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理论的全面“修正”
在恩格斯逝世之后，伯恩施坦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做出了错误的认识，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结论。他说：“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1]这种“理解”就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的观点和看法，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修正，创立了修正主义。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核心要义可归结为一句话，他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2]其意表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纯粹可有可无的内容，没有必要的实际价值；在伯恩施坦看来，只有社会改良“运动”才是最重要的，社会民主党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议会道路为工人阶级获得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权利、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发展境况。为了体现其理论的合理性以及在工人运动中的合法性，伯恩施坦在阐发修正主义主张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和全面修正。
（一）对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修正
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坚持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科学性和必然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历史规律。伯恩施坦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工人队伍中负有盛名，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变化的时代形势下，在马克思恩格斯先后辞世之后，伯恩施坦迅速调整了理论导向，开始批判马克思主义，否认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做出了唯物主义的回答，科学阐释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即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在实现自身解放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等重要问题，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前行指明了道路。伯恩施坦认为这种唯物主义是一种“独断主义”的论断，对物质的本源地位及其客观必然性质疑并进行了否定。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并不能单纯地归结为物质或意识，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主观力量和客观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主观力量往往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首先，伯恩施坦否定了物质的本源地位，不承认物质力量的决定性与必然性，他认为物质因素虽然是前提和基础，但更不能忽视主观力量的重大作用。他说：“环境、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形成主观意志的客观基础。但是这一客观基础已经不是纯粹物质的东西了。”[3]在他看来，物质因素为事物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是主观意志形成的基础，但作为物质存在，它已受到主观力量的牵涉和作用，不再是纯粹的客观物质。因此，伯恩施坦不承认绝对的客观物质性与规律必然性。他说：“我所反对的只是仅仅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的那种想法。”[4]“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我认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赋予它以纯粹物质的基础。”[5]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它取决于各种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在其中并不是决定性的，伦理的、法权的因素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伯恩施坦反对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坚持主观与客观同为本源的二元论世界观。伯恩施坦不认可主观与客观截然区分的哲学传统，他说：“根据这样的区分——如果‘客观的’和‘主观的’这两个观念应当具有确定的意义的话，我看不出有别种区分，——就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了。”[6]这即是说，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是哲学思辨的结果，如果要赋予这一哲学传统以“确定的意义”，主观与客观的区分便将在现实中消失，任何一种事物都不会单纯地依赖纯粹的客观性或主观性而具有意义。伯恩施坦强调：“我真正怀疑，在这一不完善的世界中果真会有‘彻底的唯物主义’。”“凡是在人的意志并不指示方向的场合——例如在竞争中——当然可以谈到客观力量。但是在它形成决定性因素的场合，我们遇到的就是主观力量了。”[7]由此可见，伯恩施坦认同世界的物质性前提，认为物质因素只是纯粹客观世界的力量，在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将是主观力量。因此，主观力量和客观力量各具合理性，二者融合统一、共同作用，构成了伯恩施坦二元论世界观的基础。
伯恩施坦批判马克思主义物质统一性原理，其目的是否定客观必然性在事物运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批判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等重要理论埋下伏笔。
主观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主观能动性对物质世界的存在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是第二性的，是在物质第一性限度内的反作用。伯恩施坦认为这种理解对于主观力量而言“不公正”，没有正视主观能动性的地位和意义。他认为，客观力量和主观力量并非决定和反作用的关系，主观力量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决定性的。
首先，伯恩施坦批判马克思主义对意识作用的限制和忽略。他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著作中，这一思想意识力量的影响被忽视了，至少是没有得到充分明确的规定。”[8]伯恩施坦认为，随着人们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不断提升，主观力量的作用会不断增强并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随着“日益增加的指导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经济力量的原始支配作用就相应地消失”，“个人和整个的民族就这样使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大的部分摆脱了无须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9]。在他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强调意识的能动反作用，但这远未体现意识的真正作用。意识的作用不仅能够作用于客观物质并使其成为“不是纯粹物质的东西”，而且还能够摆脱必然性的影响，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伦理的或法权的观点，宗教信仰和科学理论在其中起重大作用。……而且经常是以十分强有力的方式，经常产生相当重大的效果。”[10]
其次，伯恩施坦否认物质因素是事物存在发展决定性力量的观点，认为观念意识才是“正当原动力”。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受制于物质的论断是“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11]，马克思主义过于迷恋物质力量和经济因素的作用，过分强调了物质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的作用，这都是错误的。“‘意识’和‘存在’被如此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致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12]伯恩施坦认为：“也许可以肯定说，在说明经济的变化时，不容许使用‘客观的’一词，因为这些事情从来不是无须人力的媒介就能完成的。”[13]他认为，事物的存在发展并非全是客观因素使然，人的主观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对于意识的作用，伯恩施坦进一步强调：“撇开纯粹本能的反射活动不谈，人不做任何以前在他的头脑里没有想过的事。……凡是出于头脑而决定我们行动的，永远是一个观念或一系列观念。”[14]或者说：“一般的饮食需要是客观力量，但是改变饮食的愿望则是主观力量。”[15]经过伯恩施坦的批判和修正，客观力量的作用逐渐被消解，主观力量在事物存在发展过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伯恩施坦对主观能动性的夸大，与其对物质统一性原理的批判一脉相承。通过弱化客观因素的作用并强化主观力量的地位及其影响，伯恩施坦彻底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其修正主义改良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对唯物辩证法的修正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关键。然而，在伯恩施坦看来，辩证法却是一种诡辩论，是限制马克思主义合理性的关键因素。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最大欺人之处在于，它从来不是完全错误的。”[16]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经受批判和修正，其主要原因就是融入了辩证法，辩证法严重抵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源于黑格尔，伯恩施坦对辩证法的批判均由批判黑格尔之名展开。伯恩施坦认为：“黑格尔主义的逻辑筋斗五光十色，显得激进和才气横溢。它像鬼火一样给我们指出彼岸的前景和模糊的轮廓。但是只要我们本着对它的信任来选择我们的道路，我们就一定会陷入泥潭。”[17]因此，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主义要重塑形象，必须清除辩证法的误导。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辩证法只是概念世界中的游戏，不会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应有的作用。他说：“如果我们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么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18]辩证法的抽象思辨看似合理，却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现代经济社会的需要完全被忽视，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和发展状况完全被置之度外。但是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被尊崇为奇妙的力量，这一力量可以把生产关系推进到被认为是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的那一发展水平。”[19]因而伯恩施坦反复强调：“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他们在论述事件的进程中醉心于自我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的观察方法是很现实的，他们对于党派和人物的判断决不可能完全中肯，他们的政策同样也不可能永远正确。”[20]“辩证的观察方法的陷阱在于：它的公式使人们对事物的特殊性进行这样的抽象，这种抽象对阐述和研究的一定目的来说是完全可以容许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有些时候，由于对象的性质或研究目的的性质，根本不可能或者只容许一定限度内进行这种抽象，上述公式也唆使人们进行抽象。”[21]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理论，必须跳出辩证法抽象思辨的陷阱，辩证法的概念游戏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其次，伯恩施坦认为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自我欺骗，是马克思主义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伯恩施坦看来，辩证法只是一种抽象的思辨逻辑或概念把戏，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却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令人遗憾。他说：“马克思当时已经认真地研究了经济学，却犯了这一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也很少会超越的历史的自我欺骗，如果不把这一自我欺骗看成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理解了。”[22]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由于存在这一自我欺骗式的辩证法，严重影响它在具体问题分析判断过程中的合理性。“辩证法就不会成为说明已知关系和表述问题的手段，而成为进行任意构想的推动力或指导，成为对事物进行真正科学的观察的障碍。”[23]马克思恩格斯应用辩证法，非但没有在理论上取得更大的作为，反而严重影响了理论根基的合理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做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做出的。如果说另一方面，他们不加注意地放过了布朗基主义的最重要的错误，那么这首先要归咎他们自己理论中的黑格尔的杂质。”[24]
矛盾的观点是辩证法的核心，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性质构成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伯恩施坦批判辩证法，自然避免不了对矛盾观点的批判。伯恩施坦从不承认从矛盾入手，对矛盾的观点及方法进行了尖锐批判。
首先，伯恩施坦否定矛盾内涵的真理性，并视其为一种错误的思维逻辑。他说：“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说明。”[25]伯恩施坦认为，矛盾就是“是—否和否—是”，而客观事物要么是“是—是”，要么是“否—否”。辩证法的矛盾观刻意构造事物之间的对立性，并把对立面理解成一个整体，显然有悖于事实。这种逻辑解释了事物发展的动力、路径及趋势，但只是一种抽象的思辨，它与现实事物的稳定状态及相互关系截然不同。他说：“黑格尔辩证法最大欺人之处在于……照它说来，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矛盾。”现实中并不存在辩证法所言的矛盾，或者说并不普遍地存在矛盾。如果一味地遵循这种矛盾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就容易陷入混乱或灾变。他说：“在根据这种原理做出结论时，就愈丧失一切评价的尺度。”[26]因此，伯恩施坦强调：“自然界的所谓矛盾每次都仅仅表现为自然观中的矛盾。”[27]概念的矛盾在观念中普遍存在，但现实并非如此。“一旦根据这些原理来演绎地预测发展，那么任意构想的危险也就已经开始出现。”[28]
其次，伯恩施坦不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合作促成的。伯恩施坦说：“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29]根据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对立面在相互统一中各自汲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不断进步，但这只是短暂的稳定状态，事物的根本性发展必须建立在一方战胜另一方的革命性质变化基础之上。然而，在伯恩施坦看来，这种对立面的斗争非但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反而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变，损害矛盾各方的现实利益。因此，发展必须是保留前提和基础的进步，不能以损耗任何一方利益为基准。在这种意义上，伯恩施坦极力倡导相互联合，坚持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发展。他提出：“联合可以意味着力量的节省或者力量的倍增，而不妥协意味着力量的浪费。”[30]事物的发展必须统筹各方力量，兼顾各方利益，合作共赢，实现发展效能的最大化。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具革命性的因素，矛盾的观点又是辩证法的核心。伯恩施坦通过批判辩证法和矛盾观，从理论上瓦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为宣扬改良主义和走和平合法的议会道路提供了理论佐证。
（三）对政治经济学的修正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深化了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然而，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论断都存在严重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必须予以批判和修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继承的产物，从劳动二重性以及商品二因素出发，全面阐述了商品经济产生发展的前提、过程及规律，为研究经济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导。伯恩施坦却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存在着诸多“失误”，制约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劳动价值论并不完备，并没有支撑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伯恩施坦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历史上的理论，是斯密和李嘉图共同阐发的理论，马克思并未贡献太多的智慧，只是做了更为系统的规定而已。伯恩施坦认为，劳动价值论缺乏现实指导性，马克思对商品及其价值的考察过于抽象，难以寻找“衡量每个时期的总需求的尺度”。他提出：“只要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还是各经济单位的次要部门，还是使用劳动余额等等，并且实行交换的生产者还是在各种根本不同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以一种劳动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就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规则，这是十分明显的。”[31]这一抽象与具体、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隔阂，大大限制了劳动价值论的现实合理性。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后来在整理《资本论》手稿时，也在尝试对劳动价值论做相应的调整，但并未奏效，总体而言，劳动价值论“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力”。
其次，伯恩施坦认为，剩余价值论也存在很大缺陷，直接导致了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基于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伯恩施坦对剩余价值论也进行了批判。他说：“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32]此外，伯恩施坦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只聚焦生产领域，还没有充分兼顾与生产领域密切相关的其他因素。“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界限是多么狭小。得到阐述的以及其他在这里未做进一步讨论的职能就其本性来说，对于近代的社会制度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的形式能够改变并且无疑将要改变，但是人类不分解成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那时这些职能也许将一部分被废除，一部分被压缩到最低程度），这些职能本身将依旧存在下去。”[33]因此，伯恩施坦认为，剩余价值论作为马克思用于揭示和说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由于其自身的理论缺陷，所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论断也都是有问题的。
最后，伯恩施坦认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他说：“劳动价值论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不过是同有灵魂的原子一样的思想印象。这一钥匙经马克思的巨匠之手使用，就导致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揭示和说明，而过去从来没有做过与它同样深入、同样合乎逻辑和透彻的揭示和说明。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34]“劳动价值论之所以令人迷惑，首先是由于劳动价值屡次被当成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而把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等等，则是引起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价值学说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正如原子学说不能为一件造型艺术品的美和丑提供规范一样。……仅仅根据雇佣工人不能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做出科学的论证的。”[35]
伯恩施坦通过批判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基础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经过这些批判，伯恩施坦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趋势的论断，进一步奠定了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本质，认为资本积累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并从资本的不同形式、资本的循环周转、资本的有机构成以及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等方面阐述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及其规律，为揭露资本主义本质提供了全面支撑。伯恩施坦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事实”，对上述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因为财富集中而呈现出两极对立尖锐化的趋势，相反，社会结构变得愈加合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之后，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推广，工人阶级也可以获得额外的股份收益，有产者的数量在增加，社会结构变动性更强，社会结构愈加稳定。伯恩施坦提出：有产者的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减少，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36]。他认为：“如果假定目前的发展表现出有产者人数相对地或甚至绝对地减少，即是完全错误的。”[37]从产业部门来看，“在一整批工业部门中，小企业和中等企业表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同大企业并存”，而且“事实上在许多场合，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根本没有或者也可以说不再有竞争”[38]。这种竞争格局更加良性化，资本家的利益得以保全，工人也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社会结构并未寡头化。
其次，伯恩施坦认为，剩余价值并非资本家从事生产的唯一目的，因为资本家没有足够的“胃口”占有并消费全部“剩余产品”。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物质财富会持续丰富，剩余产品也会随之增长，这是自然而成的生产发展规律。如此一来，即使资本家“胃口”超大，也不足以霸占全部社会产品，他们所消耗的顶多只是“天平上的一根羽毛”。除此之外的社会财富，都被消化在工人阶级当中了。伯恩施坦说：“那么巨头和他们的全体仆役没有消费掉的商品量留在哪里呢？如果它们的确没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流入无产阶级手中，那么它们一定正好是被其他阶级拿去了。不是资本家的数目愈来愈相对地减少和无产阶级愈来愈富裕，就是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这是生产的不断提高容许我们做出的唯一选择。”[39]因此，伯恩施坦认为，资本集中是有较低限度的，资本家不会占有全部劳动产品；而工人阶级的生活消费是没有最高限度的，他们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生存发展资料。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可消除，必然会产生不定期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是生产的盲目化和工人购买力有限性的必然结果。伯恩施坦却认为，随着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不断深入，经济危机的威胁已经逐渐消除，马克思主义夸大了危机的严重性。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现代信用制度具备修复经济危机发生前提的积极作用，能够自行改变并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他认为，现代信用制度与完备的市场经济相统一，“地方性或局部性扰乱对于一般营业情况的反作用力如此减少，以致至少在较长时期内可以把像从前那种类型的普遍营业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40]。信用制度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如果我们说，信用扬弃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许多小资本家的结合把巨大的生产力转变为集体财产，那么我们不过是说出了一个在现实中屡次被证实了的事实。”通过现代信用制度体系，有产者结成了一个共同的利益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全利益最大化，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就变得愈加理性。“信用制度经常导致生产普遍瘫痪的那种收缩的情况，在今天并不比从前更多，而是更少了。因此在这一限度内来说，它作为危机形成的因素退居次要地位了。”[41]
其次，伯恩施坦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不断完善以及竞争格局的日益优化，产品相对过剩的现象已经逐渐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在危机的刺激下不断发展进步，无论是资本的生产者还是市场机制本身，都在追求资本更加合理有效的运转。然而，“在一定程度之内，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个别工业中的生产过剩还不意味着普遍的危机”[42]。另外，随着竞争关系的理性化以及科学技术信息的不断更新，市场秩序具备了极强的反馈和修复能力。伯恩施坦认为，即便个别企业或某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也会通过市场手段或技术方式加以调整，不会波及整个社会经济。如此一来，经济危机理论就被伯恩施坦的经济修复理论所取代，资本主义经济机制重新焕发了生机。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理论的批判，伯恩施坦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论断，为放弃最终目标、注重改良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奠定了扎实基础。
（四）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诉求。科学社会主义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明确了国际工人运动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解放的发展路径。伯恩施坦却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超越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存在着理论和实践割裂的“二元论”矛盾。他说：“这种二元论是：这一著作（《共产党宣言》）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一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一著作的基础是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43]
暴力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毫不隐晦的“观点和意图”，也是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主要方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过渡和社会形势的稳定，和平合法的夺权方式呼声日趋高涨。伯恩施坦明确反对暴力革命，倡导和平合法的议会道路，通过社会改良实现社会发展。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暴力革命必然导致社会灾变。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展示出了历史合理性与现实生命力，无产阶级也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政治经济权利，这是工人运动的伟大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展暴力革命运动，势必会破坏社会文明，损害各方利益。他说：“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44]“莫斯科式的无产阶级野蛮暴力专政的道路，仅仅在外表上是比较迅速而方便的道路。那是一条破坏的道路，与此相反，只有建设的道路才能稳妥地通往社会主义。在一个有着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强大工人阶级的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这条道路取得成功。”[45]因此，伯恩施坦认为，暴力革命理论有其历史局限性，没有对社会形势做出全面长远的分析，“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46]。因此，暴力革命的解放道路是一条“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路线，必须予以摒弃。
其次，伯恩施坦认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应然选择。他在否认暴力革命合理性的基础上，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展示了社会进步的积极要求，能够不断满足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因而相对于和平合法的斗争路线，暴力革命的代价过于沉重。他说：“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47]从这种意义上讲，伯恩施坦无条件地否定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合理性，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积极的行动获取政治权利，和平合法地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正如伯恩施坦所坚持的：“不断的前进比一场灾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能保证持久的成功。”[48]这条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不需要血的代价，不需要战后重建的艰辛，因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更为合理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则是阶级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阶级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阶级斗争。伯恩施坦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级关系并非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日益尖锐和不可调和，相反，阶级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阶级对立不再明显，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得到提高，无产阶级的生存发展条件也得以明显改善。他提出：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减少，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49]。另一方面，阶级关系不再对立，合作性更强。资本主义初期，出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资产阶级过度压榨无产阶级，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互惠合作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关系变成“作为消遣者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同作为生产者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的斗争”[50]。此外，阶级关系发生在缓和的基础上已经成为维系利益的共生关系。伯恩施坦认为：“我们在先进的国家中到处可以看到阶级斗争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形式。”如何缓和呢？伯恩施坦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居民大多数是消费者，他们不是生产中的企业主——工人也是生产者，但不是企业主，而是消费者，同样，教师、官吏等等也是消费者。这里出现了阶级斗争，它不是在街上，而是在议会和报刊上发生的。但斗争始终是斗争。农民反对消费者的斗争，消费者反对生产者的斗争，手工业者反对商业和大工业的斗争，这一切都是阶级斗争。”[51]
其次，伯恩施坦强调了无产阶级内部分化及阶级基础的弱化。伯恩施坦认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做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死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52]无产阶级队伍的成分多元化弱化了阶级基础，也影响着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伯恩施坦认为：“任何人也不想断定，一切投给社会党人的票全部来自社会主义者。……德国工业工人阶级的半数以上目前仍旧是部分地对社会民主党不关心和不理解，部分地甚至抱敌对态度。无论如何，支持社会党的选票首先与其说是表现了一种确定的志向，不如说是表现了一种不确定的愿望。”[53]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的社会形态，生产力充分发展，社会关系和谐，人实现了自由全面发展。伯恩施坦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最终目的”微不足道，共产主义既不科学又不现实，“运动才是一切”。
首先，伯恩施坦批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论证，缺乏科学依据，无法实现向现实的转化。他说：“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假定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的合乎规律的必然性的严格符合逻辑的证明，或者要求提供这种证明。问题也就是因此一再提出的。社会主义者声称，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性的证据已由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谁否认这一点，也就以此推翻了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这种证据并没有提出，而且是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出的。”[54]“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但不是科学。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55]
其次，伯恩施坦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合法性。他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已经实现了无产阶级对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要求，政府当局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开展工作，专政已变得不合时宜。他说：“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实际上都已站在议会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这一切都是和专政相矛盾的）的立场上的这一时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以致只有把专政一词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这一词句和现实相一致。……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姑且撇开事情的当否和现实的可能性不谈，如果激起了下面这样的思想，那就只能看成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56]
最后，伯恩施坦批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空想性。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把现代无产阶级完全理想化了，这首先是就它的历史的能力而言，但同时也是就它的素质和倾向而言”[57]。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能力以及国际主义的现实基础都超越了时代要求，不能把宣言的纲领转化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在应用时还黏附着空想主义的残余，这些残余很容易使它的信徒在实践中误入歧途，产生致命的错误。”[58]另外，“社会化是表达社会民主党所努力争取的公有化的概括性的专门名词”[59]，资本主义企业的集中化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发展，作为典型的企业集中化即使在欧洲最先进的各国也只是一个局部的事实。因此，伯恩施坦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难以企及的空想。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纲领，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批判的焦点。也就是说，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行动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伯恩施坦通过批判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否认阶级斗争的现实性、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提出了以社会改良为核心的修正主义，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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