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工作”神话

有一个陈旧的认知模式束缚了我们的观念和行为。这个陈旧的认知模式就是“好工作”神话。坚信“好工作”神话的人会认为：只要个人努力，就一定能出人头地。正所谓“爱拼才会赢”。这个“好工作”神话的反命题是：如果你没有出人头地，没有找到好工作，就需要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足够努力。

如果进一步地拆解，“好工作”神话可以表述为一个公式：个人努力=好好学习=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出人头地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往往会把一个人的个人努力等同于好好学习。上一代教育下一代说，只要好好学习，就能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找到了好工作，一辈子就有了安全保障，能获得丰裕的收入，也能提升社会地位，最终归结为“出人头地”。简言之，文凭是阶梯，是通行证。

在“好工作”神话的框架下，人生就像游戏中的打怪升级。好好学习、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是按照先后次序要做的三个主线任务，做完了这三个任务，经验值攒够了，就可以顺利升级了。反之，如果你连这三个主线任务都不做，怎么可能升级呢？

乍看起来，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成功案例，证明“好工作”神话的存在。比如，以学习成绩为标准的高考，仍然是中国社会最为公平的选拔制度。无数“小镇做题家”可以通过拼命刷题考上大学。文凭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文凭是万万不能的。招聘的时候，文凭还是敲门砖，越好的学校，文凭越“香”。名校的毕业生，似乎找到的都是光鲜亮丽的工作。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如果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如今，这个公式中的每一个等号，都变成了不等号。

个人努力≠好好学习。学生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学校里教的课本知识，走出校门进入社会之后，他会发现，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可能比专业知识更重要。这种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每个人最终都要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在上学的时候完成的，但这种能力的培养，却一直被老师和家长所忽视。职场上需要的技能和知识，也不可能全部在学校里学会。受教育的时间短，职业生涯长，而且很多专业知识的“半衰期”很短，很快就会过时，于是，你必须不断更新技能和知识。真正的个人努力，不只是在上学的时候当个好学生，而是要把自己培养成终身学习者。更多有用的东西，都是在进入职场之后，从实践中学到的。

好好学习≠上好大学。如果说能不能考上好的大学，完全取决于学习成绩，那么理论上，各地学生的升学率应该是一样的，大学里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比例也应该是一样的。但事实却是大城市的升学率显著高于中部人口大省，大学生里城市孩子的占比远远高于农村孩子。因为高考的赛制规则本来就不是绝对公平的。在西藏、宁夏，高考算是轻松模式，但在河南、广东这些人口大省，高考就是地狱模式。除了这种显性的规则不平等，还有一种隐性的规则不平等。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下，农村孩子（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孩子）和城市孩子之间，在可获得的教育资源上相差悬殊。比如说，学英语当然很重要，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的孩子，学英语可以直接找外教，而大山里的孩子呢？他们去哪里找外教？

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从现在的就业市场来看，有好大学的文凭，确实代表着更大的胜算。用人单位在公开招聘要求里，也会点名要“211”“985”院校的毕业生，甚至得是清华、北大、上交、复旦的毕业生。但是，以后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发生变化。

招聘者的想法会发生变化。很多企业已经回过神来，不再盲目崇拜清华、北大、上交、复旦这些名校。一位人力资源部经理告诉我，他们已经不再愿意招聘清华、北大的学生，因为这些名校的学生往往自视甚高，但到了工作中又眼高手低，而且，很多名校的学生不愿意在一家企业踏踏实实地干下去，只要有更好的位置，他们就会立马跳槽。有些企业，比如华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华为招聘员工时，喜欢招像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些生源素质很高，但学校牌子相对被低估的大学的毕业生。有的企业还喜欢招家境贫寒的孩子，觉得这些学生更务实、更能吃苦、更有奉献意识。

求职者的想法也会发生变化。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抱怨内卷的，往往是扎堆在互联网大厂、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的名校毕业生。正是因为这些企业一直爱招名校毕业生，造成扎堆效应，反而让新员工在企业里更难找到出头的机会。名校毕业签约大厂，新手期意气风发，待上一段时间就进入职业倦怠期。于是，一部分人开始逃离内卷，他们更注重自我的追求，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有些名校毕业生去了工厂，也有一些名校毕业生去了边疆。这个世界，原本就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广阔。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才能更好地施展才华。

找到好工作≠出人头地。很多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工作，已经变得暗淡无光。好工作的供给量减少了，含金量也下降了。

就业可能比以前更灵活，但工作却不如过去稳定了。像网约车、呼叫中心这样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出现，号称给人类提供了更自主地掌控时间的可能性。开着自家的车，也能接到接送客人的单子；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也能接听客服电话。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远程办公、视频会议风行一时，工作似乎比过去更便利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灵活就业也让工作中的个人无法得到同侪支持（有些工作甚至不再有“同事”的概念），或者无法获得传统企业模式下的福利和保障。工作时间和个人生活时间的界限消失了，但人们拥有的闲暇时光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日渐减少。

工资可能比过去高了，但生活质量却下降了。对于这一点，在一线城市打拼的“打工人”可能痛感更强，房价上涨的速度总是比工资上涨的速度快。很多年轻人被迫长期租房，或在交通不便的偏僻郊区买房，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每天要忍受漫长而无聊的通勤时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奇特现象：经济发达之后，工作时间反而增加了。这个现象最初被注意到，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看看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英国等十多个国家的统计数据，你会发现，在过去的40多年，工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竞争压力越来越大。[7]别说生活质量了，生活本身都快被挤没了。

有些工作，虽然收入不错，似乎社会地位也不低，但干这些工作的人知道，这些工作毫无意义。他们没有为社会做出任何贡献，甚至可能没有为公司创造出什么价值。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把这类工作称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8]。有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让身居要位的老板自我感觉良好，比如很多无事可做的接待专员、行政助理。有些工作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窃取财富，比如网络诈骗、水军、传销。长期从事“狗屁工作”，会让人感到彻底的绝望和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