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步入次高速周期
◎传统经济增长因素出现变异
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有赖于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人口红利、高储蓄、高投资等因素的支撑。我们非常幸运，赶上了经济全球化、信用消费、信息产业革命这三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三者叠加成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因素。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已经出现、人口结构逐渐向老龄化过渡、城市化进程已经度过其加速期、重工业化阶段已经基本完成，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已经开始步入边际递减或总量衰退的变异阶段。
这些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的影响开始出现递减、走向衰弱，其缘由逐个来看：一是体制转轨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开始衰退；二是全球化红利开始步入平稳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的加速增长将被贸易平稳增长所替代；三是工业化虽然进一步发展，但第二产业对整体经济的主导效应和带动效应已远不如从前；四是人口红利已经过拐点，人口负担的反向效应开始出现；五是城市化率虽然依旧会稳步提高，但其产生的增长冲击力量在加速回落。
仅仅从对立面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固然不够全面，但是从对立面出发的确是一条很重要的路径。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源泉可能转向“消费率提升”“城市化加速”“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与技术深化”“社会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五方面。研究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带来的GDP增速的提高将达到1.5％～2.7％；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人均GDP将提升2.25％；服务业占比每提升1％，可带来经济增长提高2％；社会改革与政府体制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间可以与前期市场化改革相比拟。
因此，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国际上的相对比较优势，国内市场还有很大挖掘空间，城市化、工业化水平还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但将进入较长时间的次高速发展时期。
◎经济次高速增长阶段的特征
我国经济增长趋势不会出现根本变化，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支撑因素的转变和切换过程也将是良性的、循序渐进的，而不是突发的。因此，2009年开始的这轮结构转型和调整，是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惯性基础上的适度调整，是传统经济增长因素退出和新因素培育的过程。
在调整期间，中国经济会处于一个次高速增长期，之后，中国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具体来说，次高速增长期会呈现以下六大特征：
一是目前世界经济危机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轨迹的变化将被缓慢启动。
三是在增长轨迹转变的进程中，新增长源泉对传统增长源泉的替代使中国经济一方面依然具有高速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将出现总体缓慢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次高速增长阶段。
四是未来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发生巨大变化：资本因素的贡献率将下降，而技术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幅度提升，劳动因素将在经历15年左右的平稳期后出现上扬态势。但从绝对额来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依然具有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高速度的特色。
五是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来看，未来次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构都处于良性调整的过程中，但调整的速度较慢，人们所期望的快速结构性调整与快速增长方式转变不会出现。与此同时，调整的模式具有明显的需求先导型、产业内部深化等特点。
六是人们原来所预期的“内需驱动模式替代外需驱动增长模式”“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替代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增长模式替代资源密集增长模式”“服务化驱动增长模式替代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化驱动模式”的增长模式大转变并非如想象的那么迅猛。具体表现为：第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2008年以前出现一个明显的转折性变化，消费贡献率下滑的趋势得到全面扭转，但我们的研究显示，这种回升的势头总体来说要比很多学者所想象的速度慢得多；第二，净出口的贡献率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将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但贡献率的逆转短期内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过程也比很多专家想象的要漫长；第三，投资计量结果与要素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即虽然投资贡献率处于下滑过程，但资本依然是未来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以动态平衡术实现增长模式转变
经济转型调整是一个中期问题而不是短期问题，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防止急于求成的想法。要完成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需要坚持“六大动态平衡术”。
（1）在需求结构转型过程中，必须注重总需求三驾马车的动态平衡。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并不等于简单降低净出口的规模，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也不是单纯地压制投资的规模。我国出口—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不仅有深厚的国际分工体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内部储蓄基础。因此，调整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不仅依赖于传统粗放的开放政策和投资政策的调整，而且依赖于国际分工环境和内在分配—储蓄体系的变化。若简单采取压低出口和投资的转型方法，只会导致宏观经济在需求快速下滑与结构冲突激化的双重压力下，出现大幅波动。在我国高储蓄率和国际分工格局等因素的影响下，高投资在中短期内依然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没有调整的空间，投资结构调整仍应当成为当前政策的核心要点，要与产能过剩的调整相匹配，摆脱“利用新投资来满足旧产能过剩，新投资又形成新产能过剩”的循环怪圈。投资高速增长可行的支撑点，应放在人力资本、生产型服务业及软基础设施上。
（2）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必须重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平衡。城市化带来的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是以社会改革为前提的。城市化的速度快于社会改革的速度，不仅会带来城市化成本的急剧增加，还可能使高速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社会环境基础。第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并非单一的“经济吸引”。事实上，代表现代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方向的城市文明是未来人口转移的核心动力，而“文明移民”主导下的城市化，将使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加速攀升。第二，即使是“经济移民”为主体的城市化，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养老体系、社会安全网、政府治理、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建设的改革与之匹配，城市化也难以承受经济波动带来的强烈的社会外溢效应。第三，必须充分认识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和就业模式变化的规律，不能过高估计服务业发展所吸纳劳动力的数量。第四，城市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可能成为制约城市化带来的各种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的核心因素。
（3）在工业化驱动模式向服务业驱动模式转型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业与消费之间的互动。不能简单通过打压工业投资和工业发展来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也不能简单通过提高服务业的投资来增加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进一步提升工业化水平、提升消费水平、改革服务业投融资体制依然是服务业增长贡献率进一步提高的三大要点。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层次化分类处理。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在本质上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未来经济增长时期，第二产业依然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服务业的发展依然没有摆脱其工业依附的特性。因此，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必须通过工业的进一步深化、工业服务的外包与分工的发展来推动。第二，消费性服务业在本质上是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消费层级发生质变的产物，而消费的增长以及消费结构的进一步革命是比较缓慢的，需要以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性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为基础。第三，金融、航空、电信等混合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目前的各种行政性管制，也受到目前全球分工格局固化的约束。发达国家高端服务业的输出及各种管制对我国高端服务业的约束将使这些产业的发展面临“两难困境”，这需要在战略上权衡放松管制与对外开放的利弊。
（4）掌控在向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进程中的平衡。必须重视需求型技术变迁与供给型技术变迁之间的匹配，重视产业的技术基础与经营基础的匹配、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匹配，避免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盲动性的驱使下，陷入“新能源陷阱”与“动态比较优势狂躁症”之中。
（5）重视后工业社会目标与工业化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利用后工业社会的目标来评判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措施，防止出现盲目跟随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使我国政策目标出现“内在冲突”“目标无解”的困境。必须正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性，在政策制定上坚持实事求是，避免被发达国家发展理论带来的意识所侵扰。
（6）我国的社会与政治结构需要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我国经济未来在增长模式转变和新轨道运行的进程中，依然有保证次高速增长的基础，增长目标不宜大幅度压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变轨并非与高速增长存在必然的冲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依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关于经济结构转型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不宜过猛，在坚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的原则下，目前“速度”依然具有首要性和战略性。二是应当将社会结构转型速度与经济转型速度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政府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全面解决社会转型滞后带来的各种问题，使中国经济在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改革中获得“第二次生产力大解放”。为此，应当加速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他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改革长期规划。三是适度调整目前以“反危机、防恐慌”为目标的短期应对政策，转向以经济转型和培育新增长源为着力点、兼顾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四是投资政策不宜大调整，中国依然需要较高的投资增速。五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改革的核心要点。六是农村改革与城市化改革速度应当匹配，而且要积极、稳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进而扩大国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