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生活就是最好的历练
一个人性格特质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只有了解了此人的生活轨迹，才能对他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段永平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他又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他每走一步，每进入一个成长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从上大学，到工作，再到辞职继续深造，之后选择南下……他的选择既循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又超越了环境的约束。他是少数能够保持清醒的人，知道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井冈山下的江西老表
提起南昌，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它的红色基因，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这座城市被称作“英雄城”。
南昌自古以来就是南方的一座重要城市，取名“南昌”即“昌大南疆、南方昌盛”之意。在古代，南昌因为有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商贸非常发达。初唐大才子王勃曾经称赞南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北宋时期，由于经济重心南移，江西成为全国重要经济区域。当时整个江西地区的人口达到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位居全国首位，人口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了商贸的发展。
北宋时期的南昌还利用其地形优势和水道优势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并因此成为周边城市的粮仓。农业的发展又推动了手工业的进步，使得南昌成为当时的造船中心之一，纺织业、兵器制造、印刷、造纸业也获得全面发展，一时之间，南昌成了商贾名流聚集之地。那个时候，江西商人善于将本地的瓷器、茶叶、金银、竹木制品销往外地，其中以南昌的商贾最为活跃。他们把江西的产品运到淮北，甚至通过海路出口到国外，然后从东南亚等地购入大量的珍珠、象牙、犀角、琉璃、丁香、槟榔、沉香、檀香等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至明清时期，南昌则是国内少数几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商贸非常繁荣。
南昌商贸繁荣一时，其实离不开一个重要的群体——“江右帮”。“江右帮”最早在北宋出现，它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力量。作为国内著名的商帮，“江右帮”，或者说江西商贾之所以可以在100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发挥重要作用，最重要的在于他们在经商时推行“德商”，即做生意讲究诚信，善于合作，懂得让利于人，因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这种商贸文化一直流传下来，培育出很多出色的江西商人和企业家。目前，在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江西商人数量超过300万，全国闻名的企业家也不少，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便出生于江西上饶，正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印孙是江西抚州临川人，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义海是江西南昌人，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涂国身是江西吉安人，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华君是江西九江彭泽人，江西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徐桂芬是江西南昌人，还有一位知名企业家和投资者也出生于江西，他就是被称为“隐形富豪”的段永平。
1961年3月，段永平出生在南昌。那时的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多数人的生活非常艰难。也许是希望儿子不再经历祖辈父辈的动荡人生，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也许是希望整个国家从此可以保持和平、安定的状态，父母给孩子取名“永平”。正是那一年，段家迎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江西水利电力学院（如今的南昌工程学院）同时聘用了段永平的父母。当时，大学老师捧的是“铁饭碗”，家里有两位大学老师，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就有了保障。
在良好的家庭生活条件下，段永平享受了几年无忧无虑的时光，可是到了5岁那一年，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段永平的父母被下放到了农村，年幼的段永平只能跟着一同前往。
段永平的父亲段锡明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没有因为离开大学而感到沮丧，也没有对农村生活感到反感，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能否适应新的环境。他和妻子被分配到有着中国革命摇篮之称的井冈山，一家人住在山脚下的偏僻农村，距离南昌市约300公里，距离井冈山市区也有40公里。这里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交通非常不便。当年，红军之所以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就是因为这里地势偏远，而且山多，便于保存和发展革命火种。
从南昌市区到井冈山农村，生活水平自然直线下降，但这样的生活可以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在段永平的记忆里，整个童年时代基本上就是一个词——匮乏，饭常常吃不饱，学习条件更是无法与南昌市区相比，师资力量不足，教室也不够用，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孩子只能挤在一起上课。不仅如此，教室内破破烂烂的，漏风漏雨，连一张像样的桌子和一把像样的椅子也没有。
学生们除了认几个简单的字之外，每天要学习的知识就是如何种植水稻，如何使用农用机器设备。如何填饱肚子在当时始终是重中之重，更何况是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打击之后，将种庄稼纳入学习课程，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了。
那时，学习和劳动没有明确的界限，或者说在当时的教育模式中，劳动本就是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段永平在放学或者假期时，常常要跟着大人下到田间干活，尤其是在农忙时节，小孩子要跟着大人抢收抢种，没日没夜地干农活。环境逼着每一个人快速成长，孩子们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劳动小能手。
段永平印象最深的是9岁时的生活经历。那时，他上小学四年级，学校开设劳动课，布置的作业不是在田里干农活，而是上山砍柴。由于需要烧窑，需要炼钢，很多地方的山林被过度采伐，砍柴就需要进入深山。段永平经常在凌晨4时起床，然后步行10公里进深山砍柴，无法赶回来吃饭，只能带上干粮应付几口。
最难的是回家，由于个子不高，营养不良，段永平无法像打小长在农村的孩子那样，挑着柴火走10公里的山路。对他来说，每一次挑柴回家都是一次地狱般的磨炼，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完，尤其是最后的几里地，他只能在同伴的鼓励和陪同下咬牙坚持，一步步挪到家。大多数时候，他到家已经是晚上八九时了，有时候累得全身像散了架，倒头就能睡着，饭顾不上吃，澡也顾不得洗。
这样艰难的生活对今天的孩子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段永平在回忆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不好”。对那个时代、那段特殊的经历，他更多的是抱着感恩的心情，更多保留着的是温暖的记忆。比如，段永平数次谈到自己的生活态度，而童年的那段时光是契合他的态度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可以帮忙干农活，还抽空上树捕鸟，下河捉鱼，生活得非常充实。在印象中，他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丢石子，一不小心就会打破人家的玻璃，连人家养的鸽子也没少遭殃。段永平和小伙伴们在艰苦的生活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乐趣。
可以说，正是童年的经历才培养了他独特的心性和强大的意志力。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大都经历过物资匮乏、自力更生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恰恰给予了他们最好的磨炼。任正非、宗庆后、曹德旺都是这样的人，艰苦生活的磨炼，培养出他们很多优秀的特质，比如说勤劳。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大都能吃苦，能够理解勤劳的真正意义，所以当他们日后走向社会时，无论是创业，还是进单位，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那个年代的人有着坚强的意志力和抗压能力，在困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有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以任正非为例，他在创业初期面临巨大的困难，一度难得连工资也发不出来，自己也是四处举债，但他和华为一直在努力克服困难，最终在跌跌撞撞中发展壮大了。即便到了今天，当华为遭遇外部发展环境的巨大挑战时，任正非仍然保持着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带领华为人一步步走出了困境。
还有一点就是对学习的渴望。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越是优秀的人对于学习的热情越高，因为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优秀的人在经历过苦日子后，对于贫穷和落后有更深刻的体验，改变贫穷、落后的意愿也更强烈。他们会努力寻求学习机会来改变命运，包括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学习先进的技术，打造先进的模式，通过不间断地学习和改进，来提升自己适应环境甚至改变环境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段永平身上有着优秀企业家共有的时代印记，以及这些时代印记所赋予的“超能力”，而这些则是他日后逐步走向成功的关键。
浙江大学的无线电才子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文章，宣布正式恢复高考，并且教育部通知在当年12月举行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题。由于高考自1966年停止，当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举国上下成百上千万学子跃跃欲试，期待着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接受更高层次的学习。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超过1000万。据统计，2019年全国高考人数为1031万，2020年报考的人数为1071万，可以想象当时的盛况。虽然最终只有570万人参加了1977年的冬季高考，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很不容易了。2017年，凤凰网曾推出一档名为“恢复高考40年”的栏目，嘉宾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谈到了“饥饿与求知”的话题，这正是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的状态。陈教授说了一件事，他曾问过自己的学生：“第一，你有没有饥饿的感觉？第二，有没有求知的欲望？”陈教授非常激动地谈到恢复高考时的心情，强调那代人既有饥饿的感觉，又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对于高考的渴望一直激励着段永平，与那个时代所有渴望求知的年轻人一样，他对于上大学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何况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因此希望上大学的愿望要比其他学子更为强烈。在谈到自己上大学的心境时，他曾做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描述：“所有的人生目标都浓缩到了这里，我段永平恨不得用一切聪明智慧和时间来换取这张入场券。”
然而，在首次参加高考时，由于之前没有获得系统学习的机会，加上复习的时间很短，他的考试成绩很糟糕，没能搭上大学的列车。在那个年代，对多数人而言，高考往往意味着一切，因为只要考上了大学，就可以改变自己以及一家人的命运，可以说，大部分人生目标几乎都浓缩在这里，高考成败直接决定着他们人生的走向。在重压之下，难免会出现情绪上的失控，但失利并没有让段永平气馁，他咬着牙告诉自己，下次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978年4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决定在1978年夏季再次进行高考招生，由全国进行统一命题。为了指导各类考生更好地参加考试，教育部还专门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引导考生更好地进行复习。
不仅如此，国家还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参加高考的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给予考生更多的支持和帮助。4月2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两天之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呼吁各级领导“注意听取广大青年的意见和要求，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复习功课，统筹安排好他们的工作、生产、复习和休息，提醒他们注意劳逸结合。对青年的复习问题不理不问，漠然置之是不对的。冷嘲热讽，甚至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阻拦考生复习功课，更是不对的”。
在得知新的高考政策后，段永平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报名参加了第二次高考。考虑到复习时间不长，段永平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将诸多课程的知识点进行浓缩整理；另一方面开始把时间尽量集中在学习上，避免受到其他事情的干扰。
由于复习方法高效，且勤奋努力，经过半年时间的复习之后，段永平的进步非常明显。在1978年的高考中，段永平的五门功课总分为400多分，平均单科成绩超过了80分，总分是第一次参加高考时的5倍。这一年高考的总分为500分，这样的成绩在当时是非常出色的。取得优异成绩的段永平，被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录取，成了人们眼中的“天之骄子”。
尽管之前他无数次设想过这样的场景：当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抱着它大哭一场，会拿着它在父亲和母亲面前欢呼雀跃。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没有激动的表现，没有情绪的波动，他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年轻而早熟的段永平反而更加迷茫了。这就像吃桃子一样，当桃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一直盼吃上一口，从发芽等到开花，从长出果实盼着果实成熟，然而当自己捧起成熟的桃子咬了一口时，才发现桃子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香甜。在那一瞬间，段永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乐趣在于它的过程。”
有这样的领悟，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十分难得，若非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若非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很难会有这样的感悟。段永平的心智成熟程度显然超出了同龄人。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高的期待，有了更多哲学上的思索。如果对段永平日后的经营投资理念进行分析和总结，你就会发现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理念就是“享受过程”。好的结果同样令人欣慰，但他似乎并不是特别在意，仅仅是将结果当作经营过程的产物，把过程控制好了，好的结果自然会出现。
这体现了段永平的生活理念和投资理念。在生活方面，段永平更喜欢体验生活的过程，比如他经常与朋友外出钓鱼，而钓鱼的乐趣不是钓到了多少鱼，钓到了多大的鱼，而在于钓鱼这项活动本身的乐趣。那些成天盼着钓大鱼的人，为什么不直接选择用渔网捕鱼呢？段永平不喜欢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样会错失很多有趣的东西，所以他更愿意以慢节奏来享受生活中的一切。
段永平认为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让自己慢下来，细细品味整个过程，这比直接获得一个结果更有意义。
放弃“铁饭碗”，继续深造
1982年，大学毕业的段永平，被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这个厂原本是1953年由苏联援建的电子工业部所属的774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要项目。当时，国家在电子工业领域的投入达5.5亿元，而北京电子管厂占了五分之一的投资。作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厂，该厂拥有近万名工人，竞争力很强。
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46元，但是段永平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认为这里会给自己提供很好的发展平台。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电子管厂的产量和销量快速萎缩，不仅仅是北京电子管厂，整个中国的电子产业都因为外国技术和产品的进入而遭受严重的冲击。致命的是，国内一直很重视的电子管技术被更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取代，国内企业面对外来技术丧失了竞争力。
1985年，北京电子管厂的产量相比于巅峰时期下滑了90%以上，工厂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发不出工资。段永平看到了国内外的技术代差，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有心发挥自己的价值，想着有朝一日可以给北京电子管厂带来一些变化，但是碍于内部僵化的管理体制，他根本无法施展才能。此外，很多年轻人都想着做一番事业，但是往往什么也做不了，整个企业没有什么活力，他有些心灰意冷，很快意识到自己必须立即离开，以免后半生浪费在这里。
其实，段永平当时完全有机会跳槽到其他公司，以他的学历，在其他公司或者工厂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不算什么难事，毕竟在那个年代，大学学历还是非常吃香的，良好的学历以及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作经验，都可以作为他谋求下一份工作的有利条件。但是相比于找工作，段永平似乎更加看重个人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所以他很快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北京电子管厂，继续学习和深造。通过更高层次的学习，给自己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于是，他重新拿起了书本，并拿出了当年高考的劲头进行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段永平最终顺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主攻计量经济学。
在本科时期，段永平读的是工科专业，继续深造工科专业，无疑会给他带来更多的便利。然而段永平的眼光更远。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就成了国家最大的任务，掌握更多的经济学知识，才能够真正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这个决定影响了他的一生，可以说段永平日后的创业和投资，都是因为这一次深造。对经济学的接触和专业学习，培养了段永平对经济问题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开始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一件事，培养了自己的商业思维。
后来，在谈到自己的决定时，段永平认为自己有必要看得更长远一些。如果只看重眼前的利益，而不为长远的发展考虑，就有可能因小失大。
段永平能够跳出眼前框架的束缚，放眼未来，他还特意强调了一个原则：坚持做对的事情，然后努力把事情做对。这个原则成了段永平日后创业与投资的核心理念。在他看来，“做对的事情”是原则和方向的问题，选择“做对的事情”就是如何选择合理的目标。比如创业时选择那些最适合自己的项目，投资时选择能力范围内的选项，这些都是“做对的事情”的表现。而“努力把事情做对”侧重的是方法和技巧。
这两个问题在生活中很常见，但常常被颠倒顺序，比如很多人看重方法和技巧，认为“努力把事情做对”更加重要，结果却常常因为选择了错误的方向而越做越错。段永平曾说，他的人生有一个“不为清单”，有所为有所不为，它不是一个技巧也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果发现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是错的，那就立刻停止，因为这个时候成本是最小的。
段永平早年与朋友下围棋，常常越下越不舒服，处处受到制约。下完棋后，他问朋友为什么自己感觉能力还行，但怎么下都感觉不对呢。朋友笑着说因为段永平从一开始就下错了棋，所以后面无论怎么努力思考对策，最终一样会输。段永平那个时候意识到，相比于努力和能力，方向有时候更加重要，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做事的方法可以笨一点，路可以走得慢一些，但只要坚持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最终将实现自己的目标。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这样的认知，毕竟技巧性的因素更容易带来暂时性的满足，比如在积累资本的时候，过热的资本情结常常会将人们推向只求结果的极端。很多人更愿意运用一些投机的方式和技巧获益，但一个人要想真正成为富人，就要具备投资的眼光，选择合适的项目。
段永平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坚持“做对的事情”，然后在此基础上“努力把事情做对”，即在正确的事情上使用正确的方法，以确保更快地实现预期目标。从就业的角度做分析，就是选择合适的行业与合适的工作岗位，通过学习工作技巧和方法提升工作能力；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就是运用价值投资理念选择合适的项目（有增值空间，长久发展的潜力，能力范围之内或者专业对口的项目），再运用投资手段和技巧（选择合适的时机买入或者卖出）。
在管理领域，很多执行者努力把事情做对，期待追求一个完美的结果，可事实上，做的事情本身如果不对，不符合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利益诉求，那么无论这件事做得多么出色，最终都对公司的发展没有任何帮助，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管理者一定会要求员工必须做对的事情，明确做事的基调和方向，然后选择高效合理的方法，努力把事情做对。
总的来说，“做对的事情”是核心，是基本准则，代表了人生的发展方向，“努力把事情做对”则是一种发展所需的态度，个人的态度应该建立在发展方向上并服务于发展方向，这样才能更顺利、更高效地推动自己向目标靠拢。段永平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中慢慢前行的，他为自己日后的人生开了一个好头。
拒绝北漂，一切往南看
1988年7月，段永平研究生毕业。要知道在1986年，全国总人口约10.75亿，招收的研究生只有4.1万人，如此之低的比例注定了研究生这一群体成为香饽饽，更何况段永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单位向他抛出“橄榄枝”，其中不乏国家机关单位和大型国企，待遇非常诱人。
面对这样好的待遇，他完全可以留在北京，要知道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大批打工者涌入北京，但由于无法解决北京户口问题，加上工资不高，这第一批北漂族中的多数人都没有在北京扎下根。按理说，段永平应该把握学历优势带来的机会。但经过再三思考，段永平果断选择离开北京。他有自己的考虑：北京的生存环境并不适合自己，在单位内部，大家经常讨论的是“谁是谁的儿子”，而不是“谁的能力更强”，这样的环境让他感到压抑，于是他将目光看向了南方，决定南下下海。
离开北京之后，段永平没有回江西老家南昌，而是选择赴沿海城市，因为当时改革开放的热潮在南方沿海城市，它们比北方城市更具有活力，南方沿海城市的包容性、开放性也远远强于北方城市。例如，广东的很多地方喊出了“你有多大本事就为你搭建多大台子”的口号。显而易见的是，相比于留在北京，沿海城市能够为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机遇。对于经济发展形势的深刻分析，使得他对沿海地区充满了期待。
海南岛成为他的第一选择。1988年3月25日—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并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一时之间，海南岛成为一个热门的投资地区，大量资本蠢蠢欲动，众多企业家和投资者将目光放在了海南岛。段永平很快前往海南岛考察，却发现这里的投机氛围非常浓厚，大家都在想着如何趁着国家政策带来的开发热潮挣快钱，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都有很大的风险。
段永平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其实早在1984年，坊间盛传海南岛要脱离广东自成一个省份，就有很多人前往海南岛做起了倒卖汽车的生意，导致海南岛的投资环境越来越糟糕，开发由此陷入混乱和停滞，海南岛错失了第一次机会。1988年，海南建省，商人和资本再次涌入海南岛，这一次资本集中到了房地产领域，可当时未成功开发的海南岛地产根本容不下这么多的资金。段永平在考察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也证明了他的预测，海南岛错失了第二次发展的机会。不仅如此，在2009年创建国际旅游岛时，海南省再一次被房产投资商盯上，很快产生了房产泡沫，投资环境又被污染，发展陷入停滞，虽然是后话，但证明了海南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利好，最近三四十年一直是资本投资的热点，可是由于没有建立起更完善的市场管理机制作为配套，所以出现了投机行为。
意识到海南省并不适合投资，段永平便直接去了广东，作为当时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东的发展速度很快，当地流行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在广东诸多城市中，深圳似乎是最理想的选择。深圳早在1980年就成立了经济特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都是投资热土，而且诞生了一大批出色的企业以及优秀的企业家。比如，中兴通讯1985年在深圳成立，华为则在1987年成立于深圳市龙岗区，同年成立的还有招商银行，中国平安则是1988年成立于深圳蛇口。可以说，那时的深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由于对海南的考察令他失望，所以段永平也没有去深圳，或许是担心深圳也会刮起一阵阵的投机风，他最终选择了佛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也许在他看来，选择这样的小地方投资可能会更加踏实。
段永平憧憬着在小城市扎根并发光发热，但他很快意识到现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到佛山之后，他进入佛山市的无线电八厂上班，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却发现，这家企业内部人才扎堆，竞争比北京很多国企还要激烈。
原因在于这家工厂曾经生产了一款名为“星河牌880组合”的音箱，不仅获得了波兹南国际博览会（国际上重要的博览会）金奖，还被国家当成了国礼送给外国领导人，无线电八厂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一家名牌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工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抢人才”活动，将目光锁定在名校毕业生身上，并且许诺给予住房、解决户口的待遇，就连家属也能安排工作。正因为如此，几百人的公司一下子成了高学历人才的聚集地，其中本科毕业生150多人，研究生50多人。一家工厂中有如此密集的人才，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被安排到一个好岗位，结果造成了大量人才的浪费。
段永平再次失望了。自从离开北京后，他一直踌躇满志地想要找到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价值的地方，可是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感到迷茫。其实，段永平遭遇的挫折与那个年代大部分南下的年轻人一样，一方面，改革大潮带来了无数机会，人们纷纷将沿海城市当成掘金地，觉得一定会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另一方面，大量人才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少数几个城市，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而且很多城市的就业环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严重影响了专业与岗位的匹配度。
好在段永平有两个特质，一是热血和激情，二是执着和坚守。热血和激情主要体现在他下海的态度，当时，不是所有的毕业生都有这样的魄力拒绝北京事业单位和北京户口。由此可见，段永平非常看好南方沿海城市的发展机遇。执着和坚守则体现在段永平有很强的毅力，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他都不会轻易改变初衷。这两个特质正是成长为优秀人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