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协助僧王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美诸多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以往中国的战争完全不同。

这些战争不再是为了虚荣、领土或人口，只是为了商业利益。这种商业利益往往是以一国的利益的形式出现。这种并非来自统治者个人政治野心的、持久的、强有力的利益驱动，在西方是举国利益。资本的力量又是无远弗届，无休无止，会推动一切力量去获取更多的原材料和销售市场，这就导致了永无宁日的中外争端。工业革命后的列强，实际是在推进第一次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在资本的推动下，与人性贪婪结合。使得任何想独善其身或闭关锁国的想法、作法都难以立足。在晚清是这样，在当下和未来更是如此。

1856年咸丰6年，按照先前条约的规定，列强要求重新讨论条约所载的各项条件。清廷原本以为所谓的条约并非绝对的约束，不过就是一个权宜之计，所以还是爱搭不理，老方法【拖】字诀，能拖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甚至也没有什么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各个衙门互相推诿，地方政府更是虚与委蛇。

列强没有办法，找不到负责人怎么办？只能逼清朝修改条约，明确提出我要到北京去换约，这种逼迫清廷不接受也不回应，还是拖。清廷认为拖着拖着这事好像就没了。于是在当时的官场就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局面，上上下下找不见负责的人。对于列强来说，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跟他对话的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清廷各个衙门都这样。

这件事情实际上非常不可思议，鸦片战争已过去了快20年了，列强居然还没有获得在北京派驻使节的许可。要知道英国人1793年甚至更早就在做这种努力。

此前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也曾经恳请派人留在北京。马嘎尔尼曾经率领庞大的使团，借乾隆80大寿机会造访北京，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却被乾隆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打发了。而马嘎尔尼通过此行洞悉了广大东方帝国内部的空虚、腐朽和贫瘠，也了解了他在行政方面的低效无能和贪腐。

从咸丰6年开始，不能获得清廷响应的英国人，开始在广东用兵。

1858年咸丰8年的4月份，英国人突袭大沽口，进入天津郊外，清廷一面派僧格林沁驻防通州，一方面派遣大学士桂良议和，这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做好战争准备，能谈就谈。

6月份先后签订了中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英法美三国开始撤军。7月份僧格林泌驻防天津，修筑大沽和北塘炮台。

这个时候的郭嵩焘经历了在上海洋泾浜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通过自己对历史上中外关系，尤其是边疆事务的历史考述，对于外国国情和外国事务的持久关注了解，加上对当时官场的熟悉，已经拥有了一套独立的外交观点、方法论。

咸丰8年郭嵩焘致信胡林翼，谈到了朝廷的行政，认为外国人和清廷打交道不是为了侵略，只是为了通商，可是朝廷只想打服外国人。过程之中没人拿主意，也没有持续的战略和主见。总想着沾便宜，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赔钱割地，这种想法与地皮无赖没区别。搞的朝廷上下左右，不知道该干什么。真遇到事情了又哭爹叫娘。决策者因为无知带来反复，办事者只能迁延推诿。朝廷最忌讳的居然是洋人到北京建立使馆这种事，让人莫名其妙。

这种流氓无赖沾小便宜的心理、做法，显然是背信弃义，不讲诚信，后果就是招来更大的报复，打又打不过，和又不真心实意，上下失措，举国愚顽。结果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后患无穷。

郭嵩焘在官场上直率天真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有一天他在好朋友陈孚恩处听一些宾客大谈洋务，大家都主战。郭嵩焘听不下去就说：和外国人打交道都说一战就能解决，不说打仗就好像不爱国一样，实际真打起来，这事就没有一个尽头。听到人都不吭声。等一会客人走了，陈孚恩让郭嵩焘到书房跟他说：你说外交不打仗就容易办，一打仗就没完没了。这话很有道理，我懂你的意思，但不要公开的讲，免得留人口实，别人找你的麻烦。

郭嵩焘把这个事情记录在《玉迟老人自叙》里，感慨说：我虽然懂他是为我好，就是做不到。

后来有人评论这件事说：这就是我们国人最大的毛病，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能干。公开场合嘴上还非得说要干，好像不这么说就不爱国一样，私下里什么都明白自个绝对不干。这种情况不只是咸丰同治年间这样，现在还一样。

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策略，就是打服他们的想法符合当进主流舆论，但都这么想这么干，这事就没有终结的时候了。这是郭松涛在当翰林的时候就形成了观点，他意识到现在的西方列强来中国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势，不是你能简单的处置掉的，不能打不过人家还要不停地去主动聊骚，通商和平交换使节又不愿意，如果这样搞下去，中国就不能安宁。

他对朝廷上下夸夸其谈风气不以为然，他这种想法也被很多人视为是胆小怯懦，甚至是投降主义。

自古官场随大流是自保的最好方法。尽管大家都知道打不过，但是嘴上还要慷慨陈词说一定要打，这是中国传统的儒生、官场的生存之道，说一套做一套，说的跟做的，和真正自己想的往往完全相反。

郭嵩焘不了解吗，他很了解。作为湖南人，天生霸蛮、较真、忠耿的秉性改不了。表现形式就是道理都懂，但遇到事情还是按他自己的主意去干了，我们可以把它叫率真，也可以称它为憨厚。

在他准备跟僧格林泌去天津前的正月22日，他写了一份奏折，准备24号递上去。第二天好朋友陈孚恩力主他不要上奏，以免被人拿住把柄惹怒皇上，不仅事情办不成，还伤了自己。

郭嵩焘虽然没有吭声，但他晚上还是把奏折给另外一些同好看了。这些朋友都是楞头青，一个劲地夸奖她、鼓动他，用各种大义高节鼓励他。其中甚至有人说，他写的这个奏折和曾国藩当年给道光皇帝上的《三流弊书》一样牛逼。

郭嵩焘自我感觉很好，被一股大义凛然的情绪燃烧着。

我们来看看他在奏折里面都说了些什么。

首先，他主张对西方列强主要是抚，说白了就是以和为贵，别动不动就打仗。

第二，对具体的海防，郭嵩焘认为，外国人仗着船坚炮利，我们是打不过的，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内讧，挑拨离间。这就是后来的以夷制夷，分化外国人内部。因为列强从水上来，我们也要从水上击退他们，必须在内河兴建水师。

第三，他认为要对付远道而来列强，还是要知己知彼的，要了解他们的国家、国情、民情、军情和社会各个方面。要让熟悉他们语言文字、文化风俗的人跟他们沟通，需要真正了解西方列强想什么，要什么。我们通商200多年了，打仗也没少打，谈了这么多协议，竟然没有一个人了解列强国家、了解对方语言文字的人，这不行。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打交道肯定不得要领。

第四，他表示对政局最大的忧虑。就是朝廷上下都太极端了，面子和里子分不清，该要里子的时候大谈面子，为了虚妄的面子失去了大量国家利益。大家互相欺瞒，彼此吹嘘，以假大空互相安慰，没人说真话。朝廷不知道国情民情军情，是非标准混乱。具体办事上没标准、没流程、没方法。只是空谈大义，他希望皇帝能改变这一情况。提出如果皇帝能够事事认真，那么天这个天下都能明白皇帝的苦心，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干了。

这些问题都说对了，但他的解决方法还是要求皇帝认真干活，解决方法太虚幻，仍然属于儒生空谈。我看了半天，也没有具体的做法。这就是此时郭嵩焘的历史局限性。

比如都说宾至如归，把客人当亲人，每个公司都这么说，如果没有衡量的具体行为标准、具体的奖惩办法，都是扯淡。比如闻名于世的胖东来，人家是怎么做的？卖虾不卖水，他把虾装袋以后一定要在塑料袋底部扎几个洞，虽然扎的洞漏出的水顶多就两个瓶盖，但扎这个洞就是告诉顾客，我不占你便宜。他所有的秤都是去皮秤，去皮也是告诉你，我不沾你便宜，实打实的做生意。我们真正缺少的是用这种实事求是的具体的行为准则和标准去要求建立制度体系的能力。

什么叫好服务？什么叫不好的服务？必须有明确可衡量的标准、方法、流程。我举的例子，大家都能看明白。谁都能执行和检查才是落地的根本。

郭嵩焘的折子提出了问题，但没有拿出具体办法，我觉得他没说清楚。所以皇帝看了以后也不明白，你老兄好像啥都说了，但说完了后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干，反正过来过去就让我认认真真的做事情。我靠，我是我还不认真，我一天到晚都在忙。

1859年2月26日，咸丰9年正月24日，郭嵩焘把这个奏折递上去就回家了，结果又被叫回来，中午时分，他被太监带到东暖阁。

皇帝问他：你是不是打算26号去天津？

答：我跟僧格林沁26号起出发。

皇帝问：你是去做文书工作吗？

回答：僧王安排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应该是文书类工作。

皇帝提起他上书的折子说：你说的这个造船的事情，这个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干的，得慢慢的考虑周全才行。

郭嵩焘解释：原本想的就是长久计划，根据我的想法。这个西方列强从水里面来，也得从水里防备它才行。

皇帝又问你折子里说很多话不适合写在纸上，那你当面告诉我，不用隐瞒。

郭嵩焘于是畅所欲言。

他认为朝廷得了解老百姓的想法，王公大臣跟老百姓隔得太远了，所有事情都不了解真实情况，这样对民情、军情原由都不能完全了解。处置起来难免失当，说白了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朝廷上下左右不通实务，这怎么可能做出正确决策呢？

在那个年代这个建议应该说很大胆。调查研究，讲求实际，尽可能掌握全面真实的信息才会有正确决策。

听了郭嵩焘这番议论，皇帝说有道理。然后问他：你是住在翰林院的花园，还是在外面租房子？

他说：翰林花园住满了，我现在住在朋友家里。

皇帝问：你到天津带几个家人？

他回答说：我带三个家人。

皇帝打了一个哈欠，他就走了。

当天晚上朋友设宴送行。郭嵩焘又去拜见了僧格林沁和肃顺。

第二天他收拾行装，第三天冒雨出京，当晚在通州过夜。正月28号深夜，他抵达天津。僧格林沁是主战派，他积极的经营炮台，布置岸上的防务，郭嵩焘随同到处检查炮台、观看演习、视察工程，很认真，甚至于一些具体的安排和僧格林沁意见还不一样。

他不明白挂职锻炼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少管事儿，刷经验而已。但他反而有啥说啥，把自己看得跟僧格林沁平级一样，而不是手下。在官场上这显然是拎不清的表现。难免被同僚嫌弃，被僧王厌烦。

清廷虽然退让求和签订了天津条约，但心里面确实是不甘的。因为清朝上下都认为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说归说，做归做。这是我们国人老毛病，总以为只要我掌握主动，占据有利条件，拿到最多实惠，协议不过是表面功夫，实际上你能拿我怎么样，大不了就是拖死你。这种想法直到今天商业合作中也是屡见不鲜。这套对强者是没什么用处的，往往会招致更大的打击。

其实朝廷让僧格林沁布防天津就是没想好到底是求和还是求战。所谓的临机应变，不过就是有便宜就上，没机会就和。

害怕洋人，又不相信洋人是此时清廷通病。二月初一僧格林沁的幕僚和郭嵩焘夜谈。郭嵩焘说，去年咱们失败就是因为朝廷上下内外都没有主见，来回反复，结果越拖越糟糕。这次咱们应该有一个主见，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如果打败了怎么办？得想清楚，不然的话真遇到事情反而没办法。而且他还批评朝廷，你既然议和就应该允许人家进京换约，你签约同意后就在海口堵着不让人家去，这让人家感觉你说话完全不算数，你怎么给人家去做礼仪教化。

在参赞僧格林沁军务的过程，郭松涛的日记和书信里面充满了这种思辨和叹息。

1859年4月10号，也就是三月初八，怡亲王载垣来到天津营地，郭嵩焘、僧格林沁觐见。从亲王那里知道在上海和谈已经结束了，老外入京换约的想法不会改变，只能接受，但天津防御不能撤。亲王还说，明面上老外进来后不管，但可以让人换装以乡勇的名义悄悄围歼他们。打了以后就说是当地老百姓干的，跟正规军没关系。郭嵩焘听了以后认为这完全是瞎胡闹。他认为凡事一定要名正言顺，不能欺诈，要以礼服人。哪能这样，亲王嘲笑他说他是不识实务。

4月17号僧格林沁的幕僚按僧格林沁的意见草拟了一份奏折，大意是和议是上海求和上海更换协约，天津求战跟上海没关系。换约就在上海，可以说天津乡民勇悍不让他们来。

这些说法就是亲王定的策略的提前铺陈。

郭嵩焘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做法，他认为这就是背信弃义的违约之举，这样不仅难以服人，更难以做成事情。

这在当时聪明人看来就是书生迂腐之见，包括亲王、僧格林沁等大员在内，都觉得郭嵩焘有点傻帽。在晚年的日记里，郭嵩焘说起这件事，曾国荃说：按照《中庸》的说法，不诚实就不能立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你跟人家打交道，议和就应该出自于真诚的想法，如果要打也是出自于真诚，不能打的时候存着和的心思，和的时候存着打的念头，说起来是有光就沾，其实搞得自己人都不知道到底是打是和，该做什么准备。本质上打又打不过，总寄望于侥幸的胜利，这样只是贻害无穷。但是现在的人都喜欢玩小聪明，总觉得自己聪明盖世，别人都是傻逼一样，结最后把自己搞的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

郭嵩焘对处理洋人事宜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在战略上他坚持认为，打或和都要有长期主张，不能心存侥幸。和就是与各国通商贸易，互换大使驻扎。打是打不过的，打不过要打，不仅赔钱更多，丢人更大，关键是这个事还没完没了了。

他在回忆中提及，僧王刚开始办理天津海防，回北京曾经在朝房询问他，办理海防和清缴捻匪，哪样更容易。郭嵩焘说：捻匪是心腹大患，你清缴一天就有一天的功劳；洋人我们打不过，人家以通商为目标，应当讲究应对的方法，不要动不动跟人家打，海防你不管怎么做都是没有功劳的，你最好别干这事儿。僧王听了没吭声。

这个见解在当时很精辟，站在当时的背景里，在当事人角度上的确如此。

到天津以后郭嵩焘参赞军务，写了十七八次的帖子，基本的观点就是如果不管是打还是和，都应该讲道理，这样才没有后患，也不会后悔。不能有便宜就打，打不过就跪，跪了以后又不干，然后招致更大的打击，然后再跪。这种死循环就是没完没了、祸国殃民。

但朝廷的想法就是能沾光就沾光，沾不上就认怂。这种想法跟朱元璋之后地痞无赖想法一模一样，就是我能偷你一点米就偷，偷不上了算，能打过我就打，打不过我就跪地求饶。凡事不论对错和诚信只看实力对比。说白了就是谁是拳头大谁有理的逻辑。

僧格林沁等一班朝廷大员其实认为西方列强跟捻匪一样，都可以打服。

所以说他根本看不起这些老外，自称洋人招数我都懂，有什么可怕的。

因为阻止不了外国人到北京城去换条约。僧格林沁就想尽各种办法找理由要求老外从北塘进来，绕道天津，再由水路经过通州到北京。美国公使华若汗就是由北塘转天津到北京的，但是英国统帅布鲁斯桀骜不驯，不愿意这样，坚持由大沽进来，并要求撤除僧格林沁布置的拦江障碍，这个要求没有被理会。普鲁斯马上开炮攻击并派兵上岸。关于此事的另一种说法是，僧格林沁没有听朝廷的话，派人告诉西方人，而是根本不理人家，结果英国的军舰就跑到内河9天无所事事无人理会。

僧格林沁让士兵换掉军装，自称乡勇，骚扰英国人，诱使英国人打他们，结果遭到了英国人的炮击。此时大沽的工事已经不像咸丰8年那么薄弱了，刚一开炮还击，英国的军舰就有4艘沉掉，6艘受伤，只有一艘逃掉，登上岸的数百个英军士兵，都被僧格林沁所率的马队击杀，活捉两个人。这次清军虽然有伤亡，但毕竟是把洋人打跑了。这一仗打赢以后，朝廷很高兴，大肆奖赏，赐给了僧格林沁御用珍服，郭嵩焘也得赏花翎，当时民情喧嚣，一时哄然而上，认为西方人没什么可怕的，打起来很轻松。

在南方的曾国藩写信给郭嵩焘，高兴地说5月25号这场战斗是从庚子、辛丑年间和列强打交道一来的第一次胜利，人心大快。

李鸿章也认为僧格林沁堪称贤王，举国庆贺。

郭嵩焘讲这个战斗的过程特别简单，因为他内心深处就不认为这是应该庆祝的事情，而是更大的危机的前奏。所以他给曾国藩、左宗棠的信里他总是欲言又止，但他又不能不在这种大势里表达认同。一方面称赞英雄气概的僧格林沁，一方面婉转地说西方人人家始终没有想过跟我们打仗，主要是我们自己说话不算数，反复无常，勾引别人打咱们，总是挑起战事最后被人虐。

面对这种环境，他只能少说话。郭嵩焘在跟左宗棠这些人的书信里面反复说自己想退隐林下。他知道按照朝廷这个思路，与西洋这样打交道永远不会太平，也不会有功劳。人越明白越孤独。

对大部分人来说，思考是很难的，他们没有能力去判断和分析事实，甚至本能地不愿思考，只想别人给他一个符合他们认知惯性的结果。“集体不思考”“集体不学习”“集体不负责”的群氓现象自古不变。大多数人喜欢盲从、随众，从不独立思考，数量决定事实，偏执大于真理，这就是“羊群效应”，即便领头羊去的是屠宰场，也会尾随前行。

这场偷袭赢了之后，僧格林沁胆子更大了，他觉得这个西方列强没什么了不起的，脾气也更大了，原本就不把郭嵩焘这些想法放在眼里，这时候更加自信、固执、骄横。

在5月份战后，郭嵩焘带着僧格林泌的密折回北京汇报。这个密折主要讲的是下一步怎么对付老外的一些建议。僧王的意思是胜仗之后，英国人虽然跑了，但有北唐入京的美国人和俄国人，他们到北京以后，必然会把英国和法国的国势军队夸大，以他们的国强兵精要挟我们。我们不能够被他们吓住。僧王建议朝廷应该停止对洋人议和，应该让桂良停止议和，派有胆有识的大臣严加斥责列强。还建议将英法历年来对中国的不尊重告诉世界，让他们知道羞愧。认为英国离中国有7万多里，他们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来打我们的，只要我们不跟他们通商，他们就会害怕就会变老实。这些说法其实就是林则徐20多年前的判断和应对策略。奏折最后表彰了郭嵩焘对他的帮助。

郭嵩焘从前线回来，在大胜的气氛下，按僧王的意思对皇帝作了汇报。毕竟这种气氛下说出自己真实想法-认为这是惹祸上身确实太不合时宜了。

以至于皇帝认为他跟僧王的想法是一致的，就交代他，既然你们打仗这么有把握，确实没有必要委曲求和了。

后来英法联军就以清廷不讲信用为理由，拒绝再谈直接攻打北京、天津，而且在战事中获得了清朝一边一和谈一边密令剿灭他们的确切证据，让清朝颜面尽失，无可抵赖。

后来这些事儿跟郭嵩焘就没什么关系了。他5月回到北京，七八月间才回到天津，不久奉旨离开天津，前往山东查办税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