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的底线

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长驱南下。战争进行两天之后的6月27日，南朝鲜政府部队指挥部和美国使馆、军事顾问团相继撤出汉城南下。30日，朝鲜人民军渡过汉江防线向南挺进，韩国军队的汉江防线开始崩溃。在突击迅速的朝鲜人民军中，就有毛泽东应金日成的请求，成建制交付给北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师。这两个师都是由在中国战场上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组成的，战斗力很强。

到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把残余韩军和少量增援美军压缩在东南部的釜山地区。

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地向南推进，人民军的补给线遭到了疯狂的轰炸，后方供应线延伸过长，人员、食品以及武器弹药已经断绝，金日成的部队已经接近战斗力的极限。而更多的美军在釜山登陆，金日成力图统一朝鲜的计划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9月15日，美军以美第10军属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共7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配合下，在仁川登陆，拦腰切断人民军补给线。

正面洛东江战线的美军、韩军10个师亦于9月16日开始沿釜山至汉城线实施反攻。

美军、韩军28日占领汉城，29日进抵三八线，10月1日，韩军首先在襄阳地区越过三八线。

金日成意识到战争的胜负即将发生逆转，立刻派遣内务相朴一禹携带有他和外相朴宪永联合签名的求援信来到北京，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

以下是金日成、朴宪永联合签名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求援信函的内容：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您对于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的朝鲜人民深切地关心，百方援助，我们谨代表朝鲜劳动党，衷心地感谢！

正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我们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今日战况是，在美国侵略军上陆仁川以前，我们的战况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我们挤入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地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即调动了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遂于朝鲜时间九月十六日，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后继续占领了京城。目前的战况是极端严重的，我们人民军虽然对登陆的敌人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航空机，每天不分昼夜地任意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力的我们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空军威力了。各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活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受到的兵力与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及其他设施大量地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的部队已经连接一起，切断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的人民军，处于被敌人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如果京城完全被敌人占领，则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急速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的企图是很可能会实现。而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又没有准备好飞行师。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决心一定要克服一切的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向您提出以上意见，盼望即予指教！

敬祝健康！

金日成朴宪永

1950.10.1于平壤

对金日成的这份求援信，10月1日夜，毛泽东紧急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除任弼时因病未出席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都参加了。会议一直开到天亮，结果是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出兵的想法。此前，周恩来曾多次提到，中国应该帮助朝鲜，甚至说要同美军作战，并且公开表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周恩来的支持坚定了毛泽东出兵的决心。

2日，麦克阿瑟发布全线向北推进的命令。

当日凌晨2时，毛泽东指示东北边防军的高岗、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边防部队应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并于当日就派遣军队入朝作战一事草拟了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表示，中国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然而，当天晚上，毛泽东通过罗申向斯大林转发了一封与上述内容完全不同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我们原计划当敌人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进入北朝鲜，援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认真考虑后，现在我们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有可能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主要是指同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敌人可能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美国同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于是，中共中央的很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当然，不出兵援助朝鲜，这对于处境极为困难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出几个师的兵力，而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的话，这必将导致美国同中国的公开冲突，同时我们的和平建设计划必将遭到彻底破坏，而国内的很多人将会对我们表示不满”。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忍耐的态度，暂不出兵”。毛泽东建议，朝鲜应该改变斗争形式，转为游击战争。但毛泽东又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毛泽东还想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联同斯大林讨论此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两份电报，直接关乎中国出兵朝鲜的重大决定，为何出现全然不同的结论。一天之中，毛泽东的态度难道如此阴晴不定？

据相关学者考证，历史上确有这两封电报。但前一封电报没有发出去，原因在于电报起草后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多数人认为，出兵朝鲜非同儿戏，应该谨慎行事。

3日，韩国军队在东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了15公里。美国军队也在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的指挥下，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

三八线是毛泽东考虑出兵还是不出兵的底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自8月中旬以来，中国的反应一直被忽视，《纽约时报》报道说，苏联人和毛泽东的会谈已经达成共识，如果“联合国军”队跨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参战。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也确实通过印度驻华大使传递出一个信息，他十分坦率地说，如果美国军队进犯边界，中国就会出兵。但是杜鲁门总统却对此嗤之以鼻，他说，这只不过是印度左派势力的政治策略而已。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我们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他们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段话出自周恩来总理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一周年而发表的演说，时间是1950年的9月30日，也就是“联合国军”的南韩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的前一天。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段讲话被各国的史学家、军事史研究学者反复地引用，它被认定是中国政府就朝鲜半岛的形势，所做出的判断和严肃承诺。

不过遗憾的是，在当时，这个强有力的信息并没有被联合国和美国方面认真地解读，几乎没有人相信一个刚刚从战争的废墟当中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的一支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的农民武装，敢于对抗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世界头号军事大国。直到朝鲜战争结束40年之后，美国出版的《美国海军史》这本书当中，才出现了这样一段客观冷静的文字：“中国是不能容忍敌对的军队靠近鸭绿江的，正如美国不会容忍在它与墨西哥边界的格兰德河上出现敌对军队一样。”

对于中国的决心，美国决策者做出的决策是：万一“在朝鲜的任何地方发现中共公开或秘密部署的主力部队”，只要“有获胜的机会”，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除非得到华盛顿的授权，否则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显然，美国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他们当然不了解毛泽东，更不了解：毛泽东一旦下定决心，就会以钢铁般的意志去行动。

周恩来后来也回忆过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底线问题，他说：“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

10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10月8日，中国方面已经获悉：大批美军越过了三八线，第二天，麦克阿瑟发出了向平壤进攻的命令。毛泽东所设定的不出兵朝鲜的底线已经被美国突破。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已经不可能了。正如彭德怀后来所回顾：“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

台湾问题，是促使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又一个重要决策因素。

在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本以为台湾随时有可能被共产党人攻克，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使一切都改变了。杜鲁门认为他不能承受失去台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地区的人们乃至全世界的人都会感到西方的势力正在下降。于是，他派遣驻扎在苏比克湾的第七舰队到朝鲜参加战争，途经台湾时，他们派出29架飞机，驻扎在台湾和大陆海峡之间，并以此提醒毛泽东，我们不会容忍大陆对台湾的进攻。毛泽东对战争的考虑，是美国在朝鲜的战争决不仅仅局限于朝鲜，而是对北京共产主义政权的破坏。

对战争的突然爆发，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严正抗议。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朝鲜内政和入侵中国领土台湾，严正指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强调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中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

在这样的局势和判断下，中共领导层决定：即使缺乏苏联方面提供空中火力掩护，中国也决意出兵援助朝鲜。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人民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沈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16日又在安东（今丹东）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彭德怀司令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出兵参战的决策和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任务，并根据朝鲜战场的敌情、地形和我军装备情况，确定第一个时期，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作战方针，先组织防御，然后再配合朝鲜人民举行反攻。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39、40、42军和炮兵第8师、高射炮兵第1团，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跨过鸭绿江，秘密渡过中朝界河向预定战场开进。23日，炮兵第1师和炮兵第2师第29团、工兵第4团（后改为第14团）、第6团（后改为第16团）又相继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