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作为《韩礼德文集》的主编，我对韩礼德（M. A. K. Halliday）先生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广博学识深感叹服。他长期投身于对语言的研究中，终身在上下求索。自文集第10卷于2009年出版以来，韩礼德教授对语言的真知灼见相继出现于他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论文之中，这促成了第11卷的编辑出版，我们把它命名为《21世纪的韩礼德语言学思想》。

2012年，安娜贝拉·卢金（Annabelle Lukin）、大卫·巴特（David Butt）和我有幸去韩礼德和韩茹凯（Ruqaiya Hasan）教授在悉尼的家中拜访，并与两位先生交谈，讨论他们在用系统功能方法推动语言研究方面做出的开拓性贡献。

交谈中韩礼德教授表示希望语言学继续帮助揭示语言的奥秘，并能继续坚持他一直努力遵循的基本原则。正如他在香港城市大学韩礼德语言智能与应用研究中心启动仪式上所说[参见第2章“意义研究：适用语言学发凡（2008）”]，他的指导原则之一是寻求发展“适用语言学”。在第7章“将语言学理论付诸运用（2010）”中，他对适用语言学描述如下：

按照我的理解，适用语言学是用来处理问题并努力答疑解惑的理论——但不是由专业的语言学家提出的问题与疑惑，而是由以某种方式关心语言的其他人提出的问题与疑惑，无论他们的提问专业与否。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如教育家、翻译家、法律和医学专业人士、计算机科学家、文学与戏剧领域的学生等，适用语言学所要处理的正是他们对语言的“看法”，至少要弄清什么样的问题会被问到，无论我们能否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为什么采用“适用”（appliable）一词，而不采用“应用”（applied）或者“可用”（applicable）一词？韩礼德回答道[参见第8章“确定选择：意义与翻译语篇中的对等之探索（2012）”]：

我使用“适用”一词是因为“应用语言学”已经发挥了某种与“语言学”（指“语言学本体”或理论语言学）对立的功能，而我反对这种对立；我想要的是能把二者统一的单一概念。我不用“可用”一词是因为该词往往意味着某事物“可用于”某种特定的活动领域，而我想要一个概括性术语，表达某事物有被应用的潜能——能在应用的语境中进化。

本卷第一部分的几篇文章阐述什么是适用语言学理论，第二部分的文章审视这样的理论如何被应用于处理涉及语言的研究或者实践问题。

在那天下午的座谈中，韩礼德教授强调的另外一个基本原则是：语言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基本人类资源；这种潜力是隐含的，部分是因为人们着实没认识到他们实际上对它有多么依赖”。这种力量是表意力量，即把我们所经历的周围物质世界加以识解并把识解结果与他人交流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我们与我们谈话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演绎出来。本书第三部分各章更为详细地阐释了语言的表意力量。

数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韩礼德教授为《语言学与人类科学》杂志创刊号所撰写的论文[参见第10章“论物质与意义：人类经验的两个领域（2005）”]时，我不仅叹服于其雄辩的言辞，更叹服于他对语言之巨大力量的深刻理解与洞察。

看来意义作为信息量子（比特，或者“量子位”）就是世界的起源，而信息量子仍然是物质的终极成分。随着物质发展成生命，再发展成有血液生命、温血生命以及有大脑的生命形式，意义又在更高水平上出现，这次是作为可感受的特质而不仅仅是量子出现。关于此类意义——在生物领域、最终在人类领域中的意义——的科学是符号性的；由于语言是意义的前沿，语言学就是符号学的前沿。如果信息确实是宇宙的基本原料，那么物理学终究会被发现是一种语言学。

能略尽绵薄之力来编辑一位睿智学者的第11卷文集，实属我的荣幸。这位睿智的学者如今还在继续为人类洞察语言的表意潜力带来可适用的真知灼见。

卫真道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