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革命时期编译与传播事业的新传承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编译与传播，薪火相传，经历了过百年的历史。无论是环境艰苦的土地革命、白色恐怖年代，还是在延安时期，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始终与中国革命事业同步并行。从民主革命早期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介绍、片段式的翻译，到单篇著作的摘译或全文编译和传播，再到延安时期开始探索成立专门翻译、出版机构，我们党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者人才队伍，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期选择性编译与传播阶段（1899—1919）
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准确地讲始于《共产党宣言》[1]在中国的选择性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早期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从各自阶级利益和政治需要出发，对《共产党宣言》进行选择性译介，选取适合自己需要的内容通过各种媒介进行传播。这种选择性传播决定了《共产党宣言》从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其本土化进程，不断被赋予中国特性，在经历了选择、比较、博弈、重构等系列过程后，最终被国人逐步接受并建构起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1899年2月下旬的《万国公报》（第122号）以《大同学》为题，登载了传教士李提摩太摘译、蔡尔康撰写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的《社会的进化》，文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这是中文报刊首次出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1902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最早在中国人自己的著作《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提到马克思，并简要介绍：“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2]文章还援引《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3]1902年12月，上海《翻译世界》编译了日本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罗大维译），书中第一次将马克思译为卡尔，并介绍了剩余价值学说。赵必振在《近世社会主义》中四次提到《共产党宣言》，称之为“一大雄篇”，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话：“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4]
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孙中山及其他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开始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著作[5]。1905年11月，朱执信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指出马恩“相友善”于巴黎，文章全译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项纲领，指出“马尔克既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6]，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开始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文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介绍西方社会主义的同时，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介绍也不断增多，译者主要有孙中山、朱执信[7]、廖仲恺[8]、胡汉民[9]、戴季陶[10]、马君武[11]等，翻译成果多集中于《共产党宣言》（具体见表1-2），如：民鸣译《共产党宣言序言》（即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日本《天义报》1908年1月第15期）、《共产党宣言》第1章（民鸣译，日本《天义报》1908年1月第15期）、《共产党宣言》摘译（成舍我译，署名舍，《每周评论》1919年4月第16期）、李泽彰译《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即《共产党宣言》第1章，《国民》杂志1919年11月第2卷第1号）。此外，还有食力译《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晨报》1919年5月9日至6月11日）等[12]。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已经开始起步，但多是以节译或片段摘译的形式零星地介绍。
表1-2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国内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部分统计
续前表
资料来源：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4-28。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早期的编译与传播，在近代中国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为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建党时，党的名称之所以叫中国共产党，就是根据《共产党宣言》命名的。1920年11月，上海发起组创办《共产党》月刊，呼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反动阶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开展阶级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党宣言》发挥了直接理论指导作用。中共一大重点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在该简短的草案中，“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草案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13]。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宣言》为蓝本，吸收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而形成的。
另一方面，影响和培育了一代革命者，为他们提供了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
《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出版，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毛泽东早年提到《共产党宣言》对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4]。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也是我们党较早接受《共产党宣言》影响的人，“五四”时期，周恩来“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宣言》”[15]。当时在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旅欧总支部中，邓小平、朱德等也积极学习《共产党宣言》，邓小平晚年曾说，他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刘少奇、任弼时等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共产党宣言》。此外，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人，也都是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初步编译与传播阶段（1919—1927）
受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如星星之火，展开燎原之势。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编译与传播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开始以单篇、单行本的形式出版。1920年8月[16]，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发行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7]单行本，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完整形式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封面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内容包括四章。陈望道当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躲在一间破旧的柴草棚里，克服了缺少资料和工具书等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18]，经过百余天苦斗才翻译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中文译著。这个译本无序言，封面印有马克思五十六岁时的半身像，照片占封面四分之三的面积[19]。《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的出版，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此外，李达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唯物史观解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其中，《唯物史观解说》为荷兰人郭泰著，1921年5月，中华书局将其作为“新文化丛书”的一种出版。1923年范寿康、施存统、化鲁翻译了《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1924年瞿秋白编译了《社会哲学概论》，中间摘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和《共产党宣言》等内容。1926年李春蕃（柯柏年）翻译了《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等著作。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片段的摘译，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更多地接触到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有领导、有系统、有计划”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除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理论刊物《新青年》和党内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登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外，1921年9月1日，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由担任党的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主持。成立后不久，人民出版社便决定以“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及其他读物[20]的形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四十余本，但由于当时反动派的阻挠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到1922年6月底，共出书12本，其中“马克思全书”2本，“列宁全书”5本，“康民尼斯特丛书”5本[21]。
此外，先进文化出版机构、理论刊物等也纷纷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新亚书店等出版机构以及《先驱》《少年》《前锋》《青年周刊》等进步刊物。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在湖南创办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书报发行机构——文化书社，恽代英在武汉创办“利群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社会”为宗旨，发行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内的各种进步书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进步思想在武汉地区的传播。此外，还有王乐平在济南创办“齐鲁书社”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出版有了较大的进展，翻译出版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不断提升。“1928年至1930年短短的三年中，仅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有……近40种”[22]，如《反杜林论》[23]，陈启修译《资本论》[24]第1卷第1分册（上海昆仑书店，1930），杨贤江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署名李膺扬，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刘曼译《政治经济学批判》（书名《经济学批判》，上海乐群书店，1930），《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25]。此外，还出版了陆一远摘译《法德农民问题》（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柯柏年[26]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署名丽英，《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2-3月）、《帝国主义浅说》（署名李春蕃，上海新文化出版社，1925）、《国家与革命》（《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1927年1月刊）等[27]。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为转译、摘译、节译等，难免断章取义，不能使读者理解全貌、掌握并领会文章的实质与总体意向。
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有进一步提高，传播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国民党摄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对国统区文化进行了野蛮的查禁，严格限制出版自由。一些进步翻译家也遭到迫害，1930年，江南书店出版吴黎平[28]译《反杜林论》，不久，吴黎平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长达两年之久[29]。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出版，除《反杜林论》外，还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上）（王思华、侯外庐译，北平国际学社，193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等重要著作。中央苏区的情况要好很多，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视下，各种文化学校纷纷成立，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并创办多种报刊，出版和翻印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至1934年，苏区的出版物计有：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二十八种，各种报纸和杂志十六种，政治读物和社会科学书籍六十九种，其中包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和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30]。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曲折编译与传播阶段（1927—1937）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广泛翻译和出版，包括全集、文集、单行本等各种版本。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共522种。其中，从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质量和出版数量都是建党以来所无法比拟的，该时期中央苏区和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翻译出版的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有38种[31]，在译著数量上远远超过建党初期（具体见表1-3）。特别是国统区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如朱镜我、许德珩、李一氓、向省吾、艾思奇、郑易里、彭嘉生、陈启修、瞿秋白、李达、郭沫若、柯柏年、吴黎平、王学文、何思敬、侯外庐等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严酷政治斗争环境下，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出重要贡献。
表1-3 1921—1937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译本统计比较表
资料来源：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247。
从19世纪末开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最初的内容介绍、片段摘译之后，到“五四”时期，出现了大量中文全译本。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有专题集、选集等新的传播形式，出现了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潮（详见表1-4部分译著统计）。据《新思潮》杂志统计，在1928到1930年期间出版的马列著作就有40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120多种。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在该时期几乎都有了中文全译本，有的甚至同时有多个中译本出版。当年国统区和中央苏区进步知识分子编译的经典著作，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文艺理论等诸多领域。
表1-4 1930年马克思、恩格斯部分著作中译本年表
资料来源：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445-446。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力推进了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学习。在中央苏区，党通过建立各种出版管理与发行机构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在国统区，除通过各种进步出版机构外，还通过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该时期经典著作的编译是俄文本、英文本、德文本、日文本、法文本等各种版本平分秋色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在该时期基本上都有了中文全译本，并出现了部分专题集，标志着其在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第二个高潮。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由于译者理论水平差异和外语水平限制，部分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还有亟待完善的地方，但在当时严酷阶级斗争条件下能出版大批马列译著是极其不易的。该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的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都有三四种不同的译本，如《资本论》第1卷的译本就有四种之多，《反杜林论》主要有吴黎平和钱铁如的两种译本，《政治经济学批判》除了刘曼的译本外，还有郭沫若的新译本。《哲学的贫困》也先后出版了杜竹君和许德珩等多种译本。《德国农民战争》有两个译本，分别由钱亦石和李一新译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也有多个译本，如青骊译的《费尔巴哈论》、裴丽生翻译的《费尔巴哈论》、杨东莼与宁敦伍合译的《费尔巴哈论》（又名《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张仲实译的《费尔巴哈论》和彭嘉生译的《费尔巴哈论》。其中，“彭康（即彭嘉生）的译本是三十年代相继出版的《费尔巴哈论》的五种中译本中最好的一本”[32]，他根据德文原文并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翻译。此外，还有《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等著作，也都有多种译本问世。
该时期的《共产党宣言》也有多个译本，其中，华岗译本是继陈望道译本后的第二种译本。如前面所述，该译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后面还附有《共产党宣言》英文全文和三个德文版序言。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葬仪》，1928年由北方地下党的刊物《出路》第1期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辞》为题发表，后1930年上海《萌芽》月刊第1期第3卷以《在马克思葬仪上的演说》为题发表。
该时期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单行本，“仅上海一地，在1930年这一年里就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25种，绝大多数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其中陈启修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刘曼译的《经济学批判》、吴黎平译的《反杜林论》和陈仲涛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等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都是在我国首次出现的新译本”[33]。还有1930年8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了邹钟隐译的《自由贸易问题》。等等。
除单行本外，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系列代表性专题文集和论文选，主要有1929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由林超真（郑超麟）编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34]，该书是一部专题文集，收入《原始基督教史论》（即《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马克思的《费儿巴赫论纲要》等四篇哲学经典著作，被称为“恩格斯阐明史的唯物论哲学之唯一巨著，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必要读物”[35]。1931年华兴书局出版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辑译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46篇著作中的言论[36]。李一氓翻译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第1集）和潘鸿文编的《马克斯主义之基础》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选集本。其中，《马克思论文选译》（第1集）是李一氓根据英文译本转译的，汉译本于1930年2月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该译本卷首以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为代序，共收9篇文摘。这9篇文摘，“十分之六、七在中国是第一次翻译，而且已有中译本的几篇也流传不广，如《哥达纲领批判》就是绝了版的”[37]。当时上海等地还出版过另外一种马克思著作选集《社会主义底基础》，“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剩余价值学说史》《工钱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及利润》《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福格特氏》《经济学批判》等20余种著作中的语句摘译构成”[38]。
当时为了扩大经典著作的发行，书店和书局还出版发行了成套的“丛书”，如1928—1930年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马克斯研究丛书”[39]，共10册，主要包括《马克斯的经济概念》《马克斯的社会民族及国家概念》《马克斯的伦理概念》《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斯的国家发展过程》《马克斯的唯物历史理论》《马克斯的工资价格及利润》《马克斯的工资劳动与资本》《马克斯的家族发展过程》《马克斯及恩格斯评传》等，其中，《马克斯的工资价格及利润》与《马克斯的工资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的原著，其余均为阐述性的译著。从1930年起，上海明日书店出版发行了一套“科学的社会科学丛书”，其中包括《唯物史观的基础》《唯物史观的哲学》《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唯物史观的艺术论》《唯物史观的社会思想史》《唯物史观的经济思想史》《唯物史观的社会问题》等22种书籍。上海平凡书店自1929年12月起出版了“马克思学体系丛书”，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文摘汇编而成。第一分册是《社会进化的铁则》（上），为高希圣译，书前有译序、原序，书内有“马克思学说体系第一分册”字样，正文收入了16篇文摘；第二分册为《社会进化的铁则》（下），为郭真译；第三分册为《史的唯物论》（上），叶作舟译；第四分册为《史的唯物论》（下），为齐荪译[40]。
总之，专题集、文集和丛书是该时期开始出现的新的出版和传播形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由主要经典著作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出版进到了一个选择性、针对性更突出的新阶段，主体的深层次的需要和选择在这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41]。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专题集、文集和丛书的编译出版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主要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曲折发展过程。建党初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都以片断译文的形式零星发表在各种报刊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较多。该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译著，无论其数量还是译文质量，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影响范围也更加广泛。个别著作虽然在以前也翻译过，但其全译本则是在该时期出现，这些译著的内容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当年李膺扬翻译的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列宁称为“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42]，该书备受读者欢迎，曾先后出版七次。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是该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曾多次再版和翻译。这部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43]的经典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朱镜我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该著作首次作为中文全译单行本在我国出版发行，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当时思想界和出版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膺扬1929年翻译出版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上海中外研究会翻译出版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受到了当时正在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编译与传播阶段（1937—1949）
延安时期[44]，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也是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成就最为辉煌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从1906年到1949年，马恩列斯著作中译本在中国共出版532种（包括了马恩著作86种，列宁著作188种，斯大林著作210种，按专题选编的马列文集48种），其中，全面抗战时期占36.09%。从1937年到1945年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共192种，译著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历史时期（见表1-5），该时期“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出版达到了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记录”[45]。从翻译内容上看以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为重点，主要以补译和重译为主。全面抗战期间翻译出版的译著主要包括：马恩著作30种，列宁著作57种，斯大林著作80种，马恩列斯合著25种[46]。
表1-5 1921—1949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译本统计
资料来源：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247。
在全面抗战期间全国翻译出版的30种马恩著作中，知识分子在延安翻译出版的就多达18种（其部分译著统计见表1-6）。在这些译著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及《联共（布）党史教程》等。他们还重新译校了《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法兰西内战》（吴黎平、刘云译）、《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黎平译）及《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敬、徐冰译）等经典著作单行本。他们的翻译为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中国语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化了当时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表1-6 1939—1940年延安知识分子翻译出版的马恩著作
资料来源：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448-450。
1938年，毛泽东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47]同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马克思学院，并成立了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编辑工作的编辑部，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由张闻天、何锡麟、柯柏年、王实味、张仲实等理论家负责编译工作，参与编辑工作的还有何思敬、曹汀、吴黎平、徐冰、成仿吾、艾思奇等。另外，在中央领导和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出版发行部、新华书店等专门机构成立，负责领导、组织党的出版事业，创办《解放日报》《解放周报》《新中华报》等报刊，这对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至1942年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即“马克思恩格斯丛书”[48]、“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也包括了《1870—1871年普法战争》（曹汀译、何思敬校）、《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等多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43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了调整及精简中央机构的决定，精简其他机构的同时，在中央宣传部之下设立中央编译局，主要负责翻译及编辑马克思主义著作、苏联及其他外国的著作。同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中强调，“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49]。因此，中央特地指定凯丰、博古、杨尚昆、师哲、洛甫、许之祯、赵毅敏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可见，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准确性的重视度极高。
此外，延安时期，大量军事、文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被编译出版。由此建立起来的科学机制，以及在编译工作中培养起来的专业人才队伍，积累的宝贵经验等，都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编译与出版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了巨大助力。
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和沦陷区也同样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例如，生活书店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雇佣劳动与资本》《费尔巴哈论》等，新知书店以远东书店名义翻译出版了《论战争笔记》、“苏联文艺丛书”等，读书生活出版社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资本论》等，武汉书店翻译出版的经典著作有《论民族自决权》《马恩论中国》《历史的唯物论》，等等。
还有，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在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积极翻译出版了大量质量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如《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马恩论中国》《法国1870—1871年反普寇的游击战争》等，也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老一辈翻译家的辛勤劳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著作质量不断提升，到全国解放前，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有500多种，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理论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50]。这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译本，也奠定了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编译与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
该时期知识分子翻译马列著作的方法科学得当，彻底改变了过去依靠个人单枪匹马的做法。为提高译文质量，编译部、出版社有组织地翻译马列著作，好多著作都是由解放社组织人员集体翻译，对每人的翻译文字，都要经过详细校对。当时许多译著译文水平高，书中参考资料多，校对质量好。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丛书”中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先由柯柏年按英文本并对照德文本译出，再由吴黎平按俄文本、英文本并参照德文本校对，从而保证了译文的质量。1939年在马列学院任教的王学文曾专门脱产两个月校订《〈资本论〉提纲》及《政治经济学论丛》。在《反杜林论》出版十周年之际，吴黎平根据德文原本，参考了1938年苏联新修订的俄文版，还有英文版，对《反杜林论》译文重新加以校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先由王名衡和曹葆华翻译，最后由周扬校阅定稿。当年曹葆华“在翻译同一本著作时，一般都参考过俄、英、德三种文本。他的初稿，每行文字间留有很宽的空白，以供反复删改”[51]。还有“抗大教授、延大法学院院长何思敬曾和徐冰合作把《哥达纲领批判》译成中文，由延安解放社发行。这个译本的质量也超过了二十年代北京、上海出过的版本”[52]。
整风期间全党普遍学习马列著作，“党尤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质量。《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文就重译刊载在1942年6月8日《解放日报》学习副刊第七期上，作为大家学习的标准”[53]。1943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翻译校阅委员会，负责重新校阅当时马恩列斯著作中译本这项工作，当时博古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54]。为保证质量，又陆续出版以前已译过的校正本，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前虽有两种旧译本，但是它们没有把德文第四版的改动反映出来。吴黎平的新译本不仅弥补了这一缺陷，而且还收入了1882年德文第一版、1891年德文第四版和1892年英文版的三篇序言”[55]。当时吴黎平和成仿吾等负责人也翻译原著，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董必武还参与了出版马列著作的具体工作等。
全面抗战时期根据革命形势和党内任务需要，相继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丛书”“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学习丛书”“抗战的中国丛刊”“大众科学丛书”“鲁艺丛书”“时事问题丛书”“抗大政治文化教育丛书”“抗战中的世界丛书”“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丛书”“整风运动参考资料”“新教育丛书”等多部社科类丛书著作，这些丛书大多由延安解放社、《解放》周刊社等出版、新华书店发行，有力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化教育和政治宣传工作。
当时由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译校人员有“张闻天、王学文、吴黎平、成仿吾、徐冰、何思敬、艾思奇、柯柏年和何锡麟等同志”[56]，丛书主要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丛书第三种，吴黎平译，1938年6月出版）、《共产党宣言》（丛书第四种，成仿吾、徐冰合译，1938年8月出版）、《法兰西内战》（丛书第五种，吴黎平、刘云合译，1938年11月出版）、《政治经济学论丛》（丛书第六种，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合译，1939年3月出版）、《马恩通信选集》（丛书第七种，艾思奇、柯柏年、景林等译，1939年6月出版）及《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丛书第八种，柯柏年等译，1939年4月出版）、《〈资本论〉提纲》（丛书第九种，何锡麟译，1939年11月出版）等十二本译著，“这套丛书的封面上除了书名以外，还注明了马恩丛书的编号。封面上用阿拉伯字母标以顺序号，书名页则用汉字标明”[57]。“列宁丛书”由《解放》周刊社出版，主要包括《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概论》、《国家与革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左派”幼稚病》和《两个策略》六本，“这些书，大都是翻印国内已有的译本或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58]。“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焦敏之译，曾涌泉校）、《新德意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即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曹汀译，何思敬校）、《1870—1871年普法战争》（曹汀译，何思敬校）。“革命历史丛书”由延安《解放》周刊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包括了《中国问题指南（一）》和《中国问题指南（二）》两部，汇集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历史上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和决议。“抗日战争丛书”是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著的，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主要有《论持久战》（毛泽东）、《论抗日游击战争》（朱德）、《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罗瑞卿）、《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罗瑞卿）及《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集体写作）。“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由延安新华书店发行，主要为涉及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教育等内容的书。由延安时事研究会编、延安新华书店发行的“时事问题丛书”，包括《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在沦陷区》两本[59]。1940年吴文焘翻译的《英国工人运动》一书，作为“职运丛书”第三集，“收编了恩格斯于1881年5月7日—8月6日为伦敦《劳动旗帜报》所写的社论，从《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到《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共有十篇”[60]。
解放战争时期，为真正提高全党政治理论水平，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重要理论指导，各解放区陆续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该时期，尽管国共两党忙于内战，但依然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只不过当时经典著作出版、发行及传播工作是以各大解放区为主要阵地。解放区与国统区的许多出版机构如解放社、生活书店、晋察冀新华书店、读书出版社、上海群益出版社、新华书店、中国出版社、时代出版社、华中新华书店、江南新华书店及一些杂志如《新哲学手册》等，出版和刊发了大量经典著作。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群众》周刊、《周报》周刊、《民主》周刊、《文萃》周刊、《理论与现实》、《展望》周刊等，也相继刊登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文，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还同时出版了列宁著作专题文集，如《论民族殖民地问题》《列宁论苏维埃机关人员应如何工作》《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理论》（上册）等。在国统区出版的列宁著作主要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论中国》《关于国家和阶级专政》《列宁论青年的学习问题》等。
除了列宁的著作外，还出版了斯大林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如《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央俄文编译局译。此外，许多书店多次再版斯大林著作，如大连大众出版社1946年出版《论列宁》，1948年出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48年上海新时代出版社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译）。北京新华书店出版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辑译的《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联宪法（根本法）》《论中国革命》。1949年解放社出版《论列宁与列宁主义》，天津新华书店出版《新的环境和新的建设任务》，华北大学出版《斯大林论自我批评》[61]等。
解放战争时期，香港也是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基地。当年受到国民党迫害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中共秘密安排下从重庆、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撤退到香港，三联书店也把总部迁到香港，翻印出版了解放区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解放》杂志、《群众》周刊等。原解放区的“马恩丛书”中的译本，在香港作为“马列主义理论丛书”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发行。1947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成仿吾、徐冰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新民主出版社在香港翻印出版了《社会发展史》，香港谷雨社出版了周觅编写的《论文艺问题》即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62]。
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译本，有多卷本，也有单行本。从上面翻译出版的经典著作来看，有些重要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哲学底贫困》《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都有好几种版本，“《共产党宣言》就有东北新华、华北新华、太岳新华、胶东新华、晋察冀新华书店、冀鲁豫新华书店、中原新华、皖北新华、太行新华和华东新华等多种版本”[63]，为新中国成立后经典著作的广泛传播奠定了重要文本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主题开始由革命向建设转换进程的加快，中共自身执政能力诸方面建设面临着很多挑战，例如，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克服党内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要努力学会搞经济建设，克服“本领恐慌”；要继续全面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积极推进土改以赢得农民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支持；等等。为使党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领导核心，依然要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汲取理论的指导。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传播，为中共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奠定了牢固思想理论基础。
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察觉到国民党玩弄假和平、发动真内战的阴谋，认为国内革命战争不可避免，必须用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旧的国家机器。当时为了克服革命队伍的无政府状态，“加强党的纪律，巩固已得的胜利，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指示全党干部研究列宁《‘左派’幼稚病》第一、二章”[64]，强调必须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中汲取重要理论知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毛泽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马列著作之一，该书第二章是关于党的纪律问题的。当年毛泽东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示：“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65]革命和建设都需要严格的纪律做后盾，“要使部队能正确执行政策，就要严格部队的纪律，要靠纪律来保证政策的执行。……只有大家互相督促，使遵守纪律成为群众自觉的行动，对违反政策和纪律的现象认真追究，政策和纪律才可以执行得好，胜利也就更快，将来建设起来也更快”[66]。为真正加强党的革命纪律，194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印并发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且撰写了前言，重点阐释了铁的纪律对解放战争的重要指导作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指出：
在该时期编译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资本论》等，对中共关于自身所肩负重要历史使命的认识具有重要理论指导作用。例如，通过对《国家与革命》中暴力革命观点的学习，使中共认识到只有真正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早在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指出：
为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指导革命战争，当年的“《人民日报》《冀鲁豫日报》等，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先后刊发了斯大林《论克劳塞维茨》一文”[69]。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覆灭、新政权准备建立之际，毛泽东根据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并结合中共自身实际情况，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消亡的重要条件，指出政党和国家机器等将逐步衰亡下去，从而走向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则是为着促使国家、阶级和政党消灭而创设的。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也还无力将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摘译、节译等翻译出版方式，也导致翻译质量上的欠缺，影响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貌的把握和对内容精准的理解。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前的译本译者知识和理论上的相对匮乏，导致一些断章取义或加入自己想法的现象存在，因而影响了中译本的质量。
新中国成立后，在前辈努力的基础上，迅速、大量地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提高译文质量。经典著作的编译和出版迎来了新的繁荣局面。
注释：
[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宣言》先后出现了5个中文全译本。据现有资料，《共产党宣言》的片断文字传入中国的时间为1899年初，由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写的题为《大同学》的文章，援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中共成立前，国内只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到1930年，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中文完整译本问世，该本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抗战时期，《共产党宣言》在陕甘宁边区曾出现过两个全译本，其中一个是由成仿吾和徐冰合译的译本，他们依据《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本翻译了前后两部分内容，于1938年8月由解放社出版发行。另一个是由博古翻译的译本，他依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做了重新校译，该译本在翻译方法上更接近现代汉语，于1943年8月由解放社出版。博古的译本发行量很大，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时期就发行了近百万册之多。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有陈瘦石译本等。陈江。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05-109。
[2]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1902（18）。
[3]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44。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41。
[5]对于早期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蔡丽在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多元性探究——以共产国际、国民党人为对象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第五章中有专门论述，主要围绕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理论、劳工运动、俄国革命与苏俄劳农政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展开。作者认为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比中国共产党人早，其内容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播有重叠之处，但亦有其独特的视角。对于早期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作用，作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在宣传战线上合作，共同主导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文化。二是国民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初步分析中国社会，企图解决国民党主导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三是在三次论战中，多数国民党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论争，但他们十分关注这三场思想交锋，并从侧面声援共产党人的论争等。
[6]蛰伸（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1906（2）。
[7]朱执信，浙江萧山人，生于广东番禺。原名大符，以字行。1904年（光绪三十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为评议部议员兼书记。1906年曾片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1910年（宣统二年）起，参与和组织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等职。1913年参加讨袁。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中，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联络等职。五四运动后，协助孙中山撰《建国方略》，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1920年9月21日在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著作编为《朱执信集》。李华兴。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46。
[8]廖仲恺，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以字行。生于美国，1893年（光绪十九年）回国。1896年赴香港攻读英语。次年与何香凝结婚。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任总部外务部干事。是年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1911年武昌首义后，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旋委为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宋教仁被刺后，投身讨袁斗争，亡命日本。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1916年随孙中山回国。1919年与朱执信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阐发和传播孙中山学说。1921年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次长。次年参加孙文越飞会谈，竭诚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3年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筹划改组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历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军需总监、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职。孙中山逝世后，忠实执行三大政策，1925年8月20日被国民党右派暗杀。著作编有《廖仲恺集》。李华兴。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684。
[9]胡汉民，江西吉安人，生于广东番禺。原名衍鸿，字展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书记部书记、《民报》编辑。1907年随孙中山到河内设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1909年（宣统元年）任同盟会南方支部支部长。武昌起义后，任广东都督。1912年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政治部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7年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部长。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总参议兼文官长。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成为右派首领。同年9月孙中山率师北伐，代行大元帅职。1925年因廖仲恺被刺案涉嫌，一度被拘留，逐走苏联，次年回国。1927年参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常委、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院院长等职。1931年与蒋介石争权被囚禁，九一八事变后释放。1933年后标榜抗日、反蒋、反共。1935年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5月2日在广州病故，著有《胡汉民全集》。李华兴。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475。
[10]戴季陶，浙江吴兴（今湖州）人，生于四川广汉。名传贤，又名良弼，笔名天仇，以字行。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主编《天铎报》，因言论激越，被清政府通缉，逃亡日本。1911年（宣统三年）加入同盟会。曾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1919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次年从事证券投机买卖。1924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孙中山逝世后，系统提出歪曲三民主义的理论，形成所谓“戴季陶主义”，后又参加西山会议派活动。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谋士，鼓吹“尊孔读经”“制礼作乐”，禁锢人民思想。1949年2月11日在广州自杀。著作有《戴季陶先生文存》等。李华兴。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706。
[11]马君武，广西桂林人。原名道凝，改名和，一字厚山，以字行。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留学日本。次年参与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秘书长。次年归国，任上海中国公学总教习。后因清廷追捕，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参与起草《临时约法》，后任国会参议员。1917年在广东任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部长。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旋任广西省长。1924年起，历任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及广西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参议、国民参政员，并与李四光等创设桂林科学实验馆。通英、法、德、日文，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文学译著数十种行世。著有《马君武诗稿》《德华字典》等，译有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一部。李华兴。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47。
[12]胡为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百年翻译与传播。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2）。
[1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
[14]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379。
[15]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7。
[16]对于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出版时间，当前学界还存在一些争议，主要有“4月出版说”、“5月出版说”和“8月出版说”等。从目前查阅到的资料看，有研究者具体考证其出版时间应该为1920年8月。1919年底，陈望道开始在家乡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译，起先由于《星期评论》约译，打算译完后在《星期评论》发表，但他在1920年3、4月间译完后，5月份到上海，《星期评论》停办，故《共产党宣言》未能在《星期评论》上刊登。5月，陈望道参加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党活动，他便把译好的《共产党宣言》交由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设法出版。这样一来，在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帮助下，该书得以在1920年8月出版。因初版印数不多，很快售完，所以于9月份再次印刷，印成了“9月版”。伍仕豪。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略考//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第2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编辑出版部，1981：429。
[17]当年《共产党宣言》出版经费来自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该书，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玄庐通过《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觉悟》副刊主编邵力子，在1920年9月30日《觉悟》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新书广告式的书信体短文——《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署名玄庐。该译本是用比小32开还稍小的白报纸印刷的小册子，长18厘米，宽12厘米，平装，封面除书名外，还自右至左横排印有几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马克思曲臂而坐，目视左前方。像下自右至左印有“马格斯”三个字，全书无扉页，无序言，无目录，内文共56页，竖排版，每页11行，每行36字，采用繁体字和新式标点，页侧印有“共产党宣言”的字样。全书基本以意译为主，许多新名词和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如“贵族”“平民”“宗教”“社会主义”“贫困底哲学”等俱用英文原文加括号附注，因此书中随处可见英文原文。钟斋。较早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新湘评论，2011（2）。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54。
[19]永早，爱荣。马克思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概述：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3（1）。
[20]“马克思全书”主要包括：《马克思传》《工钱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哥达纲领批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乱》《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学批评》《革命与反革命》《自由贸易论》《神圣家族》《哲学之贫乏》《犹太人问题》《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列宁全书”主要包括：《列宁传》《国家与革命》《劳农会之建设》《无产阶级革命》《现在的重要工作》《劳工专政与宪法会议选举》《讨论进行计划书》《写给美国工人的一封信》《劳农政府之效果与困难》《共产主义左派的幼稚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末局》《第二国际之崩坏》《共产党星期六》《列宁文集》。“康民尼斯特丛书”主要包括：《共产党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世界革命计划》《共产主义入门》《共产主义》《创造的革命》《到权力之路》《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其他”主要包括：《马克斯学说理论的体系》《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伦理与唯物史观》《简易经济学》《多数党底理论》《俄国革命记实》《多数党与世界和平》《马克思经济学》《家庭之起原》等。人民出版社通告。新青年，1921（5）。
[21]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中国共产党通志：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001。
[2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72-282。
[23]有两个译本：一是1930年11月，上海江南书局出版吴黎平的译本，这是《反杜林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另一个是1930年12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钱铁如的译本，仅出版了上册，即该书的绪论和哲学篇。
[24]《资本论》在20世纪初被中国人所知，却一直未有全译本译出。当时介绍《资本论》的外文书被译为中文的较多，仅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译文就超过6种，还有一些如《资本论入门》《通俗资本论》《资本论概要》等介绍《资本论》的著作。
[25]1929年出版了两个译本：一是彭嘉生据德文原版并参照英文和日文版译出，上海南强书店出版，书名《费尔巴哈论》；另一种是林超真据法文版译出，发表在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中，同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该书修订版。
[26]柯柏年（1904—1985），原名李春蕃，笔名马丽英、丽英、福英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主要译著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论》《农业税的意义》《社会革命论》《社会问题大纲》《辩证法的逻辑》《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恩通信选集》《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经济学辞典》等。
[27]胡为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百年翻译与传播。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2）。
[28]吴亮平（1908—1986），又名黎平、理屏，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930年首次将《反杜林论》全书译成中文，并著有《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等。1973年，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谈及吴亮平时，说：“吴亮平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他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者。后来在陕北为我和斯诺做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情况介绍到全世界。大禹治水是用疏导的办法，有进有出，吴亮平在翻译上这一进一出，意义很大，其功不在禹下。”雍桂良，等。吴亮平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62。
[29]韦建桦。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回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
[3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3。
[31]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247。
[32]徐素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78。
[33]陈江。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99。
[34]当年该书的出版介绍写道：“这书是恩格斯阐明史的唯物论哲学之唯一巨著，共计十二万言。这样三部巨著的汇印本，现在简直找不出来。现在的译者，费了很大的气力，根据法国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理论家保罗·拉法格的直译本，转译为中文的。译文流畅明白，是近年来翻译界所罕见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巨著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读物。”恩格斯。宗教·哲学·社会主义。林超真，译。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268。
[35]素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10。
[36]戴知贤。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2。
[37]徐素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77。
[3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80-381。
[39]徐素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276。
[40]周子东，傅绍昌，杨雪芳，等。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199。
[41]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88。
[42]周子东，傅绍昌，杨雪芳，等。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198。
[43]周子东，傅绍昌，杨雪芳，等。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196。
[44]有关延安时期的起止时间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广义上讲，延安时期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4年，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14年。狭义而言，延安时期是指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陕北。实际上中共中央在陕北不足13年，但人们习惯称陕北13年或延安13年。还有研究者认为，延安时期应从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起，到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占领延安止，即党中央驻地在延安的时期。该时期，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颁布的政策措施上，均可视为一个较为独立的历史时期。从本课题研究角度出发，本部分采用了广义延安时期的观点，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14年。
[45]张如心。论创造性的学习。解放，1941（131-132）。
[46]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247。在1927年之前，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多。1919年到1922年，中国先后出版了列宁11部著作，1922年至1927年，列宁的30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相比较而言，从1919年到1927年，马克思的著作出版了10部。1927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译著数量急剧增长。从1928年到1930年，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近40余种。张立波。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哲学，2007（2）。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48]包括：《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根据德文原版译出，1938）、《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黎平译）、《法兰西内战》〔刘云（张闻天）、吴黎平译〕、《政治经济学论丛》（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译）、《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王石巍、柯柏年译）、《马恩通信选集》（艾思奇、景林、柯柏年译）、《〈资本论〉提纲》（何锡麟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吴黎平、柯柏年译）、《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
[4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2。
[50]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1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457。
[5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0。
[5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02。
[53]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243。
[54]陈江。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01。
[5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01。
[56]陈江。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00。
[5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00。
[58]吴道弘。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97。
[59]饶钰馗。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出版之丛书目录。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0（1）。
[6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04。
[61]庄前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1。
[6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0。
[63]同上332。
[64]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246。
[65]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25。
[66]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2-233。
[6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93。
[68]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2122。
[69]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