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在他眼中，每个新想法都好极了”
我是一个装模作样、乖巧得令人生厌的小男孩。
——罗伯特·奥本海默
20世纪初，科学给美国带来了第二次革命。一个马背上的国家很快就被内燃机、载人飞行和其他众多发明所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很快也因为这些技术创新发生了变化。但与此同时，一群高深莫测的科学家正在缔造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全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开始改变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现象；马克斯·普朗克、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等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原子性质的认识；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狭义相对论。突然之间，宇宙的面貌似乎也就此改变。
在全世界范围内，科学家很快被奉为新的英雄，他们有望带来理性、繁荣和精英治理的复兴。在美国，改革运动正在挑战既有的秩序。西奥多·罗斯福利用白宫这一舆论高地鼓吹道，善治的政府如果与科学和技术联姻将缔造出一个开明的新进步时代。
1904年4月22日，罗伯特·奥本海默就出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他来自一个德国移民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有第一代移民也有第二代移民，他们在努力融入美国社会。无论从民族身份还是文化归属上，生活在纽约的奥本海默一家都算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又不去当地的犹太教堂。他们并不排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只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美国犹太教派，他们认同的这个犹太教派被称为伦理文化协会，它推崇理性主义和一种进步的世俗人文主义[1]。与此同时，它也是解决美国移民信仰困境的一种新方式，但是对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说，这反而加剧了他对自己犹太人身份持续终生的矛盾心理。
顾名思义，“伦理文化”指的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推崇社会正义而不是自我膨胀。奥本海默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并非偶然，他在一种重视独立探究、实验探索和自由思考的文化氛围中长大，这种文化体现的正是科学的价值观。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伯特·奥本海默致力于社会正义、理性和科学的人生征程总让人联想起蘑菇云下的遍野横尸。
1871年5月12日，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父亲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东边的哈瑙。奥本海默后来说，他的爷爷本杰明·皮哈斯·奥本海默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平时也做谷物生意，他在“一座近乎停滞在中世纪的德国村庄”中的一间茅舍里长大。朱利叶斯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1870年，本杰明的两个表兄弟西格蒙德·罗斯费尔德和所罗门·罗斯费尔德通过结婚移民纽约，几年后他们与另一个亲戚J.H.施特恩一起开办了一家进口男士西服衬里的小公司。那时纽约的成衣市场方兴未艾，公司业务蒸蒸日上。19世纪80年代末，罗斯费尔德兄弟捎信儿给本杰明·奥本海默说他的儿子们在这里也有赚钱的机会。
1888年春，朱利叶斯到达纽约，比他哥哥埃米尔晚了几年。这个身材高挑纤细、局促不安的年轻人被安排在公司仓库里整理成卷的布料。尽管他加入公司时没有分文投资，也不会说英语，但他决心要出人头地。因为他对布料的色彩独具慧眼，他逐渐被公认为全纽约最懂“布料”的内行之一。埃米尔和朱利叶斯安然度过了1893年的经济衰退，到世纪之交，朱利叶斯成了罗斯费尔德-施特恩公司的正式合伙人。他的衣着也体现出了这种变化，他总是穿着一件白色高领衬衫和一套深色西装，佩戴一条花色保守的领带，而且他的举止就像他的衣着一样无懈可击。在大家眼中，朱利叶斯是一个非常讨人喜爱的年轻人。他的未婚妻曾在1903年写道：“你总能让别人对你充满信心，因为你优秀至极。”到30岁时，朱利叶斯的英语已经相当流利，虽然完全是自学的，但他还是广泛阅读了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他会在周末的空闲时间徜徉于纽约众多的艺术画廊。
也许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他被介绍给了年轻的画家埃拉·弗里德曼。她是一个精致美丽的女孩，她有一头深褐色的秀发、精雕细琢的五官、一双顾盼生辉的灰蓝色眼睛和长长的黑色睫毛。埃拉身材苗条，但是右手先天畸形。为了掩饰这种畸形，埃拉总是穿着长袖衣服，戴一副麂皮手套，她右手的手套里有一个简陋的假肢装置，有一根弹簧连接在一个人造拇指上。朱利叶斯爱上了埃拉。弗里德曼家族有巴伐利亚犹太人血统，他们于19世纪40年代定居于巴尔的摩。埃拉出生于1869年。家族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描述她：“她是一位温柔、精致、苗条、高挑、长着蓝眼睛的姑娘，她相当敏感，极有礼貌。她总是想着如何让别人感到满意或愉快。”20多岁时，她在巴黎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早期印象派画家。回国后，她在巴纳德学院教艺术。遇到朱利叶斯时，埃拉已经是一名小有成就的画家，她有自己的学生，还在纽约的一栋公寓顶楼开设了一间私人画室。
这一切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女性来说极不寻常，不仅如此，埃拉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其强烈的个性，她那庄重、优雅的举止给初见者一种傲慢冷漠的印象。对于一位从小物质生活优渥的女性，她在画室和家中表现出的勤勉和自律令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朱利叶斯崇拜她，她也回报了他的爱。就在他们结婚前几天，埃拉在给未婚夫的信中写道：“我真心希望你能尽情享受美好的生活，你愿意让我来照料你吗？照料自己心爱的人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甜蜜，这种甜蜜一生都不会消退。晚安，我最亲爱的人。”
1903年3月23日，朱利叶斯和埃拉结婚了，他们搬进了西94街250号一幢有山墙的石头房子。一年后纽约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寒冷的春天，34岁的埃拉经历了艰难的孕期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朱利叶斯已经决定给他的第一个孩子起名叫罗伯特，但是在最后一刻，考虑到家族传承，他决定在“罗伯特”前面加上一个缩写字母“J”。事实上，这个男孩的出生证明上写着“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表明朱利叶斯决定用自己的名字给孩子取名。这一做法本来并不稀奇，但是用在世亲人的名字给孩子取名违背了欧洲犹太人的传统。不管怎样，人们一直认为这个男孩名叫罗伯特，而且奇怪的是，后来罗伯特·奥本海默总是坚称他名字中的第一个缩写字母没有任何意义。显然，犹太人的传统在奥本海默家无足轻重。
罗伯特出生后不久，朱利叶斯一家搬到了位于河滨路155号11层的一套宽敞的公寓，那里可以俯瞰西88街的哈得孙河。公寓占据了整个楼层，屋里装饰着精致的欧式家具。在之后的许多年中，奥本海默夫妇收藏了大量法国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的作品，这些藏品都由埃拉亲自挑选。到罗伯特·奥本海默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的收藏包括了1901年毕加索在“蓝色时期”创作的《母与子》、伦勃朗的一幅蚀刻版画，以及爱德华·维亚尔、安德烈·德朗、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作品。在贴有镀金壁纸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幅梵高的画作：《日出时的田野》（1889年绘于圣雷米）、《第一步（临摹米勒）》（1889年绘于圣雷米）和《阿德琳·拉沃克斯肖像》（1890年绘于瓦兹河畔的奥维尔镇）。后来，奥本海默夫妇还购得了塞尚的一幅画作和莫里斯·德·弗拉曼克的一件作品。法国雕塑家查尔斯·德斯皮奥的一件头像作品为奥本海默夫妇的精美收藏锦上添花。[2]
埃拉持家的标准很高，奥本海默小时候经常听到母亲的口头禅——“优秀和坚毅”。三个住家女佣把公寓打扫得一尘不染。奥本海默有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保姆，名叫内莉·康诺利，后来又有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过他一点儿法语，但是家里人从来不说德语。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我母亲的德语说得不好，而且我父亲认为说德语没什么用。”后来，奥本海默在学校里学会了德语。
周末，奥本海默一家会乘坐他们的帕卡德汽车去乡下兜风，驾驶汽车的是一名身穿灰色制服的司机。在奥本海默十一二岁时，朱利叶斯在长岛的贝肖尔买了一栋颇具规模的避暑别墅，奥本海默就是在那里学会的驾船。这栋房子下面就是码头，朱利叶斯在那里停泊了一艘40英尺[3]长、设施齐备的豪华游艇，它被命名为“洛尔莱”。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海湾生活很美好……那里占地7英亩[4]……有一个大菜园，还有满眼的繁花。”奥本海默家的一位朋友后来回忆说：“奥本海默得到了父母的溺爱……他想要的一切都获得了满足，可以说从小就锦衣玉食。”尽管如此，他儿时的伙伴都不认为他被娇生惯养。“他在金钱和物质方面极其慷慨，”哈罗德·彻尼斯后来回忆道，“他绝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他的身家肯定不止几十万美元，折合成现在的美元，他相当于百万富翁。从各方面来看，奥本海默夫妇都是一对恩爱的伴侣，但奥本海默夫妇截然不同的性格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密友弗朗西斯·弗格森回忆说：“他（朱利叶斯）是一个乐天派的德裔犹太人，非常讨人喜欢。我很惊讶奥本海默的母亲竟然嫁给了他，因为他看起来是个热情活泼的人。但她很喜欢他，对他也很好。他们深爱着彼此，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
朱利叶斯是个健谈的人，性格外向。他热爱艺术和音乐，他认为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是“最伟大的杰作”。哲学家乔治·博厄斯是奥本海默家的朋友，他后来回忆说朱利叶斯“与他两个儿子一样敏感”。博厄斯认为：“他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之一。”不过，有时朱利叶斯会在餐桌上突然大声歌唱，这让他的儿子们很尴尬。他还喜欢辩论，相比之下，埃拉却一直安静地坐着，从不和人开玩笑。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另一位朋友、著名作家保罗·霍根说：“她（埃拉）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人……很少流露情绪，无论在餐桌旁还是其他场合，她总是一位周到优雅的女人，但她又是一个忧郁的人。”
在奥本海默出生4年后，埃拉又诞下一子，这个名叫路易斯·弗兰克·奥本海默的孩子很快就夭折了，他死于幽门狭窄，这是一种胃到小肠的先天性阻塞。自此以后，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埃拉显得更加虚弱。奥本海默小时候也经常生病，埃拉因此表现得有些保护过度。由于害怕病菌，她不让奥本海默与其他孩子待在一起。她从不允许他在街头小贩那里买吃的，埃拉也不带他去理发店理发，而是把理发师叫到家里来。
奥本海默天生喜欢内省，不喜欢运动，他母亲在河滨路的寓所里为他搭起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他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这里独自度过的。不过，他们母子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埃拉鼓励奥本海默画画，他也曾尝试画风景画，但是上大学后就放弃了。奥本海默崇拜他的母亲，但是埃拉对人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苛刻。“她是这样一种人，”奥本海默家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她从不允许在餐桌上提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奥本海默很快就意识到，他母亲并不认可他父亲在商人圈子里的那些同行。朱利叶斯的生意伙伴大多是第一代犹太移民，埃拉向儿子明确表示，她对他们“惹眼的举止”感到不安。在成长过程中，奥本海默夹在母亲的吹毛求疵和父亲的随和乐群之间左右为难，这一点他比很多同龄人感受更深。他时而为父亲的随性感到羞愧，时而又为自己的羞愧感到内疚。一位儿时的朋友回忆道：“朱利叶斯会滔滔不绝甚至聒噪地炫耀自己的儿子，这让奥比很是烦恼。”成年后的奥本海默送给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师）赫伯特·史密斯一幅漂亮的版画，这幅版画描绘了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中的一个场景：英雄松开自己母亲的手，将她推倒在地。史密斯确信奥本海默向他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与自己的母亲分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在奥本海默五六岁时，埃拉坚持让他学钢琴，他每天都乖乖练琴，但对此一直都很厌恶。学琴近一年后，他生了一场病，他母亲一如既往地想到了最坏的情况——小儿麻痹症。埃拉照料奥本海默时总问他感觉如何，有一天奥本海默从病床上抬起头抱怨说：“就像我非得上钢琴课一样难受。”埃拉心软了，这才终止了钢琴课。
1909年，朱利叶斯带着只有5岁的奥本海默横渡大西洋去德国看望祖父本杰明，他们先后去过四次，这是第一次。两年后，他们再次横渡大西洋，那时祖父本杰明已经75岁，但是他给孙子奥本海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虽然他也许没上过什么学，但他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读书。”奥本海默回忆说。有一天，本杰明看到奥本海默在玩木块，他当即决定送给奥本海默一本建筑百科全书。他还曾送给他一套“非常经典”的岩石标本，那个盒子里面有20多种用德语标注的岩样。“从那时起，”奥本海默后来回忆道，“我成了一名狂热的矿石收藏家，那是一种孩子气的热忱。”回到纽约的家中，他说服父亲带他沿着帕利塞兹陡崖寻找各种岩石。很快，河滨路的公寓里就塞满了奥本海默的石头，每块石头上都整齐地标着它们的学名。对于儿子这种比较小众的爱好，朱利叶斯一直抱着鼓励的态度，还经常给他提供这方面的书籍。很久以后，奥本海默回忆说，他对自己收集的这些岩石的地质起源并不感兴趣，却对晶体的结构和偏振光很着迷。
7~12岁这几年，奥本海默有三种需要独处的爱好：收集矿石，写诗、读诗，还有搭积木。他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后来他回忆说，他把时间花在这些活动上，“不是为了排解孤单，也不是因为它们与课上学到的知识有关，只是因为喜欢”。12岁时，他就开始用家里的打字机与当地一些著名的地质学家通信，讨论他在中央公园研究过的岩层。其中一位与奥本海默通信的地质学家没有想到他如此年少，还提名他为纽约矿物学俱乐部的成员。不久之后，奥本海默就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请他在俱乐部成员面前发表演讲。一想到听众是一群成年人，奥本海默就胆怯了，他恳求父亲出面向俱乐部解释说他们邀请的是一位年仅12岁的孩子。朱利叶斯被儿子逗乐了，他鼓励儿子接受这个荣誉。演讲当晚，奥本海默和父母一起出现在俱乐部，他的父母骄傲地向大家介绍这是他们的儿子“J.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走上讲台时，在场的地质学家和业余矿石收藏者在震惊之余禁不住爆发出了笑声。为了让观众能看到他，奥本海默必须站在一个专门找来的木箱上，否则露出讲桌的只有他粗黑的发梢。奥本海默既害羞又尴尬，但他还是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朱利叶斯毫不犹豫地鼓励他的儿子发展这些成年人的兴趣爱好，他和埃拉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天才”。“他们宠爱他，为他操心，对他爱护有加，”奥本海默的堂姐芭贝特·奥本海默回忆道，“他们给他创造一切机会，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天性和节奏成长。”一天，朱利叶斯送给奥本海默一台专业级的显微镜，这台显微镜很快就成了他最喜欢的玩具。奥本海默晚年曾说：“我认为我父亲是世界上最宽容、最有人情味的人，在他看来，所谓助人就是让他们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奥本海默来说，他想要什么显而易见，他从小就生活在书籍和科学的世界里。“他是一个梦想家，”芭贝特·奥本海默说，“他对这个年龄段嬉笑打闹的生活并不感兴趣……他经常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被取笑和嘲弄。”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连他的母亲有时也担心儿子怎么会对玩耍和同龄人“兴趣索然”。奥本海默说：“我知道她一直想让我像其他男孩一样，但是收效甚微。”
1912年，奥本海默8岁时，埃拉又生下一个男孩——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从那以后，她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这个新生儿身上。这期间，埃拉的母亲搬进了河滨路的公寓，直到弗兰克十几岁、她去世之前都和奥本海默一家一起生活。这两个孩子年龄相差8岁，几乎没有机会发生手足之争。奥本海默后来认为，他不仅是弗兰克的兄长，而且可能“由于年龄的差距，他就像他的父亲”。弗兰克童年时期得到了和奥本海默当年一样的栽培，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弗兰克回忆说：“无论我们对什么感兴趣，我的父母都会设法满足。”高中时，弗兰克对乔叟的作品感兴趣，朱利叶斯马上给他买了一本这位诗人1721年版的珍本。当弗兰克说他想要吹长笛时，他的父母聘请了美国最杰出的长笛演奏家乔治·巴雷尔做他的私教。两个男孩都得到了过分的溺爱，但是只有作为长子的奥本海默有点儿自负。他后来承认：“我的父母对我充满信心，但是作为回报，我却养成了令人讨厌的个性，我敢肯定，那些不幸接触过我的小孩和大人都被我冒犯过。”
1911年9月，奥本海默第二次去德国看望祖父本杰明后不久，他进入了一所特别的私立学校。几年前，朱利叶斯成为伦理文化协会的活跃成员。该协会的创始人、领导者费利克斯·阿德勒博士是朱利叶斯和埃拉的主婚人，朱利叶斯从1907年开始担任该协会的理事。毫无疑问，他的儿子们将在位于中央公园西边的伦理文化协会的学校接受中小学教育。这所学校的座右铭是“行胜于言”。伦理文化协会成立于1876年，它一直向其成员灌输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的责任感：“人必须为自己人生和命运的道路负责。”虽然伦理文化协会是美国改革派犹太教的产物，但它本身是“非宗教”的，这十分适合中上阶层的德裔犹太人，像奥本海默夫妇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要融入美国社会。费利克斯·阿德勒和他那群志同道合的优秀教师促进了这一进程，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智力上，他们都对奥本海默的心智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利克斯·阿德勒的父亲塞缪尔·阿德勒是一位拉比[5]，1857年只有6岁的阿德勒和他的家人从德国移民到纽约。他的父亲是德国犹太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后来成为美国最大的犹太教改革派的会堂——以马内利会堂的领袖。阿德勒本可以轻而易举地继承他父亲的衣钵，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回到了德国读大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一些激进的新观念，包括上帝的普遍性和人类的社会责任。他阅读了达尔文、马克思及一大批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其中也包括费利克斯·韦尔豪森，韦尔豪森否定了《摩西五经》出自神启的传统观念。1873年，阿德勒回到他父亲所在的以马内利会堂，并就他所谓的“未来的犹太教”进行了一场讲道。年轻的阿德勒认为，为了在当今时代存在下去，犹太教必须摈弃其“狭隘的排外思想”。犹太人不该以《圣经》上“上帝的选民”的身份自居，而应该以他们对社会的关怀及代表劳动阶级所采取的行动来确立自己的身份。
不到3年时间，阿德勒就带领大约400名以马内利会堂的会众脱离了现有的犹太社区。在约瑟夫·赛利格曼和其他富有的德裔犹太商人的支持下，阿德勒发起了一场名为“伦理文化”的运动。他们的集会安排在礼拜日上午，阿德勒会发表演讲；虽然有管风琴演奏，但是没有任何祷告或宗教仪式。从1910年也就是奥本海默6岁开始，该协会的集会都在西64街2号一座富丽堂皇的礼堂举行。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在1910年出席了新楼的落成典礼。这座礼堂有手工雕刻的橡木镶板、美丽的彩色玻璃窗，楼厅上还有一架威克斯牌管风琴。这个华丽的礼堂迎接过许多著名的公众人物，包括像杜波依斯[6]和布克·华盛顿[7]这样杰出的演讲者。
“伦理文化”是一个新近的改良主义犹太教派。但是这一运动的种子显然在19世纪就播下了，那时德国的犹太精英阶层努力变革，力图让上层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阿德勒关于犹太人身份的激进观点在纽约富有的犹太商人中引起了广泛共鸣，因为他们正在迎战19世纪美国社会生活中兴起的反犹主义浪潮。针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制度性的歧视是后来才出现的现象。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当托马斯·杰斐逊等自然神论者坚持将有组织的宗教与国家政权彻底分离时，美国社会对犹太人变得更加包容。但在1873年股市崩盘后，纽约的氛围开始发生变化。随后，1877年夏，纽约最富有、最著名的德裔犹太人约瑟夫·赛利格曼因犹太人身份被纽约萨拉托加的大联盟酒店粗鲁地拒于门外，整个犹太人社区都义愤填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精英组织和机构，不仅是酒店，还有社交俱乐部和私立预备学校，都突然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
因此，19世纪70年代末，费利克斯·阿德勒的伦理文化协会对纽约的犹太社群来说成立得太及时了，他们可以借此应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偏见。在哲学层面，伦理文化协会与美国开国元勋们的革命原则是一致的，都主张自然神论和共和主义。如果说1776年的革命给美国犹太人带来了解放，那么接下来，对本土基督教偏见最好的回应就是比美国人更美国化，更拥护共和。这些犹太人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以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但是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身份——信奉自然神论的犹太人。在阿德勒看来，将犹太人视为一个种族是过时的观念。很快，他就开始创立一系列的组织机构，使得他的追随者能够像“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一样生活。
阿德勒坚持认为，解决反犹主义的方法是在全世界传播思想文化。有趣的是，阿德勒批评犹太复国主义是向犹太民族主义的倒退：“犹太复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种族隔离的实例。”对阿德勒来说，犹太人的未来在美国，而不是巴勒斯坦，他曾说：“我的目光定格在阿勒格尼和落基山脉上清晨照耀的微光，而非耶路撒冷山丘上笼罩不散的晚霞，尽管它那么温柔美丽。”
为了把他的世界观变成现实，阿德勒在1880年为劳工子女建立了一所免学费的学校，叫作“工人学校”。除了通常的算术、阅读和历史科目，阿德勒坚持认为他的学生应该接触艺术、戏剧、舞蹈，以及培养一些在快速工业化的社会中有用武之地的技能。他相信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才能，那些没有数学天赋的人可能拥有了不起的“做手工的艺术天赋”。对阿德勒来说，这种洞察就是“伦理的种子，我们要做的就是据此培育各类人才”。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因此学校的使命就是“培养改革者”。随着学校的发展，它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的展示窗口，阿德勒本人也受到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和他所信奉的美国实用主义学派的影响。
阿德勒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人阶级困境的描述让他的内心深受触动，他写道：“我必须直面社会主义提出的问题。”他开始认识到劳动阶级应该得到“公正的报酬、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尊严”。他后来写道，工人运动“是一场伦理运动，我全心全意地支持”。工人领袖们也对他的热情投桃报李，新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缪尔·龚帕斯也是纽约伦理文化协会的成员。
讽刺的是，1890年，由于学校学生数量过多，阿德勒不得不靠招收一些自费生来补贴伦理文化协会的预算。当许多精英私立学校对犹太人关上大门的时候，大量犹太富商争先恐后地想让自己的孩子就读工人学校。1895年，阿德勒又增开了高中，并将学校改名为伦理文化学校（几十年后，学校改名为“菲尔德斯顿文化伦理学院”[8]）。到1911年罗伯特·奥本海默入学时，该学校只有大约10%的学生来自工人家庭。不过，该校仍保留了倡导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价值观。那些来自伦理文化协会富裕的赞助人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在为改变世界做准备，他们是传播现代伦理文化福音的先锋。奥本海默就是其中的一位明星学生。
毋庸置疑，奥本海默成年后对政治的敏感源于阿德勒在这所了不起的学校中推行的进步主义教育。在他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奥本海默身边的男男女女都把自己视为世界进步的推动者。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些年中，伦理文化协会的成员在种族关系、劳工权利、公民自由和环境保护等敏感政治议题上都充当了变革的推动者。例如，1909年，亨利·莫斯科维茨博士、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安娜·加林·斯潘塞和威廉·索尔特等著名的伦理文化协会成员帮助建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莫斯科维茨博士在1910—1915年发生的制衣工人罢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协会成员还帮助建立了国家公民自由局，它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前身。尽管他们不谈阶级斗争，但是协会成员都是务实的激进分子，致力于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认为，更美好的世界需要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和政治上的组织。1921年，奥本海默从伦理文化学校的高中毕业，阿德勒敦促他的学生发展自己的“伦理想象力”，看到“事物可能成为的样子，而非它们现在的样子”。[9]
奥本海默深知阿德勒不仅对他自己也对他父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还常拿此事跟朱利叶斯打趣，在父亲50岁生日时，17岁的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来到美国后，他恨不得一口吞下阿德勒博士，就好像他是美德的化身。”
像许多德裔美国人一样，当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阿德勒博士内心感到非常悲伤和矛盾。与伦理文化协会的另一位杰出成员、《国家》杂志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不同，阿德勒不是和平主义者。当一艘德国潜艇击沉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时，他支持对美国商船进行武装。虽然阿德勒反对美国介入战争，但是1917年4月，当威尔逊政府宣战时，他敦促他的会众“一心一意地效忠”美国。与此同时，他宣称自己并不认为德国是唯一过错方。作为德国君主制的批评者，在战争结束时，他乐见帝国统治的衰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但作为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者，他公开谴责这个由胜利者一手缔造的和平实属伪善，它似乎只会让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进一步壮大。于是，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有亲德情绪。作为伦理文化协会的理事和阿德勒博士的崇拜者，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同样对欧洲的战争和他的德裔美国人身份感到矛盾。我们无从得知年轻的奥本海默对这场战争有何看法，但是他在学校的伦理学老师是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他一直强烈反对美国参战。
1868年，埃利奥特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他的家庭倡导废奴主义和思想自由，后来他成了纽约进步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受人爱戴的人物。埃利奥特身材高大、感情丰富，是阿德勒伦理文化原则的实践者。他创建了美国最成功的社区之家——哈德逊公会，它所处的是纽约贫困的切尔西区。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终身理事，埃利奥特无论在政治活动中还是在性命攸关时都表现得无所畏惧。1938年，维也纳伦理文化协会的两名奥地利领导人被希特勒的盖世太保逮捕，为了争取他们获释，当时70岁的埃利奥特前往柏林，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盖世太保谈判。通过行贿，埃利奥特成功地将二人从纳粹德国解救出来。1942年他去世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罗杰·鲍德温称赞他是“一个机智风趣的圣人……他是如此爱人，对他而言助人无小事”。
多年来，奥本海默兄弟每周在伦理课上就是与这位“机智风趣的圣人”面对面进行讨论。多年后，当他们已经成年时，埃利奥特写信给他们的父亲说：“我不知道我对你的孩子们有多大影响。和你一样，我因他们而感到欣慰和感恩。”埃利奥特教授伦理学采用的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讨论，学生们就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展开讨论。“人生问题教育”是所有高中生的必修课。他经常向他的学生提出一些两难的人生选择，比如在教书育人和报酬丰厚的箭牌口香糖厂工作之间他们会如何选择。奥本海默就读期间，“黑人问题”、战争与和平的伦理问题、经济不平等和“两性关系”都曾在课上引发激烈的争论。在高中最后一年，奥本海默参与过对“国家角色”的深入讨论。课程中有一节“政治伦理问答”，其中涉及了“效忠与叛国的伦理问题”。这种针对社会关系和国际事务的教育非同一般，它在奥本海默的内心深深扎根，并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 * *
“我是一个装模作样、乖巧得令人生厌的小男孩，”奥本海默回忆道，“小时候的生活并没有让我为这个充满残酷和痛苦的世界做好准备。”他那如庇护所一般的家庭生活没法让他“自然健康地长成一个臭小子”，但是可能连奥本海默本人都没意识到，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拥有了强大的内心，甚至还有肉体上的坚忍。
因为急于让奥本海默走出家门和同龄的男孩在一起，朱利叶斯决定送14岁的奥本海默去参加夏令营。对大多数参加夏令营的男孩来说，凯尼格营地算得上是一处充满快乐和友爱的山中乐园。对奥本海默来说，这却是一场劫难。他的种种表现让他成为营员们攻击的目标，这些青少年对害羞、敏感或不合群的孩子毫不留情，甚至以此为乐。那些男孩很快开始叫他“美人儿”，还无情地嘲弄他。但是，奥本海默拒绝反击，他避开体育活动，沿着小径散步，收集岩石。他还交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记得那年夏天奥本海默痴迷于乔治·艾略特的作品。艾略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也许是因为它深入探讨了一个他很好奇的问题：人世离合对内心世界的影响。
然而，奥本海默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他很高兴来参加夏令营，因为别的男孩对他进行了性启蒙。奥本海默夫妇收到信后匆忙赶到夏令营，他们走后，营地的主管宣布要严惩讲色情故事的人。不出所料，奥本海默被指是告密者，于是一天晚上他被强行带到营地的冰窖，他被剥光衣服后遭到了殴打，男孩们为了羞辱他，甚至还在他的屁股和生殖器上泼了绿油漆。那一晚，奥本海默被赤身裸体地锁在冰窖里。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谈及此事时说，奥本海默经受了“酷刑”。奥本海默用一种沉默的坚忍来承受这样粗暴的羞辱，他没有逃离夏令营也没有告状。“我不知道奥本海默如何熬过了剩下的几周，”他的朋友说，“没几个男孩会这么做，或者说能这么做，但奥本海默做到了。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一场磨难。”正如他的朋友经常注意到的那样，奥本海默不堪一击的外表下藏着坚忍的内心，这种坚忍来自倔强的骄傲和坚定的意志，这样的个性将贯穿他的一生。
在学校里，奥本海默个性中阳春白雪的一面得到了老师们的悉心培育，伦理文化学校那些尽职的老师都是阿德勒博士精心挑选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楷模。数学老师玛蒂尔达·奥尔巴克注意到奥本海默在课上感到无聊和烦躁，于是她让他去图书馆自修，然后他可以向同学们讲解他学到的东西。希腊语和拉丁语导师艾伯塔·牛顿回忆说教奥本海默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说：“在他眼中，每个新想法都好极了。”奥本海默读了柏拉图和荷马的希腊语原著，还有恺撒、维吉尔和贺拉斯的拉丁语著作。
奥本海默一直学业成绩优异。早在三年级时，他就开始在实验室做实验，到了他10岁读五年级时，他开始学习物理和化学。显然，奥本海默对科学求知若渴，连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都愿意亲自指导他。由于他跳了好几级，所有人都认为他早慧，甚至有人认为这样的孩子实属罕见。在他9岁时，有人听到他对一位表姐说：“你用拉丁语问我一个问题，我会用希腊语回答你。”
奥本海默的同龄人有时觉得与他很疏远。他儿时的一位伙伴说：“我们经常碰到，但是我们的关系从未亲近过。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所做所思之中。”另外一位同学记得他总是沉默寡言地坐在教室里，“就好像没有吃饱喝足似的”。一些同学认为他“相当不善交际……他确实不知道如何与其他孩子相处”。奥本海默自己也痛苦地意识到比同学早慧太多也会带来很多麻烦。有一次，他对一个朋友说：“翻开一本书，然后说‘嗯，嗯，这些我都知道’，这一点儿也不好玩儿。”在高中毕业那年，奥本海默的同学珍妮特·米尔斯基已经对他非常了解，她甚至把他视为一位“特别的朋友”。米尔斯基从来不认为他是通常意义上的害羞，他只是和人有些疏离。她认为奥本海默有一种“傲慢自大”，其中埋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奥本海默为人的方方面面，从他那突兀的走路姿势到调沙拉汁这样的小事，都显示出“他亟欲展现自己的卓越不凡”。
奥本海默高中时的班主任是赫伯特·温斯洛·史密斯，1917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加入了学校的英语组。史密斯才华横溢，当他被聘为教师时，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对伦理文化学校最初的印象深深地打动了他，以至于他没有再回到哈佛大学。史密斯在伦理文化学校度过整个教学生涯，并最终成为该校的校长。他胸肌发达，身体健壮，又热情温和，他总是设法找出每个学生最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把它们与手头的教学主题联系在一起。他上完课后，学生们总是围在他的桌前，都想再跟他多聊几句。虽然奥本海默的最爱显然是科学，但史密斯激发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他认为奥本海默的文笔已经具备“华丽的散文风格”。有一次，奥本海默写了一篇十分有趣的关于氧气的短文，史密斯建议道：“我认为你已经可以被称为专业的科学作家。”史密斯后来成为奥本海默的朋友和顾问。弗朗西斯·弗格森回忆说：“史密斯对学生极为友善。他帮助了奥本海默和我，还帮助了许多人……帮大家渡过难关，还提出下一步该怎么做。”
对奥本海默来说，高中三年级是他取得突破的一年，那时他上了奥古斯塔斯·克洛克的物理课。奥本海默说：“他真了不起，第一年课程结束后我兴奋不已，我利用暑假时间和他一起为下个学年准备仪器设备，到那时我会上化学课。我们一周五天都在一起，有时作为犒劳，我们会一起出游找矿石。”那时他做了电解质导电的实验。“我热爱化学……和物理学相比，它始于物质内部，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眼见的一切背后都有一整套理论，物理学中也有这样的理论，但是它们过于抽象。”奥本海默一直感激克洛克带领他走上科学道路。“他热爱发现之路的崎岖难料，也热爱他在年轻人身上搅起的激情。”
即使是在50年后，奥本海默的同学简·迪迪斯海姆仍对他记忆犹新。“他特别容易脸红，”她回忆道，“他看起来特别虚弱，脸颊红润，极其害羞，当然也非常聪明。没过多久，每个人都承认他与众不同，非常优秀。就学习而言，他简直无所不能……”
对一个特别不善社交又博学多才的青少年来说，伦理文化学校充满庇护感的氛围再理想不过了。它不仅让奥本海默随时随地都能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还保护他远离那些他尚未做好准备的人生挑战。然而，也许正是学校提供的这种安全屏障导致了他漫长的青春期。他被允许继续做一个孩子，可以慢慢地在不成熟的状态中长大，而不是被拔苗助长。奥本海默十六七岁时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弗朗西斯·弗格森，弗格森来自新墨西哥州，是一名拿奖学金的学生，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他们俩成了同班同学。1919年秋，当弗格森遇到奥本海默时，学业对奥本海默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弗格森回忆说：“他像在玩一样，他就是想找点儿事做。”除了历史、英国文学、数学和物理，奥本海默还选修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他的成绩仍然是全优。”毕业时，奥本海默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全班致辞。
除了徒步和收集岩石，奥本海默主要的体育活动是航海。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大胆又老到的水手，他总是开船挑战极限。奥本海默小时候就在几艘小船上练过手，朱利叶斯在他16岁时给他买了一艘28英尺长的单桅帆船。奥本海默将这艘船命名为“三甲基”，它取自化合物三甲胺。他喜欢在夏季的风暴中航行，驾船逆着潮汐穿过火岛的水湾，直接驶向大西洋。当他迎风转向把船驶回长岛大南湾时，他的弟弟弗兰克蹲在驾驶舱里，奥本海默则两腿夹着舵柄站直了身体，兴高采烈地冲着风尖叫。他的父母无法将这种冲动的行为与他们心目中那个害羞内向的奥本海默联系在一起。在他们靠近海岸的家里，埃拉总是伫立在窗前，在天际线上搜寻“三甲基”的踪迹。不止一次，朱利叶斯不得不乘坐汽艇追着“三甲基”回港，他斥责奥本海默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冒险，总是一边摇头一边叨念：“罗伯特啊罗伯特……”奥本海默却毫不在乎，事实上，他对自己驾驭风浪的能力展现出绝对的自信。他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了如指掌，他可不想白白浪费这样一个释放身心的好机会。尽管如此，奥本海默在惊涛骇浪中的表现给一些朋友留下的印象未必是鲁莽，而是他深入骨髓的傲慢，或者是他强大内心的自然流露。他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他想和危险调情。
弗格森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和奥本海默出海的情景，那时这一对朋友都刚满17岁。弗格森说：“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海湾的水面上都是风卷起的小浪，还下着雨。这对我来说有点儿吓人，因为我不知他能否应付这样的天气。可他全程应付自如，他已经是一个技术娴熟的水手。他母亲在楼上的窗口张望，大概她感到忐忑不安。不过他已经说服母亲，她虽然担心，但选择了忍耐。当然，我们完全被风浪打湿了，这次航行让我难以忘怀。”
1921年春，奥本海默从伦理文化学校毕业，那年夏天，朱利叶斯和埃拉带着两个儿子去德国避暑。奥本海默独自在柏林东北部约阿希姆斯塔尔附近的一些旧矿区进行了几周的野外勘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20年后，德国人在这里开采了用于原子弹项目的铀。）在恶劣环境中风餐露宿后，他不仅带回来一个装满岩石标本的手提箱，还患上了差点儿致命的痢疾。他是躺在担架上回到家的，那年秋天他本来要到哈佛大学报到，因为长时间生病卧床，他不得不推迟了入学时间。为了能让他从痢疾和继发的结肠炎中康复过来，他的父母强迫他待在家里。后来结肠炎困扰了他一辈子，但是他一直嗜好辛辣食物，这对他的病情来说可谓雪上加霜。他可不是一个听话的病人。在那个漫长的冬天，他被“囚禁”在纽约的公寓里，有时他的举止会变得很粗鲁，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完全不理会母亲的关心。
1922年春，朱利叶斯认为儿子已经康复，可以走出家门了。为了让奥本海默有机会外出，他恳请赫伯特·史密斯那年夏天去西南部旅行时带上奥本海默。前一年夏天，这位伦理文化学校的老师带着另一名学生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旅行，朱利叶斯认为西部探险能让儿子变得强壮。史密斯答应了他的请求，然而就在他们动身前，奥本海默私下找到史密斯，向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奥本海默问史密斯是否同意自己用“史密斯”这个姓氏，以他弟弟的名义一起旅行。大吃一惊的史密斯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不禁想到奥本海默应该是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不自在。奥本海默的同学弗朗西斯·弗格森后来也推测他的朋友也许对“他的犹太人身份、他的家族财富、他的移民背景感到难为情，去新墨西哥州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逃避这些”。另一位同学珍妮特·米尔斯基也认为奥本海默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有些不安。“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米尔斯基说。然而，仅仅几年后，在哈佛就读的奥本海默似乎更能对他的犹太人血统泰然处之，他告诉一位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朋友：“好吧，咱俩谁也不是坐‘五月花号’来到这里的。”
奥本海默和史密斯从南部出发，慢慢走到了新墨西哥州的台地。在阿尔伯克基，他们住到了弗格森的家里。奥本海默很喜欢与弗格森和他的家人在一起，这次拜访进一步巩固了他们持续终生的友谊。弗格森将奥本海默介绍给阿尔伯克基的另一位同龄男孩保罗·霍根，这个同样早熟的男孩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作家。和弗格森一样，霍根碰巧也将成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奥本海默很喜欢霍根，他发现自己被霍根的姐姐罗斯玛丽迷住了，她是个黑发碧眼的美人。弗兰克·奥本海默说，他哥哥后来向他吐露过，罗斯玛丽强烈地吸引着他。
到哈佛上学后，他们还在一起玩，霍根曾打趣说他们是“博学三人组”。但是新墨西哥之行让奥本海默的人生态度和志趣发生了变化。在阿尔伯克基时，霍根对奥本海默的第一印象在多年后依然无比生动：“他极其机智风趣，欢快乐观又意气风发……他有一种迷人的社交能力，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完全投入当下这一刻。”
离开阿尔伯克基后，史密斯带着奥本海默和他的两个朋友霍根与弗格森一起到了一个叫“洛斯皮诺斯”的度假牧场，这里位于圣菲东北25英里[10]处，这个牧场由28岁的凯瑟琳·查维斯·佩奇经营。这位迷人又傲慢的年轻女子将成为奥本海默一生的朋友。但是，奥本海默最初对新婚的凯瑟琳产生过一种强烈的迷恋之情。一年前，在她病入膏肓，几乎奄奄一息之际，她嫁给了英裔白人温思罗普·佩奇，这个男人和她父亲同龄。然后她竟然活了下来。佩奇是芝加哥的一名商人，他很少待在这里。
查维斯家族是西班牙西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凯瑟琳的父亲唐·阿马多·查维斯在考尔斯村附近建造了这座漂亮的牧场别墅，从这里可以看到佩科斯河的壮观景色，向北能看到白雪皑皑的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凯瑟琳就像这块领地的“郡主”，而让奥本海默喜出望外的是，他发现自己是她“最垂青”的侍臣。弗格森说，她成了“他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总是给她送花，而且一见到她就极尽奉承”。
那年夏天，凯瑟琳教会了奥本海默骑马，不久她就开始让他在周围的原始荒野上探险，有时要走五六天。奥本海默在马背上的耐力和坚忍让史密斯感到惊讶。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看起来不堪一击，但是奥本海默显然很享受骑马带来的体力挑战，就像他喜欢驾驶帆船冒险一样。有一天，他们从科罗拉多州骑马回来的路上，奥本海默坚持要走一条积雪覆盖的小径，这需要翻越最高的山口。史密斯断定走这条小路很可能有冻死的危险，但奥本海默还是执意要走。史密斯建议通过掷硬币来做决定。“感谢上帝，我赢了，”史密斯回忆道，“我不知道如果我输了又该怎样逃过一劫。”他认为奥本海默这种鲁莽的行为近乎自杀。在与奥本海默打交道的过程中，史密斯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允许死亡“挡住他去路”的男孩。
史密斯在奥本海默14岁时就认识他了，在他看来这孩子不仅一直身体很虚弱，内心也很脆弱。但是现在，史密斯看到他能在崎岖的山间骑行，在简陋的条件下露营，他开始怀疑奥本海默持续不愈的结肠炎也许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他突然想到每当奥本海默听到别人对犹太人的“贬低”之词，他的结肠炎就会发作。史密斯认为他已经习惯于“逃避那些无法接受的事实”。史密斯认为，这种心理机制“使用过头的时候，就会给他带来麻烦”。
史密斯也很了解最新的弗洛伊德儿童发展理论，从奥本海默在篝火旁放松的谈话中，他得出一个结论：奥本海默有明显的恋母情结。史密斯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奥本海默对母亲有任何指摘，他对自己的父亲倒是抱怨不迭。”
当然，成年后的奥本海默深爱着他的父亲，一直很尊重他，事实上，直到他父亲去世，奥本海默都在竭尽所能地照顾他。他不仅把父亲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还让他融入自己的生活。但在当时，史密斯感觉到作为一个特别害羞敏感的孩子，他父亲那不懂变通的热心肠有时会让奥本海默陷入窘境。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在篝火旁对史密斯讲起了发生在凯尼格营地的冰窖事件，他认为这事显然是因他父亲而起，他对自己信中提到营地有人开黄腔的事小题大做。在青少年时期，奥本海默对父亲的服装生意越来越感到难为情，显然他认为这是属于犹太人的传统生意。史密斯还记得在1922年的西部旅行中，当他们收拾行李时，史密斯转过头让奥本海默替他把一件夹克叠起来放进手提箱。“他狠狠地看着我，”史密斯回忆道，“然后说：‘哦，好的。裁缝的儿子都知道该怎么叠，难道不是吗？’”
撇开这些情绪失控的时刻，史密斯认为在洛斯皮诺斯牧场的那段时间，奥本海默的内心更成熟也更自信了。他知道凯瑟琳·佩奇功不可没，她的友谊对奥本海默极为重要。凯瑟琳和她那些有贵族气质的朋友把这个不自信的纽约犹太男孩看作他们中的一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奥本海默内心世界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毫无疑问，他知道自己在纽约伦理文化协会的大家庭中得到了无限的包容，但是这一次认可他的人来自外部世界，而且他喜欢这些人。史密斯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自己被爱、被欣赏、被追捧。”奥本海默很珍视这种感觉，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会学着培养这种社交能力，以便随时都能得到这样的仰慕。
有一天，他、凯瑟琳和来自洛斯皮诺斯的同伴们骑着驮马，从格兰德河以西的弗里乔尔斯村出发，向南骑上了海拔超过1万英尺的帕哈里托（西班牙语“小鸟”）高原。他们骑行穿过格兰德山谷，这个峡谷位于赫梅斯火山口内，这是一个宽12英里的碗状火山口。接着他们向东北方向骑行了4英里，来到另一个峡谷，这个峡谷有一个西班牙语名字——洛斯阿拉莫斯，它取自峡谷中溪流两边的棉白杨。当时，方圆数英里内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是一所简朴的男子学校——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
物理学家埃米利奥·塞格雷后来写过他对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印象：“那是一片美丽的蛮荒之地。”茂密的松柏间点缀着成片的牧草。牧场学校坐落在一处两英里长的台地上，南北两侧是陡崖。1922年，当奥本海默第一次到访这所学校时，这里只有大约25个男孩，其中大多数都是新近富裕起来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儿子。他们全年都穿着短裤，睡在没有暖气的凉廊上。每个男孩都要负责照料一匹马，他们经常前往附近的赫梅斯山背包旅行。奥本海默对这里的环境钟爱有加，这里与他就读的伦理文化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未来的岁月中，他又屡次造访了这片荒芜的台地。
那年夏天，当奥本海默离开那里时，他已经对新墨西哥州荒凉的沙漠和山脉美景情有独钟。几个月后，当他听说史密斯又计划去“霍皮印第安人居留地”旅行时，奥本海默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嫉妒极了，我仿佛看见天空中雷暴与夕阳交映时，你骑马下山进入沙漠；我看见你到了佩科斯，在碧草山上沐浴着月光。”
[1] 世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也称科学人文主义，它剔除了传统的先验、直觉、神启等宗教倾向，转而以经验科学的客观方法认知世界，接受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译者注
[2] 奥本海默夫妇在这些艺术品上花费不菲。1926年，朱利叶斯以1.29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梵高的《第一步（临摹米勒）》。
[3] 1英尺≈0.3米。——编者注
[4] 1英亩≈4 047平方米。——编者注
[5] 拉比（Rabbi）在希伯来语中是“老师”“我的老师”的意思，他们是犹太人中精通犹太经典《塔纳赫》《塔木德》的精神领袖和宗教导师阶层。——译者注
[6]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868—1963）是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权运动者、泛非主义者、作家和编辑。——译者注
[7] 布克·华盛顿（1856—1915）是美国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他是1890—1915年美国黑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译者注
[8] 菲尔德斯顿文化伦理学院现为美国著名的私立学校。——译者注
[9] 几十年后，奥本海默的同学黛西·纽曼回忆说：“当他的理想主义让他陷入困境时，我觉得这是我们受过良好伦理教育的必然结果。作为费利克斯·阿德勒和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的忠实学生，无论他的选择看似多不明智，他都不得不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1977年2月17日纽曼写给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的信，来自马丁·舍温收藏的史密斯书信。）
[10] 1英里≈1 609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