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打开灵魂的居所
李清晨
小儿心胸外科医生、科普作家
如果人类确有灵魂,那么灵魂的居所就应该是脑。
外科在刚刚成熟的年代,因其显著的医疗效果,曾一度被称为医学之花。而若把外科各个分支专业视为一座大花园,神经外科无疑就是当中的一朵奇葩,透过这朵奇葩,最有可能让我们窥见人类灵魂的样子。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出自美国小儿神经外科医生杰伊·韦伦斯之手,那么他通过手术刀剖开的,是人类童年灵魂的样子吗?
我带着这个奇怪的问题读完了这本书里的20多个故事——从医生的视角也不妨说是20多个经典病例——就好像近距离观摩了20多段破碎后又得到修复的人生。
杰伊·韦伦斯对这些故事没有多加雕琢,个别篇目甚至乍看之下还有些平淡琐碎,但这反而使本书呈现出一种质朴粗粝的真实感。相比之下,有些写作技巧过于娴熟的作者,把一本书里的每个故事都写得跌宕起伏、千回百转,就显得痕迹过于明显了,毕竟真实的医疗工作并非总是在惊涛骇浪里行船,生活总会有它风平浪静的一面。
医生,就是我们生活之舟的护航者。
作为顶尖的小儿神经外科医生,作者写到了很多异常凶险的罕见案例,有些成功的救治可算是神乎其技,比如头部枪击伤,我原来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样的枪伤也有救活的机会,毕竟中国医生总体上对枪击伤的处理经验没有美国同行那么丰富,国内的很多外科医生可能工作了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一例枪伤。
胎儿外科是近些年来外科领域较为引人瞩目的处女地,而今,为尚在子宫内的胎儿做手术这件听起来颇具科幻意味的设想,也已经成了临床现实。作者所在的医院正是这方面的翘楚,在这一领域,目前有确切证据可以让胎儿获益的一种手术(即比出生后再做手术效果更佳)叫“子宫内脊髓脊膜膨出闭合术”,就是为子宫内的胎儿手术修补其发育不良的脊膜。
曾有人问我成人外科手术和小儿外科手术有什么区别,我说大概就像修钟和修表的区别。今早6点,我接到科室年轻同事的电话,有个急诊手术需要我回去做,患儿17岁(超过18岁就不能在儿童医院治疗了),长得又高,建立气腹插入腹腔镜器械后,我顿觉眼前豁然开朗,操作空间开阔,远不像平时给小不点儿做腹腔手术时空间那么局促……所以,大家想想,给胎儿做手术,那得是多么精细的手法啊!更重要的是,完成手术后还要让胎儿继续在子宫内发育成熟。
不难理解,胎儿外科的手术对象是孕妇和胎儿,手术固有的风险将由二者承担,可手术的获益却主要是胎儿,因此孕妇与胎儿间这种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特殊关系,就决定了此类手术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伦理争议。作者在书中就提及了一次他在为胎儿做手术的时候,孕妇出现了早剥进而大出血的情况,结果产科同行及时果断出手,提前取出了胎儿,并对产妇实施了抢救。也可能正是由于上述不能忽视的矛盾,我国医界同行目前对这项技术尚处于谨慎的观望状态。
整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是有一次作者为别的同行收拾残局的经历。作者本来是一个不愿意介入评价同行医疗行为的人,用《马太福音》中的话说就是:“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Judge not, lest yourselves be judged)。”这确实是医疗行业内部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大家总是更愿意理解同行的医疗行为,而不愿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别人,换一句难听的话,也可以叫“医医相护”。
就像我的好友贾行家在评论《心外传奇》时写的那样:“医学作为非常依靠经验的学科,尤其重视医生之间的薪火相传。他们会形成绝地武士那样的亦师亦友关系,把倾囊相授、相互扶助当作一种古朴的行业道义。”
作为一门风险巨大的治疗技艺,这样的彼此保护在某种程度上确有必要性,在有些创新领域尤其如此,但如果有些同行错得实在太离谱了呢?
杰伊·韦伦斯正是在遇到了一次同行的严重失误之后,才做出了出庭为病人做证的决定。
一个小男孩在接受一种叫腘绳肌肌腱切断术的时候,被主刀医生误切断了坐骨神经,而且还是双侧,这就意味着这个孩子不但要忍受剧烈的疼痛,而且双下肢将永久瘫痪。
本书作者通过两次异常艰难的手术才为这个可怜的孩子重建了坐骨神经(第一次手术长达8个小时),修复切断的神经并不像连接电线那样,当时就能确定是否成功;在这样的修复之后,还要等长达9个月的时间才能知道手术的成败——被重建的神经只能以每天1毫米的速度缓慢生长。这对患儿、对家属、对收拾残局的主刀医生来说,将是怎样难挨的煎熬。
这一回,作者没有对同行的严重错误保持沉默,而是义无反顾地在法庭上为这个可怜的家庭做了证,作者写道:“怒火烧掉了我残存的最后一点矜持,发表完证词后,我始终难掩对辩方律师团的鄙夷。”
十多年后,杰伊·韦伦斯拨通了这位患儿家里的电话,得知这个孩子后来恢复得很好,能走也会开车,还找了一份修飞机的工作,靠着自己的努力,把生活过得很好。
至于那位肇事的医生,他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自己误切神经的责任,那场官司也以庭外和解收场,但对于这个结果,那家人也觉得足够公平了,再后来,那位医生因为涉嫌对病人的不当行为,自愿永久放弃了执照。
我之所以会对这个故事印象最深,是因为我在刚刚开始外科学习的时候,遇到过几乎一样的剧情:当时有一位中年妇女,在外地做完右腿的静脉曲张手术后,下肢剧烈疼痛了五天,于是来到我实习所在的医院。最初我们判断可能是因为手术后病人又合并了下肢动脉血栓,结果在手术台上却发现,病人的股动脉被齐刷刷结扎切断了……
这个病例后来的恢复异常艰难,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不能忘记病人因疼痛而在病房发出的哀号,幸运的是,她的那条右腿毕竟保住了,避免了截肢。我记得她丈夫当时对我说:求求你们千万要保住她的腿,以她的性子,要是腿没了,她会自杀的。
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医疗事故当然令人愤怒。外界通常很难理解“医医相护”的行为,可能会将这类行为与官场上的腐败等量齐观。但医疗行为总会有不确定因素,只要是人的操作,就有出现失误的可能,就连杰伊·韦伦斯也在本书中写下了自己的失误:他曾在一次手术中将两根皮筋遗忘在病人的颅内,只好等下次手术时取出。那次失误后,新规程增加了一部分——在清点针头和止血海绵之外,也要清点橡皮筋。
还有一次是给连体婴儿(后脑勺连接在一起的双胞胎)做紧急手术的时候,作者由于想两个都救,结果两条小命都没保住——假如狠下心肠果断决定牺牲一个(这当然很难),以作者及其团队的技术,年轻的爸妈是有可能抱回一个宝贝的。作者写道:“他俩都死了……我视线模糊,无法缝合,泪水掉在了眼前的双胞胎身上。”外科医生泪洒手术室的场景不是很多,但我相信作者没有夸张。法国医生勒内·勒里什说:“每一位医生身上都带着墓碑——由那些因各种原因丧命于外科医生之手的病人堆砌而成的墓碑。”
作者的神经外科同行英国医生亨利·马什也说过:我们都怀着令人内疚的秘密,然后用自欺欺人和夸大来使这些秘密销声匿迹。
我最后写这些,不是奢求外界原谅医界的所有失误,只是希望大家明白医疗行业的复杂性,很多医疗行为都是收益与风险相伴的,从不犯错的医生非但不是医生,可能连人都不是。过于严苛的从业环境,会毁了这个行业。但必要的惩戒与宽恕的边界究竟应该划在哪里,恐怕还将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临近写完这篇序文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每年此时都会有许多关于是否要劝人学医的讨论。我的建议一向是,只有真正发自内心热爱医学事业的年轻人,才可以选择这条异常艰苦的道路;被这项伟大慈悲的事业召唤的人每年都有很多,但这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会成为被命运选中的幸运儿,最后走到行业顶尖。如果年轻的朋友对医学没有足够的了解,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学医,但又天然地对医学抱有极大热忱的,那么不妨细细读一下本书。究竟要不要学医?也许当你伴着作者走过他的行医生涯后,就有了答案。
202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