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环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民营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不断提升。截至2020年底，我国有4000多万家民营企业，其中的民企500强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都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数量庞大的中小微民营企业也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是促进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一个健康成长、具有蓬勃生机、由大量的民营企业所构成的经济生态圈，是中国能顺利实施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的双循环战略的前提条件。

然而，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怀疑甚至否定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言论。例如，有些人认为民营经济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还有些人把在民营企业加强党建工作看成是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把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解为“新公私合营”。从民营企业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方面可以看出，这些言论是脱离基本事实和缺乏理性的。但是，这些错误认知在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中传播，通过社会舆论场的放大作用，对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在一些地方，地方官员对中央政策理解不当，甚至粗暴地执行政策，更令民营企业家担忧。企业家信心的缺失，则可能导致投资下降，进而导致研发速度和生产规模增长的放缓等令人担忧的趋势。对于这种势头，如果不能及时扭转，社会经济结构将可能开始背离现在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对平衡的状态，再次走向失衡。因此，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做一些梳理和分析，以避免出现这种失衡。

（一）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高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并开始面临人口加速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增长模式从以前的要素驱动型，逐渐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通过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是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民营企业经过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以创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知识产权的数量为例，在国有企业享受了国家大部分创新补贴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贡献了70%的新增专利，而国有企业只创造了约5%，剩下的25%是外资企业创造的。[3]因此，民营企业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然而，从总体来看，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并在近些年还有恶化的趋势。

1．中小微民营企业在艰难环境下求生存

中小微民营企业占民营企业数量的绝大多数。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中小微民营企业在获得经营所需的土地资源上和通过融资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上都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普遍处于价值链、产业链和创新链中低端位置的中小微民营企业，面对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也是首当其冲。包括社保缴费在内的各种税费，虽然在近几年，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得到了一些降低和减免，但仍然是压在广大中小微民企身上的沉重负担。此外，很多制造业领域中小微民企目前还面临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小的困难，也为保持和提高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带来挑战。

在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下，土地供应非常有限，近年来的房地产热更推高了在城市取得土地使用权所需的资金。很多大型的房地产企业也不得不寻求通过合作以共同筹资来取得土地使用权。中小微民营企业由于资金规模的限制，在土地使用权的获得上面临障碍。大部分中小微民营企业没有能力参与合法的正常土地使用权拍卖。一些中小微民营企业从市县级以下的地方政府或开发商那里购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或不具备全部产权手续的土地或者房产，即所谓的小产权房。这些主要分布于农村和郊区的小产权房不具备政府承认的产权，因此一旦遇到土地征收和拆迁，中小微民营企业作为房地产使用权购买方的权益将得不到任何有效保障。此外，通过租用的方式来获得所需的土地或房产资源也是很多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无奈选择。然而，现有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承租方的保护往往不够充分。一旦遇到土地征收和拆迁，很多作为承租方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将会遭受设备价值损失和不动产投资的损失。一般城市政府只和土地或房地产的所有者谈判，而承租方因土地被征收而被迫搬迁所带来的损失通常得不到相应的补偿。从某些地区（例如珠三角）的情况来看，中小微企业即便是与小产权房地产所有者签订了租赁合同，但其超过两年的部分法律不予认可和保护。因此，许多中小微企业不得不选择一种“游击队”式的生产经营模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灵活度和适应性是很强，但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中小微民企要想发展壮大，除了需要获得土地和房产的使用权之外，还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创业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民营企业通常只能通过内源融资，即通过企业内部人员投入个人资金或由个人向亲友筹集资金。随着企业规模逐渐扩大，资金需求也随之提高，仅靠内源融资越来越不足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中小微民企要获得继续发展所需的资金，就必须通过外源性融资，常见的渠道包括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融资和银行贷款。

在股票市场上市融资对于中小微民企而言缺乏可操作性，绝大部分的中小微民企不具备在主板上市的基本条件。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经设立的中小企业板块在上市条件、发行审核信息披露等方面与主板差别不大，且已于2021年4月并入主板。而在深交所创业板市场上市的公司数量迄今为止不到1000家，根本无法为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微民企提供融资机会。

能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的，基本上只限于少数大型民企，并且这些大型民企发行企业债券的数量和规模近年来都呈下降趋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在企业债券市场份额占比上，民企债券的市场占比从2016年开始一路下滑，到2020年5月底，民营企业债券发行数量仅占全市场的8.6%，发行规模仅占全市场的7.4%；而同期国有企业债券的市场占比则逐年升高。2016年，发行企业债券的民营企业数量为586家，而到2020年的前5个月，这一数量降到205家。[4]

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在法律上没有障碍。然而实际操作时，广大中小微民企通常需要支付数倍于银行基准利率的利息。例如，商业银行通过实行存贷款挂钩、提前扣除利息和搭配理财产品等手段，对中小微民企收取基准利率两倍或以上的利息；村镇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收取的利率一般是基准利率的三倍甚至四倍以上。除了高利率的制约，中小微民企在申请贷款时通常还要向银行提供抵押或其他形式条件苛刻的担保。由于这些原因，一些急需资金的中小微民企选择民间金融作为融资渠道，虽然贷款条件比较宽松，但需要付出的利息则更高，往往不得不支付高于银行贷款数倍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高于当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以上的民间借贷利率被视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司法对民间高息融资的不包容态度也使得民营企业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中小微民企贷款难的问题，在最近两年，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国家从2020年疫情发生时开始，通过一系列财税及信贷帮扶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放宽民企贷款申请抵押担保条件，降低贷款利率，使得很多民企，特别是小微企业获得了来自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优惠贷款。这体现出国家对于广大中小微民企在促进就业、稳定增长上的重要性的肯定。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经济下行压力形势下，政府在第一时间给予中小微民企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

虽然各地已经出台了“复工贷”“稳企贷”等相关金融扶持政策，但部分企业仍然难以享受政策优惠。例如，有些企业由于无抵押资产或抵押资产不够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融资，还是只能通过民间借贷融资。有些服务行业的中小微民企由于其资产（例如餐馆、酒店等）变现能力变差，银行或担保公司降低抵押乘数，甚至不接受其商业资产作为抵押，也导致融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提高。

中小微民企大多处于产业链上的低利润环节，对于成本上涨的影响尤为敏感。企业综合成本的上涨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有些是结构性的，例如用工成本近年来不断攀升，与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还在持续进行中有直接关系，将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企业社保缴费基数逐年增加使得企业用工成本普遍上涨10%—30%。另外，虽然目前（截至2022年12月）国内疫情已经稳定，但是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由疫情引发的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疫情引起供应链受阻等原因导致原材料成本明显提高。这些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成本上涨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对广大中小微民企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企业的人力、房租、水电费等固定成本很难降下来，遇到经营不景气时这些固定的运营成本负担将增大，进一步挤压中小微企业本来就偏低的盈利能力。

中小微民企还面临普遍存在的招工难问题。一些需要专业化人才的公司招不到对口人才，而由于社保系统的区域碎片化、转移接续不易办理等原因，一些企业很难引进省外优秀人才。中小微民企密集的低端服务业，虽然对技能要求不高，但很难招到能接受较低的待遇却又能吃苦的劳动力，而且这类企业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明显缺乏。在制造业相对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随着国内疫情形势好转，劳动力供需矛盾更加凸显，熟练工人与高端人才紧缺。同时，年轻人就业观念发生转变，越来越不愿意在工作时间固定、管理制度严格、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的制造业就业，而是更青睐于相对灵活自由的外卖、快递等服务行业。然而，这样的趋势显然是不利于制造业这一关乎中国经济前途命运的产业的健康成长的。

2．大型民营企业面临增长放缓、成本高企等挑战

大型民营企业相对于中小微民企，虽然在规模和实力上有更大的优势，抵御和管控某些方面风险的能力也更强，但经济增速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对它们同样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2020年9月发布的《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税费成本、融资成本、原材料成本构成了民营企业500强最主要的成本或负担。这些大型民企营业收入、税后净利润等经营指标增长持续放缓，成本高企造成盈利能力受到影响，投融资活动热度降低。

据该报告显示，民营企业500强2019年在营业收入、税后净利润、资产总额等指标上都出现增幅放缓，比上年分别下降10.6、5.8、16.0个百分点，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在相同指标的增幅上，比上年分别下降5.5、13.0、14.1个百分点。大型民企在投融资活动中也更加谨慎，500强的并购重组活动较上年减少30.7%，投资“一带”和“一路”的企业数量，较上年分别减少了6.7%和24.6%。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对这些大型民企来讲也依然突出。在融资方面感到困难比较严重的500强企业数量从2017年的254家增长到2019年的274家，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企业占比较上年减少10.6%。

到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民营企业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些大型民企，前些年在经营范围和规模上扩张较快，在疫情引起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出现了债务危机，仅2020年上半年就有33家民营企业出现企业债券违约的情况。恒大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自2020年以来，关于恒大出现债务危机的传闻便开始在网络上流传起来，并多次被各新闻媒体报道，恒大系股票应声下跌，仅“中国恒大”这一只股票近一年来的跌幅就超过了70%，损失了近2800亿港元的市值。恒大集团今天的窘境，与其近年来进行的一系列资产扩张和跨行业投资有关。有分析指出，恒大贷款融资成本是国有房企的两倍以上。民营房地产行业具有重资本、高利息的结构性特征，这使得像恒大这样的企业在战略上更容易倾向于追求扩张速度，并在很多城市房地产行业趋于饱和、竞争进入白热化时有进行跨行业投资的冲动。恒大集团旗下拥有包括地产、物业、新能源汽车、网络、旅游、健康等在内的八大产业。但截至2021年5月，恒大汽车未曾售出一辆汽车。类似于它在流媒体等无关其核心产业的布局，说是战略投资，但看起来更像是用来包装上市融资的故事题材。一些社会学和经济学学者指出，像这样的没有经营定力、不做基础研发，而只是依靠规模增长，如肿瘤一样疯狂生长和扩散的企业发展模式，是一种不但无益于技术创新还有可能绑架政府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福祉造成威胁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体现。

所幸的是，伴随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中国大型民企在经营模式和理念上是开放和多元的，我们应该珍视和保护这种开放性和多元性。与恒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为数十年来致力于技术创新、潜心研发，如今终于在涉及其核心产业的许多关键技术上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华为这种开放的态度和耐心支持长期研发的重要性。埃达尔·阿勒坎（Erdal Arikan）是土耳其毕尔肯大学电气工程学教授。他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通信信息编码的论文。华为研发部门的科学家们意识到了该论文的研究成果在5G网络中将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在他们的建议下，华为主动联系了阿勒坎，并说服他与华为合作。在之后的十年里，华为的研发团队通过不断实验，将阿勒坎论文里的数学理论转化为关系到5G通信技术标准制定权的一系列专利，使得华为在5G领域取得了引领世界的地位。从恒大和华为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要为社会带来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利国利民的突破性的创新，企业家不能只想着一味做大规模，而是要有信心和恒心，并保持开放的态度，把精力和资源持久地集中在增强其核心产业的科技竞争力上。

在过去30多年中国大型民企的崛起过程中，其实并不缺乏像华为这样的专注其核心产业、耐得住寂寞，潜心做基础研发的民营企业。如今家喻户晓的格兰仕，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微波炉的产销量方面就已居世界第一。但那时的格兰仕还没有能力研发和生产磁控管这一微波炉核心元件，因此在国外零部件供应不畅时整条生产线就会中断运转。格兰仕没有盲目地扩大生产规模和产品范围，而是把精力和资源专注于微波炉核心技术的研发，终于在2001年取得突破，自主研发生产出磁控管，并在品质上超过了同期进口部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格兰仕“抄底”，以人民币500万元以上的年薪向全球招揽人才，并采取“让外国人管理外国团队”的做法，尊重外籍人士的文化和管理风格，以激发团队的创造力。现在，格兰仕每年向全球近200个国家供应超过5000万台家电产品，其中有接近4000万台还是其核心产品微波炉。2021年6月，由格兰仕研制的一台微波炉随“天舟”二号飞船起飞，被运送到“天宫”空间站，成为世界首台航天用微波炉，帮助宇航员改善饮食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与华为一样，格兰仕凭着信心和恒心，专注于基础研发并保持了开放的态度，终于发展成为掌握领先世界的核心技术的行业翘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然有很多方面还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例如各种智能设备产品的核心——芯片制造。中国在各类智能设备方面从整体上来看已经具有世界最高的产量和需求量，但在尖端芯片上，要么依赖进口，要么自主设计后通过海外代工才能生产，还处于受制于人的状态。在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芯片的制造与供应链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领域的问题，而是涵盖了家电、汽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重要领域，因此国内许多企业和科研机构正在这方面不懈努力、寻求突破。实践证明，大型民企通过自主研发、狠下决心攻关相关技术，是克服外国在关键技术上“卡脖子”的一条有效途径。在呼唤芯片领域早日出现下一个华为和格兰仕的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与配合这些民企，以鼓励这种具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让它们能够更加坚定信心、保持恒心。

（二）如何引导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是国家队的角色，抢占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和科技制高点，那么民营企业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主力军。无论是当年在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上，还是今天为庞大的人群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方面，民营企业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4000多万家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还构成了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础，并以类似于一种分布式计算的方式形成中国经济的一张“神经网络”，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要素的合理流动的机理所在，也是“一体多元”在经济上的最好体现。

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许多中小民企生产了很多物美价廉的各类商品，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生活所必需的。中国民企通过生产和在国际市场销售这些商品，加深了中国与国际，尤其是中美两国经济上的联系，为防止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在经济上脱钩做出了贡献。例如，2021年7月19日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操纵所谓的“网络攻击”，把3月份针对微软交换伺服器发动的一波网络攻击归咎于来自中国的幕后操作。美国之前也就所谓的网络攻击对俄罗斯进行过类似谴责，并对其实施了相应制裁。但与美国对付俄罗斯的手段不同，美国没有立刻就中国对美发动所谓“网络攻击”对中国发动制裁攻势。有分析认为，这与中美经济领域高度互嵌有关。首先，中国生产的很多产品是美国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中国4000多万家民营企业提供了无数物美价廉的商品给美国，大大地增强了美国人民的福利，也为美国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提供了重要保证。其次，中国是美国企业重要的市场，中国现在是包括苹果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在内的一批美国大型企业的第一大市场。而反观美俄之间的关系，两者在经济上没有很大的交集。因此，美国投鼠忌器，不敢贸然在经济上制裁中国。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中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当机立断，通过实行“六稳”和“六保”政策，及时稳住了经济基本盘。而“六稳”和“六保”的第一项都是关于解决就业问题。中国之所以不需要像美国那样直接向民众发放大量现金救助就能够渡过疫情所引起的经济难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有这4000多万家民营企业为数量庞大的普通民众提供就业或创造收入的机会。仅是这其中的2000多万个体工商户就提供了2亿多个就业岗位。因此，我们可以把这4000多万家民营企业看成是中国的一张不可或缺的社会保障网。保护它们、让它们健康成长，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六稳”和“六保”的政策背景下实施的一系列企业帮扶政策，为广大民企，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应该被制度化、常态化。

中国经济在持续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放缓作为一种趋势，是多种因素叠加造成的。GDP的增速只要能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放慢一点并不是一件坏事。大力度的环保、减碳和反腐也都挤出了GDP中的水分，使经济的增长模式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并更加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综合成本，在包括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力成本上升）和其他国家实行量化宽松（导致原材料涨价）在内的因素驱动下，在一定时期内将保持上涨的趋势。在增长放缓和成本高企的经济大环境之下，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升级，不但是民营企业自身的出路，也是帮助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成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数量庞大的中小微民营企业中的大多数还处于求生存的艰难阶段——处在高压之下，时刻要为生存担忧，又如何能全身心地投入创新呢？例如，很多中小微民企靠租用小产权房作为厂房，遇到拆迁不受法律保护，连生产场所的稳定性都不能保证，谈何创新？除了受经营环境等客观条件制约，大多数的中小微民企也缺乏主动创新的意识，并且不具备技术创新的能力。但我们不应对本来处境就很艰难的中小微民企在技术创新上有过多的苛求，毕竟这些企业在提供就业机会、稳定民生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靠我们自己努力。[5]在以研发促创新方面，大型民企，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一些企业是有意识的，也是具备这种能力的。因此，要推动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除了靠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校，还要鼓励和支持像华为、格兰仕这样的有信心、有恒心并始终保持开放和向世界学习的态度的大型民企。在科技创新的许多方面，特别是那些偏应用型的和与民生紧密相关的领域，民营企业由于其对国内外市场的敏锐嗅觉和更接地气的经营模式，往往还有一定的优势。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迫使我们更大程度地推进数字化、网络化，需要我们在这些方面做技术上和商业模式上的进一步创新。而实践表明，这些领域并不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和一般科研机构所擅长的。战略武器研发、航天、宇宙探索这些高精尖的科研项目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冷战时期的苏联曾经在这些领域领先或至少不落后于西方阵营，但由于在经济方面被西方孤立起来、国内市场与世界脱钩，进而导致民用领域全面落后、民生经济发展不充分。这是最终导致其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要牢记苏联解体的教训，继续发挥市场经济的力量，依靠民营企业推动民用技术的进步和民生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民企，而不是打压它们。某些领域的民企发展过于迅猛，监管还未完全跟上，这个时候，对于这些企业应采取以“疏”为主的政策，引导它们进入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而不是用“堵”的办法，更不能一棒子打死。另外，我们还需要继续加深对外开放，并在某些领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单边开放，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例如，在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美国的资本市场的，应利用它来帮助我们的企业更快地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总的来说，大部分中小微民企忙于求生存，对于研发和创新目前可能不会有很大的直接贡献，但它们是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的主力军，因为它们的存在，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有了经济基础。因此，对它们要大力地保护、爱护，让更多的中小微民企可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它们对于社会和经济的积极作用。只要有合适的土壤，一些中小企业就有机会做大做强，甚至成为下一个华为或格兰仕。而大型民企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和成本高企，通过研发和创新去巩固和扩大其竞争力优势本是企业自然的战略选择。然而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涉及民企及其应有地位的错误认知和不当舆论还在发酵与传播之中，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使企业家投资信心下降，创新的积极性也会受到一些影响。201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彰显了中央对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肯定，给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长远来讲，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家对于未来发展的信心问题，就需要立法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和权益，并推动循法而行、依法而治的深层次法治改革，使这些利好民企的政策与法规在执行上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