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内容

纪录片是塑造民族国家形象、凝聚社会力量、表达民生百态的重要影视资源。当代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与研究，不能游离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与实践，应该在各种外来理论话语中寻求“中国表达”。

以往我们在纪录片中是对“中国”的自我塑造，新时期以来，我们在纪录片中对“中国”的塑造与阐释，其实已经包括“他者”（主要是西方）的阐释，所以“中国形象”是在双重身份和双重镜像中完成的。我们应该降低“认同的焦虑”、克服“交流的无奈”，打造“自信中国”与“美丽中国”。

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纪录片中应该是“多个”而不是“一个”，是丰富的而不是单调的，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绝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官方媒体的单一声音，社会参与、民间声音是当下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战略中最需要提升和拓展的，而政府的力量应更多体现于“后台”的公共财政支持和公共产品的组织协调。在这些思路指导之下，本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1．历史廓清：纪录片的发展与各个时代的国家形象呈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时代的纪录片也呈现出特定时空下的中国形象。从新中国的纪录片发展史看，经由“革命中国”“政治中国”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中国”和近年来的“文化中国”，现在是一个可以思考与总结的时刻了。同时，国家形象是综合、全面、复杂、多样、多元的形象，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社会价值观、历史传承、意识形态的综合反映，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整体呈现。

本研究通过历时性的梳理，探讨纪录片形态与内容变化的历史原因与动力。具体包括：新中国纪录片的话语变迁、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演变、当代中国纪录片的品格生成等。

2．理论探讨：各种纪录片理论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影响

不同美学思潮推动下的纪录片制作和研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与纪录片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说过，“艺术背后的基本推动力量是属于社会的而不是美学的”。我们认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存在着外国的纪录片理念中国化的问题，而我们曾经错用、挪用了外国的纪录片理论，塑造了有些单一甚至刻板的中国形象。

这一部分意在探求以下问题：当代中国纪录片的理论和实践受哪些外国纪录片理论和流派的影响？格里尔逊模式、“形象化政论”“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等国外纪录片理论和流派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在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哪些结果和变化？使国家形象塑造发生了哪些变化？

3．实践路径：借鉴国外经验，走出自己的路

这一部分拟考察全球主要国家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做法，为我国提供路径参考。例如：美国把国家形象通过纪录片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化为美国公众的公共情感与国家认同，国家形象在美国纪录片中无处不在，却又从不以官方宣传灌输的方式存在；英国涉及国家形象的纪录片同样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但却总是以基督教救世主义伦理、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形式呈现；日本的纪录片习惯于用非常绵密、细致的故事来呈现其国民形象。

中国纪录片发展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但是诸如美国的做法我们无法直接照搬。原因如下：一是两国历史文化差异较大，东西方的价值观区别很大；二是美国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有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包括全球传播的能力）作为后盾，中国尚未达到这个地步；三是美国强大的国家形象，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遭到的恰恰是反对和批评。因此，中国纪录片塑造中国形象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