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华电子的难题

1984年，联华电子碰到了一个晶圆厂普遍都会碰到的问题：它想将工厂的设备更新换代，引进6英寸线，扩大新一代工艺的产能，将联华电子扩张成百亿元新台币资本的大厂。但扩产又很可能面临产能不饱和、成本没有竞争力的风险。当时整个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值只有150亿元新台币，产业规模不如大陆。作为一家既做芯片设计又做芯片生产的IDM厂，联华电子自身的订单有限，只有与其他芯片设计公司合作、扩大晶圆代工业务，才有可能让产能饱和。于是，企业领导层就做了一份关于“扩大联华电子”的企划书。他们认为垂直反整合时代将要来临，因此在企划书中提出一个构想：与美国华人合作投资设计公司，用设计公司打头阵，然后在台湾地区做晶圆代工，强调设计和制造走国际分工、产销互补路线。垂直分工的好处是，产业链上的每家公司能通过聚焦于某一技术而实现专精化，行动更加灵活开放，同时这样做还可以缩短生产周期、降低成本。这一构想与如今芯片产业设计与制造的分工合作大势十分吻合。

那时联华电子营业额只有10亿元新台币，而推动这项计划需要的经费是其营业额的好几倍。方贤齐和潘文渊认为，这件大事应该听听张忠谋的意见。张忠谋当时是中国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新聘的科技顾问。于是，联华电子便托人将这份企划书带给张忠谋，希望得到他的认可，从而帮助联华电子获得台湾当局的资金支持。但是这份企划书未得到张忠谋的回应。

1985年2月，中国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准备推出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联华电子也有意承揽。于是，刘英达和“工业局”的宋铁民一同前往美国，与张忠谋在通用器材公司总部见面详谈。这次见面“话不投机”，却成了张忠谋后来掌管该项目的契机。回来后，宋铁民做了一个报告，建议“联华电子自己进行投资应予鼓励，‘经济部’如果真有意愿，可以另立公司，但必须把张忠谋先生请回来主持”[11]。从这份建议来看，张忠谋可能认为联华电子已经转成民营主导，承接这么大的当局项目便有化公为私的嫌疑；也有可能，他不相信联华电子有能力经营好这个大项目。

形势的变化让联华电子也不再需要当局的资金支持了。1985年7月，联华电子上市，成为岛内第一家电子类上市公司。上市第一年，联华电子销售额达到13亿元新台币，获利2亿元新台币，利润之丰厚让原来不愿投钱的人都后悔不迭。联华电子的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效应，民间资金开始大量注入半导体产业。宣明智认为：“对于（台湾）半导体而言，若没有联华电子的成功，就没有后来的华邦电、茂矽、茂德等晶圆厂，甚至没有台积电。”

联华电子能够上市，张忠谋并无功劳。让人没想到的是，摘得联华电子最大桃子的人，竟是不赞同台湾当局将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拿去支持联华电子扩张的张忠谋。张忠谋应台湾当局之邀担任“工研院”的院长，同时还兼任联华电子的董事长。张忠谋完全西化，喝红酒、抽雪茄，一副绅士做派。联华电子的高管则大多是没有留过学的土包子，大碗酒、大块肉，浑身江湖习气，在他们治下的联华电子就是一个群雄聚义的梁山泊。在台湾地区，董事长是管事的，有实权、作风又强势的张忠谋自然让他们感到被束缚住了手脚。其实从海外空降而来的张忠谋也深感自己在不讲章法又铁板一块的联华电子孤掌难鸣、难有作为。其实张忠谋当初曾经极力拒绝担任联华电子的董事长，是李国鼎亲自出面才说服他的。

落后的台湾地区要想发展半导体产业，不能没有发达国家海归的助力。“工研院”大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特别是在欧美半导体企业中实际接触先进技术、了解市场情况又拥有企业管理经验的稀缺高端人才。张忠谋就是这一批人中来的时间最“巧”，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