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话语的解禁

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为复杂的关系。在现代文学时期，出于满足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需要，文学被纳入了为政治服务的轨道。20世纪50—70年代，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文学最大限度地发挥着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艺“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指导下，文学继续为政治服务。但与此同时，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文学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文学逐步向艺术本身回归。相应地，文学中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而世俗日常色彩则得到加强。追求文学表达的艺术性，表现普通人及其日常人生，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这是一个发生发展的艺术过程。新时期之初文学的发展仍然深受政治的影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是政治化的启蒙写作，表达了对历史政治的控诉与反思；而改革文学则是适应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需要而出现的，是一种体制内的写作，其为政治服务的色彩依然非常鲜明。至于寻根文学，虽然表面上致力于民族历史文化发掘，有意疏远政治与现实，表现出去政治化的写作倾向，但是这种去政治化的写作，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写作，只是一种特别的隐含的政治表达。例如寻根文学中高扬的民族、国家和世界意识，就与新时期以来国家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可以被视为后者的一种文学表达。

新时期以来，政治话语的解禁是寻根文学出现的前提和保障。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9年召开第四次文代会。对文学而言，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文化事件，使政治对文学的控制日渐松动，极大地改善了文学的外部创作环境。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同时他又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1]这种表述从最高层面阐述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并科学地指明了文艺的归属和服务对象问题，让文艺真正地进入历史新时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紧接着，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相较于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所倡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新的“二为”方针更具包容性，政治化色彩明显淡化。所有这些，都表明新时期以来政治对文学的控制逐渐松动。寻根文学就诞生于这种逐渐解禁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中，并最终实现了对政治话语的超越。

政治话语的解禁带来了写作的自由。从话语内涵来看，在20世纪50—70年代，鲜明、突出的政治化几乎承载了文学话语表达的全部。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仍然是这种政治化写作思路的延续。只有寻根文学，第一次在当代文坛上拉开了文学与现实政治的距离，以那种虚无缥缈的历史文化话语实现了对当下社会政治话语的超越。这种文化书写，表明新时期文学向自身艺术的回归，同时也表明对文学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寻根文学的这种远离政治写作的态度，使其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继之而起的新潮小说、先锋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等，则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去政治化的写作态势。在这些写作中，要么以形式实验来代替政治表达，要么让文学视线下移，去表现普通人及其世俗日常人生。从文学发展现状来看，这种日常生活书写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最大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寻根文学既是一个关键转折，也是一个重要起点。

政治话语的解禁还引起新时期启蒙主义文化语境的重现。“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使长期失落的启蒙文学传统得以复苏，20世纪80年代也因此被视为又一个启蒙主义历史时期。但与“五四”启蒙主义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动向。与“五四”时期那种侧重于思想层面的启蒙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侧重于从政治层面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改革文学则在传统的政治表达基础上，从科技和经济层面对中国普通民众进行启蒙，先锋文学通过频繁的艺术实验呼唤文学的自觉，进行文学艺术启蒙，而寻根文学则是一场文化领域的启蒙，通过对文化意识的发掘来唤醒国人的文化热情。寻根文学拓展了新时期启蒙主义的表现视野，更新了新时期文学的话语内涵，对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寻根文学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同时，寻根文学也以其自身的成就参与了新启蒙主义运动，并有力地推动了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而决定这一切的，是政治话语的解禁。只有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才会带来文学自由和思想的繁荣。

注释

[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7-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