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书可以被视为作者继研究海德格尔本人关于东西方对话问题的哲学思考之后，以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的亚洲关联为起点，就如何在全球化境遇中通过哲学比较与跨文化思考的方式来推进哲学实践所做出的接续性、发展性的研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向来是学术界的难题。倘若我们把胡适出版于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视为中西思想之相遇在哲学学科的界域之中所萌生的第一枚花萼的话，那么，西方哲学使中国学术思想激发出回旋不已的浪潮，兹不过弹指百年时光。我们汲取新学、酿造新酒的时日确实不多。在这之中，我们究竟在怎样的深度上把握了西方哲学之精神，在怎样的程度上推进了对中国传统思想之领会，并在这两个前提的基础上对哲学的“奠基性词语”（Grundworten，海德格尔语）与“基源问题”（劳思光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应当扪心自问，三思而言。

海德格尔是一位少有的对东西方对话问题进行过深入探索的西方哲学家。尽管由于其存有史的根本学说，他未能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可行性方案，然而，他对当今世界所处的全球化境遇准确的描绘与剖析，对西方汉学家以及当代亚洲哲学家皆不自觉地桎梏于西方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之中的尖锐批评，使得当今任何国度的哲学家在试图染指于有关跨文化对话、比较哲学、世界哲学等课题之际，都需要深思海德格尔的精辟之见；在提出任何新颖的比较哲学方法论或从事任何具体领域的比较哲学研究之前，都不能绕过海德格尔的睿智覃思给我们所带来的挑战。

在大多数情况下，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哲学的新启始——或者说另一启始——只能从“欧洲－西方－古希腊”所构成的“轴心”（此处笔者借用雅斯贝尔斯的术语）纯粹的内在性开始，本真的思想只能从内蕴丰厚的孤独中诞生，真理只能从其家园内部重新开启；全球化的集置发源于构成西方之本质的存有史，西方的未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只有通过自身传统全体式再新，西方的“独语”才能获得成熟，这是一种把非西方传统的混杂因素排除在外的纯粹而独一的活动，而与东方的对话只有在西方传统完成自身转化之后才能够被提上日程。与海德格尔相似，列维纳斯亦主张西方哲学传统之独特性，反对文化多元论，其言论甚或有过于海德格尔。他认为，唯有以犹太－基督教传统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提供了“超越”与“圣史”的观念，而亚洲、非洲文明则局限于内在性之中，甚至缺乏理解自身的理论工具。然而，亦与我们对待海德格尔的立场相似，批评与克服列维纳斯最好的途径是从其思想内部出发，在汲取其洞见养分、克服其偏狭的同时，展示出中国哲学在全球化境遇中如何超越自身，并对相关课题做出恰切的应答。

在总体思想语境与运思定向方面，本书主张中国学者应当认识到长期以来西方思维模式对东方或显或隐的束缚，摆脱以西方范畴、概念为标准将中国哲学的基本术语填入与之对应的空格之中的做法，真正地把对中国哲学经典的探究置入具体丰富的历史语境之中，从历史现实出发来阐释本土思想，实现中国哲学的“自己讲”，从而避免在比较哲学探索中随意定论，避免把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与西方哲学家的思路相等同，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所谓的“自己讲”并非意味着倒向事情的另一个极端，即某种封闭、保守的中国式独语。事实上，不论是欧洲的独语抑或是中国传统的独语皆是不可能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中国学者的“自己讲”绝对不可能，也不应该只讲给自己听，而是应当具备全球视域，不仅讲给中国学者听，同时也讲给外国学者听。因此，我们的话语既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有全球意义上的关联性，以避免中国版本的“独语”。

依笔者管见，对于比较哲学的探究首先应当是针对特定哲学课题，基于对中西方哲学原著的精深把握而非教科书式的教条罗列，面对新时代语境的具体切实的哲学思考与探索。与之相比，对于方法论的专门探究应当是后起的、辅助性的、提示性的，正如先有哲学然后才有哲学史。当然，方法论本身即隐藏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之中，而哲学思考亦离不开对前人与同代人的思想之潜在的关注、评价与回应（此即哲学史之起源）。黑格尔曾如此比拟康德要求把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放在考察人的认识之前：“这和一个人在跳下水游泳之前，就想要先学习游泳是同样的［可笑］。考察认识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它不能达到目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目的。”[1]人们不是先学会了游泳的方法然后才下到水里，而是唯有在水中才能够真正地学会游泳。正是在对特定课题的探究之中才能娴熟地把握比较哲学方法论。

虽然本书很少直接征引维特根斯坦，但本书的研究思路仍然受益于后期维特根斯坦。从这种思路出发，笔者并不急于寻求意义的统一性，并不急于对中西哲学做出封闭式的特色概括，而更加注重哲学在比较中的动态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所做的比较可以比拟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范本（Muster；sample），这些范本通过对哲学课题聚焦式的讨论来展示比较哲学不同的研究风格与不同的探究方式，这样的讨论大部分奠基在对原著准确、恰切的解读基础之上，以文本支持、引发思想，而非从某种合俗的、为常人（das Man）所一致认可的思想模式出发而忽视文本的真实性。没有复数意义上的范本，就谈不上比较哲学的范式转化。至于从技术层面上专门地探究比较哲学方法论，笔者在其他研究中对此有更为系统详尽的考察。本书的宗旨是揭示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关于中西哲学关系问题的思考，以此为引子，从根本上促使人们改变对于哲学以及比较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做到从全球视野来看待问题。

在以下的分节中，笔者首先阐述从海德格尔关于亚洲经典研究的洞见出发我们需要实现中西比较哲学的三个方面的基本观念转化。接着，笔者剖析学者们归于海德格尔的某种特殊的“普遍主义”之实质，并应本书评审专家的要求对国内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做一些评论，这也可以显明本书所做的比较研究如何遵循了上述基本观念的转化。之后，笔者对本书三个部分的内容做一概述，以冀揭示各章之间的关联性。最后，鉴于本书所做的研究在许多地方涉及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关联，笔者综述迄今为止有资料为佐证的海德格尔对《庄子》的征引（总共有五次），并且介绍佩采特所记录的海德格尔在德国不来梅时与当地非职业哲学家的知识分子的交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