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花开两朵，实表一枝——读新出版的《李白传》

《李白传》是著名文学史家李长之先生撰写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李白》两书的合集。合为《李白传》，是不少出版社为了编辑李白传记的需要提议的。开初我们有点犹豫，认为这不太符合长之先生的初衷，而且《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专门论著，而《李白》有点通俗读物的味道，把两书合为一本著作也不太合乎体例。不过，斟酌再三，还是同意了。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长之先生在1937年著述的。当时他刚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他的师长张荫麟先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这后来成就了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一书。张荫麟先生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然后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他亲自执笔；唐以后，由吴晗先生负责；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由千家驹先生负责；而王芸生先生则负责编写中日战争部分。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张荫麟先生只完成了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的部分。写作过程中，张荫麟先生曾经征询长之先生的意见，希望长之先生能撰写杜甫的一章。而此时长之先生正沉浸于浪漫主义的情调中，便对张荫麟先生说，为什么不写李白呢？张荫麟先生表示：李白是浪漫派，在中国文化和诗歌史上并非主流，不能单独立章。长之先生生性倔强，写作也浪漫而自由，他拒绝了写杜甫，偏偏要写李白。1937年春夏之际，长之先生写成了充满着青年气息和浪漫精神的《李白》，这书在1939年修改，1940年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书名改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再版。后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都有再版本。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长之先生以德国古典文艺美学为利器对于李白的分析，其中不乏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所以尤重李白精神人格的分析，比如：他说“李白的价值是在给人以解放，这是因为他所爱、所憎、所求、所弃、所喜、所愁，皆趋于极端故”，“他要求得太强烈了，幻灭、失败得也太厉害了，于是各方面都像黄河的泛滥似的，冲决了堤岸，超越了常轨”。再版本更引了尼采的《大树之语》，把李白的浪漫精神与尼采的超人精神作了联系：“越乎人与兽之上，我生长；我要说——可是没人说给我。我长，我长得寂寞了，我长这么高——我等待——可是我什么也等待不着。是这么近了，我离云端——我静候着那第一次的雷，闪！”由于长之先生在创作的时候，本是“要合并起来写的关于中国五个大诗人（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的一部大书的一部分”[1]，故《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评论李白的时候，处处以这五个大诗人交相映照。抛开《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理论上第一次系统地采用德国文艺美学的观念，在观点上又多有发明，抛开文笔上浪漫热情并富于诗意不论，若以五个诗人的坐标赋彩界定李白的艺术特征，较之过去在传统上只是李杜相比较，可谓是李白评论史上最大的突破了。

《李白》是长之先生在1951年春节期间所写，是年11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长之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他经历了抗战的洗礼，学术和思想走向成熟的学术成果。有趣的是，它的创作初衷同《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样，也缘于史学的动机，出版后被收入“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具有传记的性质。此期间的长之先生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热望和理想，其时他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在学术研究上满怀憧憬，是年除去撰写了《李白》外，他还著有童话《龙伯国》《大理石的小菩萨》。《李白》可以说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在生活安定、心情愉快的情况下创作的。

较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白》显而易见是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去勾画李白的画像的：其中也谈李白的道教立场，却着重讲了“学道和从政的矛盾”；也涉及李白的从政经历，却更多地讲了“李白对盛唐的政治之认识”，“天宝之乱和永王璘的一幕——李白的爱国思想”；其中在谈李白的诗与谢朓的关系时，却把重心放在了“和民歌的关系，和魏晋六朝诗的关系，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李白》是《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补充，不如说它扬弃了过去更多从个人性情的立场谈李白，而是试图从政治、国家、人民的立场谈李白，表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李白》虽然只是一个小册子，但在20世纪50年代却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李白的研究乃至在古典文学界的应用提供了范例。单纯从李白传记的立场来看，《李白》起到了与《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互为补充，相为表里，从不同的方面更准确丰富地勾画出李白面影的作用，作为姊妹篇，确实可以作为李白传记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看待。

新中国成立之后，长之先生曾经多次表示要对他以前写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韩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著作进行重写的愿望，也就是说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重新撰写它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长之先生的愿望，只在李白的传记上得到了实现。

有的评论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长之先生抛弃了原有的文艺理论立场，采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是个人的屈辱、倒退、失节。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简单的说法。

实际上，长之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始终持着一种学术的立场和态度。1936年他在评论吴惠人的《马克思的哲学》一书中就表示，“一般人对于马克思或奉若神圣，或贬若洪水猛兽”[2]，“现在在迷信马克思的人，总以为学问只有一条路了，眼看自由的研究精神要压下去了，这在中国是最不合算的，因为各方面的成就还浅，然而这种空气，也以中国为尤甚，所以不能不尊根求源而论之。希望大家去掉定于一尊的思想，尤其在学术上。道宽着责任大着，何必自限自拘？知道马克思的所短所长，则马克思对于我们的贡献，我们可以利用，否则，就光受害了，但是，这却怨不着马克思”[3]，“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其贡献是：第一，在于变的方面，第二，在于人群的事实的观察方面，第三，在于社会革命的推动方面，不过，也就尽于此了，他的限制也就在这里”[4]。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与长之先生所服膺的德国古典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之先生早年研习德国古典哲学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就有着一定的研究，他对于吴惠人《马克思的哲学》一书的评论就说明了这一点。不可否认，长之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对于所谓的左翼作家的文艺理论很反感，写过不少抨击的文章，但是，左翼作家的文艺理论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艺理论也不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那是被扭曲被冒用的马克思主义。用他借用张东荪在吴惠人《马克思的哲学》一书序文上的话说就是“我只想揭穿这个迷幕，而并不是反对马克思”[5]。抗战后期，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思想的转变，长之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包括对于当时苏联的文艺理论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解放战争时期，长之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更是如饥似渴，据长之先生回忆，仅在1949年：2月，看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哲学选辑》。3月，看了《唯物论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薛暮桥）、《哲学简明词典》、《十九世纪后半哲学思潮》。4月，看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及《修改党章的报告》《共产党员的修养》《社会发展简史》《整风文献》《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规律》。5月，看了《群众哲学》、《罗森达尔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唯物辩证法讲稿》。6月，又重看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6]他在文学批评的实践方面也有了明确的转变，明显地将马克思主义“人群的事实的观察方面”和“社会革命的推动方面”的成就应用于批评课题，这可见之于他在此一时期发表的《陶渊明真能超出于时代么》《西晋诗人潘岳的生平及其创作》《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妹左芬》《鲁迅和我们》《孔子可谈而不可谈》《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等论文。如果阅读其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话，显而易见较之他早期创作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无论在对于传主与社会的联系上，还是在对于传主与历史政治文化上的联系定位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从而把传主的人格与风格描绘得更丰厚更全面更真实。这个拓展与李长之的学术和思想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就包括长之先生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7]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学习。长之先生在1951年为纪念李白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年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李白》写的《题记》中说：“那本书[8]是有很多错误的。第一，它有着浓厚的唯心论的色彩，它不能多从现实基础上去解释李白的思想艺术所以形成的原因；第二，它片面地强调了李白的道教生活，而忽略了这种生活和其他生活例如政治活动等方面的联系；第三，对李白的政治面目，探求得还不够确切；第四，对李白的艺术成就，也说明得草率而不够深入。因为这样，我常想重写那本书。现在这本书，就是完全重新起草的。”[9]这是发自内心诚恳的话，是出于学术的立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存有的缺陷是事实，《李白》对于这些缺陷有所匡正也是事实。尽管《李白》这本小册子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有僵硬地套用政治术语的问题，但决不能说《李白》相对于《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学术上的倒退，是屈辱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立场，多维的角度，存有这样多的不同的李白的研究学术著作，我们对于诗人李白才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而准确的认识。

不过话说回来，以同一个学者，运用不同的批判武器（运用得又那么娴熟），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不同角度和方法的研究，毕竟在学术史上比较罕见，有点特殊，无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还是在李白的学术研究史上都弥足珍贵。而且，如果就一个学者的自身学术史而言，《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李白》也提供了一个学者从青年到壮年，在风格、思想上演变的精彩范例。中国古代说唱艺术史上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话，我们对于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李白》对于诗人李白的描绘是不是也可以用“花开两朵，共表一枝”作结呢？

于天池 李书[10]

〇 明 仇英 桃花源图（局部）

注释

[1]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自序》，《李长之文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李长之《马克思的哲学》，《李长之文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3]李长之《马克思的哲学》，《李长之文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4]同上，第129页。

[5]同上，第130页。

[6]参见李长之自传草稿。

[7]李长之《论德国学术与德国命运》，发表于1945年1月1日《时事新报》元旦增刊，收录于《梦雨集》时题目改为《论德国学者治学之得失与德国命运》。见《李长之文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8]指《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9]李长之《李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1—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长之文集》第六卷中的《李白——纪念李白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年》失收了此《题记》。

[10]于天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书，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