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在推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在过去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发展实践，极大地冲破了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资金短缺瓶颈，刺激了企业生产积极性，在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社会资本积累，为之后长期实行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动力之一。与此同时，经济的起飞又反过来激发了更多金融需求，中国的金融业得到长足发展，如此便形成了金融与经济的互助互推、共生发展与共同繁荣。但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变迁中的中国仍面临着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发展水平较差的典型事实。在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抑制的制度安排下，中国前期粗犷式增长阶段所隐含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近些年来，宏观经济层面“流动性过剩”和微观企业“流动性紧张”共存。一方面，中国两个金融市场（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居高不下，2013年一度出现结构性钱荒，宏观层面的广义货币量M2与名义GDP比值远超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2018年达到203%；另一方面，货币供给侧的增加并未按照经济学理论的预期，实现资金价格的下降，微观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旧突出。中国经济的金融双轨制特征，在引致资金价格和数量管制双重扭曲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对边际产出的趋势性偏离，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扭曲。此外，在实践中，现代金融业的不断自我发展、自我创新，亦存在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运行轨道的可能。因为现代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早已不再局限于便利交易、资源配置，金融业正在通过创新“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等多元化金融需求，而金融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例如，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和必要监管缺失，直接导致了2018年开始的互联网金融市场极端事件的频发和爆雷。因此，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论坛”系列以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主要工具，深入讨论当前金融发展和金融改革中的重点问题。本辑包含6个主题20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金融业的发展问题。
《数字金融能否助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一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在测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影响效应。文章认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投资调整效应显著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这一结论不仅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社会效应，也为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一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相对于传统普惠金融成本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能够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效力的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但这一促进作用会因城镇化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高效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作用及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作用。
《陕西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构建研究》一文基于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从生态学这一全新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就陕西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的有机构成、现存问题等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讨论，并从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挖掘潜在客户群体、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环境等七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该文章为促进陕西省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参考。
《非金融企业投资“脱实向虚”同群模仿行为研究》一文从社会网络及组织互动视角，对我国非金融类企业投资“脱实向虚”的同群行为特征、形成机制、同群对象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文章认为，非金融类企业投资“脱实向虚”存在着显著的同群行为，而竞争性模仿和信息获取性模仿是其同群行为的主要形成机制。该文从微观层面对经济“脱实向虚”日趋严重的机制动因给出了解释，为有序引导企业投资“脱虚向实”、实现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了政策思路。
《基于小波降噪——LPPL股票市场泡沫预测研究》一文基于非线性理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泡沫以及负泡沫状态选择对数周期幂律模型LPPL进行了拟合分析，并使用小波分析方法对上证综指收盘价进行非线性阈值降噪，以提前获得泡沫破裂的时间。文章为避免股市中巨型泡沫的形成、防范可能发生的泡沫崩盘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提供了重要启示。
《创业板注册制下IPO发行定价合理吗》一文采用创业板实行注册制一年以来的IPO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对一级市场定价的非合理性及二级市场的非理性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新股发行定价中，不仅不存在新股发行定价对公司价值的低估，反而存在较大程度的高估。创业板IPO抑价的主要成因并非一级市场定价的非合理性。新股首日超额收益较大的原因在于二级市场的投机性。因此，产生创业板IPO抑价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二级市场的非理性因素。
《员工持股计划与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异质性与机制研究》一文基于企业对劳动力所有权缺失引发的不确定性是引发人力资本投资与最优发生偏离的思考，讨论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率，改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但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力资本过度投资。员工持股计划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组织管理效率、提高财务报告质量、促进企业创新等途径有效推动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提高。
《加杠杆能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吗？》一文以2000—2018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了杠杆率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杠杆率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高储蓄率能够抑制杠杆率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不利影响；技术创新则会通过提升经济增长效率而削弱高杠杆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负向作用。在地区层面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去杠杆，提高储蓄率、发挥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一文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作用对企业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倡议在实施的前三年，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倡议的投资促进作用降低了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倡议表现出“增量引致”效应，即倡议的投资促进作用提高了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一带一路”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市场需求等实现。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估》一文基于黄河流域经济、公共服务、生态协同的影响机理，构建了流域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了黄河流域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利用Holt-Winters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对未来两年的趋势进行了预测。文章结论启示，加强流域内发展的联动性、加大财政扶持、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城市群的聚集效应和“虹吸效应”，对促进黄河流域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财政科技支出与区域技术创新》一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地方政府竞争、财政科技支出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财政科技支出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财政科技支出是调整地方政府竞争造成的财政支出偏向、促进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一文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倒“U”形特征，对企业创新产出则具有抑制作用。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投入增加的正向效应存在着企业异质性差异。该结论在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为企业层面去杠杆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
《“减税降费”政策下我国上市企业税负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一文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减税降费”政策下企业税负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政策下企业税负下降对创新产出具有激励作用。但是，这一激励效果只明显增加了策略性创新产出，对实质性创新产出并无影响；只对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则无影响。企业税负下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
《社会保险是否影响了科技创新》一文利用2008—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强度之间正相关，这一结果在中部地区显著，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表明了地区创新差异。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后，结果依然显著。这表明，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行为产生了激励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提供的证据有助于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中国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识别》一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A-F方法计算了各省相对贫困指数，运用泰尔指数对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进行测算分解，并基于以上研究回归分析了影响我国相对贫困区域差异性的外部因素。结果表明，虽然各区域内部的相对贫困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区域间的差异是我国相对贫困区域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贫困指数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区位竞争优势、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等是造成上述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一文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文章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绝对贫困水平和相对贫困水平都有着明显的缓解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效果越好。我国应加快和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重视经济包容性增长，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金融素养，打造多层级、多样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的金融需求，持续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水平和质量。
《中国乡村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一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对农村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该文发现，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农村银发群体幸福感的核心因素；经济状况、社交及体育锻炼等也是影响其幸福感获得的主要因素；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对于经济水平高于均值的群体而言，身体状况的改善对其幸福感的提升更为明显，社交和体育锻炼对其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但其促进效果弱于经济水平较低的群体。
《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对生态环保的影响》一文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文明保护的大背景下研究了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对生态环保的影响。该文指出，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和生态环境改善呈正相关，且对不同污染物的治理强度不同，在废水、二氧化硫以及固体污染物的排放中，财政支出对二氧化硫排放的控制最为有效。此外，不同区域的财政生态环保支出的实际效力也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财政环保支出的效力最高，中部地区次之。
《我国人口流动对地方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研究》一文指出，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财政资金以户籍人口来配置，使得多数人口流出地存在公共服供给过剩、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多数地方政府并未充分考虑随人口流动的变化而对当地财政支出规模进行相应调整，这就势必造成人口流入地存在较大的财政压力，使得部分外来人口无法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018年个税改革的消费效应研究》一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2018年个税改革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本次个税改革提高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改革成效显著。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受到显著正向影响，西部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改革前降低。结论启示，在实施个人所得税减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动态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低收入者补贴标准、增加家庭合并征税模式等，是提升低收入者消费水平、提高整体消费水平的重要途径。
《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论坛》秉持严谨、宽松、包容的学术传统，与学界同人探讨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以期能进一步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