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的原真性与社会空间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ity and The Social Space

城市的原真性是视觉化的。正如很多人谈论起伦敦的“原真”建筑，势必会说出大本钟或是伦敦眼；说起纽约时，总会提到自由女神像或是帝国大厦。通过感知视觉特质，“标志性建筑”总会让我们去挖掘城市“原真性”的一面。当游走于表面的人们评判起“原真”的深圳时，“世界之窗”和紧邻的“民俗文化村”会在一种逼近真实的视觉与空间想象中跃然而出，但当他们尝试去捕捉它们的不同面时，似真似假的荒诞感又让人浮想联翩。

当地图署（MAP Office）*232/2的创始人古儒郎（Laurent Gutierrez）亮出他拍摄的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时，藏式建筑与远处的高楼大厦形成强烈的对比，让人疑惑那时的深圳怎么会有草原和马。“这张图是在哪里？是合成的吗？”“它是在民俗文化村拍摄的。”在邮件里，古儒郎不仅回应了问题，还丢出了猫途鹰（Trip advisor）[7]对文化村的介绍。在另一位摄影师巴勃罗·巴萨罗穆（Pablo Bartholomew）的照片中，站在白石洲的老房子里向外看，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基督像与法国巴黎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遥相呼应。在谈及拍摄过程时，巴勃罗说道：

我不认为“世界之窗”是标志性建筑，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这个主题公园就像蛋糕上的糖衣，一个怪异的空间，奇异的表现，有计划的媚俗幻想的组合——幻想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陆、国家和文化。游客可以体验和观赏各种纪念碑，比如耸立在科科瓦多山上俯瞰里约热内卢城市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像、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山坡上雕刻着历史上著名的美国总统的头像、美国南达科他州的Mount Rushmore（拉什莫尔山）、远处开罗城外的吉萨金字塔。所以对我来说，这种景观和纪念碑的融合，成为一幅幽默的摄影图像、一份声明、一份展现当代中国不断变化的面貌的文件。

作为一个空间的“世界之窗”是超越顶端的，这个幻想世界将世界七大奇迹聚集到深圳市民的家门口。我想它不仅是深圳市民的主题公园，也是邻近深圳的其他地区居民的大型休闲场所。这些世界奇迹的复制品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和工程建设方面的成就。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让游客体验他们可能从未去过的地方、国家和大陆的景点，尤其是现在，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肆虐，跨境旅行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

在一段有限的时间里，世界被走马观花地打量着；在这个微缩的空间里，世界的重要“节点”都在不期而遇。当我们仅仅用标志性建筑来想象世界时，能达到的最极致的程度，也许就是一个“世界之窗”。人们在年幼时，曾在“窗里”徘徊，在他们眼中，世界开始初具基本的形廓，这种对各国建筑的复制为他们建构出符号化的真实感；后来他们长大，去往不同的国家长居或游历，再从“窗外”向内打量，那些以地标形成的节点让回忆不断地勾连，“世界观”开始具有真实的空间感。

城市的原真性并不仅仅停留在建筑的物理结构。不间断的社会活动才能让人们拥有历史感和归属感。本地居民并不会用“世界之窗”为深圳的原真性做注解，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午后或傍晚，走在最熟悉的街道上，一面因为高架桥或是大楼的司空见惯产生钝感，一面在细微的观察中发现城市的鲜活。摄影师张迅*232/3就很喜欢拍身边的、不远的街景。有一次，他在常去的大桥下发现了出租车司机们在打牌，巍峨的大桥和司机们的聚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平淡无奇的建筑物变成了供人休憩娱乐的临时空间——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里，慢下来的这一个小时，让这个角落成为镜头里庇护他人的场所，滋养和巩固着人与这座城市的精神联结。

热爱影像的人们会发现这里的影像地标或消失，或延续，被怀念，也被重访。华强北的电器城里，摄影器材店早在很多年前就名声在外，给众多摄影爱好者或者专业人士提供了设备。老顾客们会去询价、比价，在网络销售普及的现在，依然会去店里测试；新客们惴惴不安，无法在更小的店面或是稍大的店面中抉择，唯恐钱财被坑。由多变少的场景也展演了消费人群在审美品位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空间的兴衰。当新的品位体系建立，旧的社交场所就被摒弃了，比如更多的人会选择去品牌连锁店购买器材。

除了实体空间外，文本空间也能成为精神节点。与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深圳改革试点呼应，《现代摄影》在当时摄影界的空白地中尝试着自己的色彩。短暂却又响亮的名气让人们难以忘怀，而过去的职员们，比如肖全、韩磊*232/4、5等，现在也已经是名声大噪的摄影师。比起那时官方政治化的革命影像和野蛮生长的民间摄影，《现代摄影》营造出了独特的空间。它由深圳文联主办，带有官方的色彩，却又一直努力地跳脱官方而存在，置于深圳汲取深圳的养料，却又独立于深圳的摄影圈。从早期以沙龙摄影的精致来缓和当时尖锐的政治感，融入百废待兴的力量，在杂志的《探索与创新》栏目中发表反映社会生活阴暗面的作品，再到以日常化的摄影作品来消解宏大叙事，被西方摄影作品和理论影响的《现代摄影》跳出本土语境，为当时深圳的主流摄影增加了更为多元的空间和视野。

在同一时代，电影也扩充了深圳的视觉空间。从1985年到2014年，深圳电影厂共拍摄了约40部故事片和50部电视剧。无论是为了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0周年拍摄的《你好！太平洋》和《联手警探》，还是反映深港两地生活的影片《一家两制》，抑或是展现大时代背景下人之精神风貌的《深圳人》，都在为深圳的历史积累着视觉记忆。影展策划人冯宇[8]在采访中说道：

深影公司更多的是一个制度上、体制上的尝试。但是从创作上和内地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差异。最明显的差别是较早地进行商业化，就是做商业片。从陈佩斯、陈强主演的喜剧片《父子老爷车》开始，喜剧片是一种最典型的商业类型片模式。因为那时刚刚是《吃鸡》《吃面》流行，要把这个流行元素从电视里面带到电影里边。所以（做了）这种商业化的尝试，包括类型片的尝试，后面还有《龙年警官》警匪片的类型尝试。这些尝试都是深圳比较早，但都还是针对电影行业发展的，不是针对电影创作的，不是创作层面的，更多的是行业层面的，不同于制片厂模式的一种差异。但是你看那时的导演郭宝昌，当年第五代（导演）那帮人毕业的时候找不着工作，没人要。他当时参与筹建广西电影制片厂，然后这伙人就都过来，集体拍了《一个和八个》。《一个和八个》是第五代（导演）第一次实操拍电影，集体的，所以一个位置好几个人干，摄影师是一帮人排着队，主摄是肖风，顾长卫、张艺谋都是跟在他后边的。田壮壮拍《红象》也是这样的。

冯宇同样也指出近些年深圳影像空间的特点：“有很多（放映空间）实际上是流动的、不固定的。你要是说固定的日常放映室，比较活跃的一个方式，就是他是打一枪换一地，经常换不同的地方。这个完全依赖于互联网，就是有互联网后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式）。稳定在一个场地上的，像小津（概念书房）这种，但是它都非常大。”

“对原真性的渴望，反映了我们空间体验和自我意识的分离，而这恰恰是现代意识的一部分。”[9]繁华的闹市、荒僻的角落、自然的景观、百年的建筑，它们的品质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被我们赋予的？当追求独特的个体碰撞上变迁的焦虑，我们不由得思索：“对那些能够重塑世界的力量是应该产生敌意还是应该达成和解？”属于深圳的宏观叙事是双面的：它的一面是成功的经济改革——现代化的“深圳速度”、发家致富的农民；它的另一面是“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侵蚀”。同样的，我们面对深圳时，认为它是模范，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却又在一砖一瓦的拆除中感受到个体的阵痛：历史的记忆在消失，仿佛没有了根基，一脚踩空的我们却要面对未来，勇往直前。

但人们并不甘心这样的分裂。

在24 Scan Lab（24扫描实验室）*232/6团队对深圳蛇口渔港进行数字化演绎之前，人们对蛇口的印象层层叠叠。蛇口是深圳经济特区飞速发展的起点。1987年，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的领导下，深圳西端的蛇口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型工业区。袁庚将当时生锈的船只拆成废料，作为新造船的一部分，并提议在蛇口建设这种“刮旧船”的设施，促进就业。与此同时，大众眼中落后的“小渔村”，以蛇口渔港作为代表性地标一直留存，成为“都市中的最后一个渔港”。直到2018年，渔港才被正式拆除，成为滨海商业综合体。2020年，建于30年前的蛇口市场也开始升级，在地上开展商业空间的建设，在地下更新所有老旧的下水管道。

我们似乎开始拥有一种信念，只要不断地改造下去，一个崭新的城市就能冉冉升起。

然而，在城市的建与拆之间，烟火气在逐渐消散。老市场是气味的交杂，是邻里的寒暄，是“小”市民的社交，也是一个社区日常感的终极体现。渔港里粗粝的码头、远行的船只和等待归来的心境，又是最真实、最硬朗、最没有矫饰的浪漫。城市中的人是矛盾的。在怀念之余，他们仍会在经济重构的时代渴望迎来现代化的城市系统。比如蛇口渔港里的本地渔民几乎完全脱离了捕鱼生活，这不仅缘于填海建设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伤害，对捕鱼相关产业链造成的冲击，还与深圳二次城市更新带来财富积累使得渔民远离艰苦的打鱼生活有关。

24 Scan Lab使得被剥夺了实体的蛇口渔港变成了数字遗产。在现代技术之下，24 Scan Lab不再满足于用纯粹的文字、图片和影像等形态让人们被动观看，而是用三维方式呈现蛇口渔港的形态转变，让人们感知空间。当虚拟和现实分离时，数字技术成为解决真实性的方法。24 Scan Lab这样介绍自己的项目：“项目应用了前沿的三维空间感知技术和航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以飞行器作为空中飞行操作平台，搭载多台影像传感器，从空中同时获取被测物体的垂直和倾斜等多角度、高重叠度、高分辨率序列影像，并用计算机对影像数据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获取被测物体的三维数据。”然而，当以虚拟空间精准地刻画出城市的变迁后，我们是否就能坦然地沉浸在线条带来的利落感中？被翻新过的、井然有序的、充满现代美感的城市景观覆盖了历史的斑驳底色，城市的记忆不断地坍塌和模糊，属于它的脉络断裂，只剩下被精心构建的符号和意象。

走在正被改造的南头古城，这个深圳最古老的地方，将变成历史与未来的纽带。被保留的彼与被拆迁的此，一边是喧闹的施工现场、凹凸不平的路面和四处巡逻的保安，另一边是提着一捆蔬菜的居民从远处走来，又走向巷子深处。东晋时期的新安县衙还在，相较那些城墙外的人，那时居住在古城里的人拥有一种俯视的权力；斗转星移，现代语境里的“城中村”租客们则在丧失了权力的空间里，等待新一次的时空之变。2017年第一次在南头古城里举办的第7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10]，主题是“城市共生”，以古城里14世纪到20世纪90年代的建筑形态和材质为基础，呈现城市的发展与变迁。以影像为主的艺术创作，也与古城的环境同呼吸共生长，展现了“城中村”独特的生命力。在此之后，让位给投资客或是地产商的空间，也会在改头换面后迎来士绅化[11]的可能。彻底的艺术造城构建出的独立空间，与深圳建筑双年展“以古城形貌为基础，更以‘城中村’租客们的生活形态为蓝本”的介入空间迥异。而前者，是破坏还是重建，我们不得而知。

一旦开始追溯和探索，人们的心就会在城市的自由与束缚之间摇摆。我们希望改变，我们渴望新鲜，所以遵循着政策和资本的规则，任由城市的实体去更新，去过渡，去分离，去割裂；我们又怀念过去，更无法放弃根系，所以使用摄影、扫描或是影像，使得城市的曾经被保存，被记录，被联结，被融合。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城市的形貌超越了地标的形状，变成了变化着的奇形怪状，为微观的个体带去精神的栖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