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56岁的创业者

“我们感到众神的宠爱”

张忠谋非同寻常地经历了两个“大时代”：第一个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大时代，第二个是芯片技术按照摩尔定律快速进步的大时代，后者的竞争激烈之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

1931年，张忠谋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张蔚观是某大银行的经理，也是那个年代极少见的职业经理人，母亲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徐时栋的后人。张忠谋从儿时成长为青年的这段时间，正好完整经历了14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解放战争。为避战乱，张忠谋一家人三次逃难，辗转迁徙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城市。他上过10所学校，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香港度过的，中学教育主要是在重庆南开中学完成的。青少年时期就走遍半个中国这样的动荡经历，让他有着常人少有的时代使命感，并历练出洞察大趋势的眼界。

1949年初，张忠谋全家在香港重聚。这一年，父亲用最后的积蓄将18岁的张忠谋送进美国哈佛大学就读。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他是唯一的华裔。在哈佛大学，张忠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经典名著，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张忠谋就读哈佛只是为了完成大学一年级的通识教育，开阔眼界。隔年，张忠谋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机械系。张忠谋选择理工方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中国人在美国找一份好职业不容易。政治界不用说了，没有中国人问津；金融、法律、管理、营销都被认为很难打进去。只有科技教学或研究才是中国人可以找到好工作的职业方向。”科技教学和研究又最重视学位，所以中国学生往往要读到博士方肯罢休。让张忠谋没想到的是，他两次参加博士资格考试都落榜，于是只好拿着硕士文凭去找工作。

汽车行业当然是机械专业毕业生找工作的首选，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车给张忠谋发出了聘用通知。前途看来一片光明，可是，因为1美元的月薪差距，年轻气盛的张忠谋拒绝了福特的招揽，改去了一家不知名的电子公司希凡尼亚。希凡尼亚正准备做晶体管，张忠谋原本要在这家公司负责实施锗晶体管的自动化生产，但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锗晶体管都只能手工生产，实现不了自动化。张忠谋学无所用，不得不在业余时间恶补半导体知识，就此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半导体行业，终身别无他恋。多年以后，一位福特退休高管来到德州仪器做董事。得知张忠谋当年没选择福特后，他激动地说：“你真幸运，如果你那时去福特，恐怕现在还烂在福特的研发部里。”

在希凡尼亚做了3年后，27岁的张忠谋成了一个半导体专家。那时候，半导体行业的圈子还很小。在一次国际电子器件大会上，张忠谋认识了29岁的戈登·摩尔和31岁的诺伊斯，他们两人刚刚创立了将在硅谷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仙童半导体。3个年轻人白天参加会议，晚餐时开怀畅饮，酒足饭饱后则顶着雪花、唱着歌儿回旅馆。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前景，他们是如此的乐观：“我们感到众神的宠爱。”

新生的半导体产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希凡尼亚公司却管理混乱、踟蹰不前。希凡尼亚公司的管理层都是不懂半导体的外行，由于半导体业务连年亏损，公司不得不多次进行人事调整和大裁员。张忠谋心痛于几个得力下属无辜被裁，决意离开。他拒绝了如日中天的IBM的邀聘，进入当时年营业额还只有7000万美元的德州仪器，在其半导体部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