论解释传统节日、仪式、传播与信仰共享、消解之间的关系，分析当前中国传统节日的信仰缺失之因，从群体仪式传播和媒介仪式传播两个层面提出利用传统节日资源重塑民众信仰，以及如何借由信仰的加强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世界的构建，深入探讨传统节日仪式传播与中国民族文化记忆及信仰重塑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