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阐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内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基础，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关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1945年4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报告中全面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基本经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发展着和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观点。

早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就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不能空谈主义”，“主义应与实境相结合”的思想。他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应因时因地不断发展的思想。1923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李大钊进一步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2]。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辩证分析，蕴含着不要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应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这些思想和观点，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斗争中，并正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辛探索的历史进程。在党成立初期及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农民同盟军等思想，初步取得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成果。然而，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思想理论还不成熟、不统一，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先后出现了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三次“左”倾错误。“左”倾错误盲目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受到严重干扰，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毛泽东开始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全面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他还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4]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表达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对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

这一命题提出以后，也得到党内其他领导人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如张闻天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5]在宣传教育工作上，他认为：“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于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6]这里，张闻天不仅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而且初步阐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即马列主义不仅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还要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为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增强党内团结，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与阐发

毛泽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与确立的过程，也是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随着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经验的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意识也逐步增强，党的思想理论也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在全党学习、宣传和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他说：“党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典型的结晶体”[7]。1942年7月1日，陈毅发表文章称，毛泽东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8]，并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做了概括。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也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他号召全党“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9]。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称：“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10]1943年8月，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11]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也正式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提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12]。

毛泽东思想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形态。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在党内得到广泛认同。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13]。

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14]报告还从九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包括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以及关于新民主主义、解放农民、革命统一战线、革命战争、革命根据地、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设党和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提出这些理论与政策，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1945年6月11日，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15]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科学指南。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必将继续推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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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

[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7.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65.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01.

[7]　《共产党人》第16期，1941-03-20.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2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57-658.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10.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36.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12.

[1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8.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52，952-953.

[14]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3，333-334，335.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