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着重分析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因素

张菀洺、张珊珊（2020）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评估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汇率下降短期内会对中国的出口额产生负向影响，对进口额产生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效果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朱振、扈瑞鹏（2018）采用探索性空间统计分析法，对2007—2015年我国各省份港口、陆运和航空口岸的进出境差异和动态变化进行散点图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罗长远、张少川（2019）从商品、地区和贸易伙伴三个维度对2012—2016年中国贸易增速下滑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安晓宁、辛岭（2019）在对我国与东南亚国家2007—2016年的农产品贸易的潜力进行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分析后，得出东南亚农产品出口整体上具有优势的结论。王鸣、穆月英（2018）研究表明，GDP、地理距离和技术水平对我国与东盟的蔬菜出口贸易影响显著。肖挺、苏孙伟（2020）在全球实体经济放缓，云计算、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吴君民、徐刘阳（2020）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系统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散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物流成本上升、供应链衔接不畅和线下交易受限的挑战，长期看其将带来全球供应链重构、冷战思维抬头和不确定性大幅提高。张家瑞等（2018）利用我国199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国际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公路对国际贸易总额的促进作用高于铁路。中部地区的铁路和公路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弱。金朝辉、朱孟楠（2021）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邻国效应对出口的影响，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或贬值，会增加或减少我国对低收入国家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对中等收入国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以及对高收入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三类产品的出口；我国对亚洲地区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存在相互抑制的邻国贸易效应，对欧洲地区三类产品的出口呈现相互促进的空间协同效应；邻国汇率水平变化通过竞争效应与贸易优势作用，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产生不同影响；邻国汇率波动通过扩散效应，抑制中国对该国的出口。邓微达等（2021）基于中国和日本2002—2016年SITC 三位数编码出口数据建立引力模型，采用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PPML）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文化差异阻碍对外贸易的主流观点下，中国文化差异的阻碍作用小于日本文化。张大海等（2021）基于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面板数据建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宏观方面，我国出口贸易总额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显著增加，存在“抢出口”现象；美国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微观方面，美国加征关税对四份清单中的商品出口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尤其是严重冲击了“中国制造2025”涉及的十大重点领域；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阶段，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显著提高。张磊、张曙霄（2019）将地理区位引入随机变动参数模型，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克服了地理区位的影响，蕴含着巨大的贸易潜力。王晓兰、丁彦（2016）以我国传统的三大区域东中西部的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在出口水平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探究了造成出口省际失衡的原因，并运用面板数据进一步验证了三地区贸易失衡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