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篇

第一章 CSR改变世界[1]

第一节 企业的二重性本质

一、为什么要改变世界

2001年初，资产超过千亿元的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天然气以及电信业超级企业集团安然公司，受到来自资深投资分析机构对其盈利能力、财务透明、现金流向、关联交易、公司治理等多方面的质疑。同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对安然公司及其合伙公司进行正式调查。2002年1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安然公司进行罪案调查，随后发现安然公司为了追逐更多利润，不惜以身试法，先后成立多家离岸公司避税、掩盖经营亏损、提升公司盈利，通过与“特定目的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来虚增营业额和利润。真相大白之后，美国司法部认定安然公司前首席会计师犯证券欺诈罪，判处7年监禁；安然公司创始人、前董事长和前首席执行官受到53项指控，包括骗贷、财务造假、证券欺诈、电邮诈欺、策划并参与洗钱、内部违规交易等。安然公司的崩溃并不仅源于财务造假，也源于高层腐败，以及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其企业核心文化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纵容“急功近利”。以盈利增长为核心的企业宗旨，驱使着安然公司向商业成功冒险，也使其自掘坟墓。

安然公司破产导致无数普通投资者付出惨重代价。安然公司的交易对象和金融财团纷纷遭受巨额损失，如JP摩根和花旗集团损失均高达5亿美元，杜克集团损失1亿美元，引发了巨大的金融震荡。“安然事件”也直接导致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生效，从此，更严格的公司治理成为企业管理和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

2010年7月3日，福建紫金矿业紫金山铜矿湿法厂（以下简称紫金矿业）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造成汀江部分水域严重污染。紫金矿业直至7月12日才发布公告，瞒报事故9天。这家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冒险采用氰化钠溶液提炼黄金，使原先没有开采价值的低品位矿具有了开采价值，一个庞大的靠低成本开挖金矿发家的矿业帝国就此崛起。为降低运营成本，开发者将传统上只在北方干旱、平坦地区使用的黄金提炼工艺“堆浸法”引入多雨的紫金山区，用氰化钠溶液喷淋破碎后的金矿石，再收集含金溶液提炼黄金。使用这一方法会产生含剧毒氰化钠的废水和含金属的毒污水，废水和毒污水通常要集中处理，否则会严重污染环境。但是，紫金矿业无视环境风险，减少环保投入，压缩环保成本，这些都为后来的重大环保事故埋下了隐患。紫金矿业创造了低成本奇迹，但也使自己陷入了高污染泥潭。

2019年12月25日，某平台在网上发文，向社会揭露小女孩疑因使用权健公司产品而放弃正规治疗导致最终丧生的事件。该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天津市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权健公司展开调查。京东、苏宁各大电商全线下架权健公司产品。权健公司是市场监管乏力环境中畸形发展起来的典型。权健公司的创始人束某在其传记中自称古老秘方传人，身披慈善、儒商、创新人物等光鲜外衣，以“当代神医”“杏林圣手”欺世盗名。司法机关判定权健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涉嫌传销犯罪和虚假广告犯罪，依法对其立案侦查。2020年1月8日，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权健公司及被告人束某等12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一案依法公开宣判，认定权健公司及束某等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判处权健公司罚金人民币1亿元。权健“帝国”迅速土崩瓦解。“权健案”提示人们，在高利润驱动、低监管风险的情况下，投机者一定会钻法律空子。企业必须自律，合法合规经营；政府必须加强监管执法和制度修订；社会应当提升知识普及度和对虚假宣传的辨识能力。

在饱尝了粗放式开发带来的恶果、见证了不法违规经营造成的破坏之后，人们逐渐得到了这样的共识：企业追逐单一的经济目标而牺牲生态环境、社会福祉的经营模式危害无穷，也是不可持续的。

企业有着固有的经济、社会二重性本质。作为营利性经济组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须有效地组织资源，通过竞争优势和管理优势创造经济财富。与此同时，社会为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使其价值创造得以完成、变现。在此过程中，企业与社会和环境发生深刻的联系，并参与社会与环境治理和重大议题的解决方案制定与实施。企业在商业和社会两个系统中同时扮演角色、发挥作用，实现其动态平衡。

由于企业所固有的二重性本质，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必须在法律、法规框架下担负起必尽的社会责任，并与利益相关方保持有效沟通，听取诉求，将诉求引入企业战略分析和决策，与企业生存发展当中重大商业问题对接，形成企业的关键议题，进而担当应尽的社会责任；更进一步，企业应针对重大的社会和环境需求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前瞻性思考，确定与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相关联的衔接点，承担应尽的责任，回馈社会价值创造与生态环境建设。

在理解了企业的二重性之后，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会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影响，应当在商务决策、战略制定、运营和发展过程中将其不利影响降至最低，并自始至终地与其利益相关方保持沟通，共同解决关键问题，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概念。

企业经营活动所触达的世界，是由社会、经济、环境三个维度组成的，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一个良性发展的世界。为了企业自身，也为了子孙后代，企业必须改变以往不负责任的经营模式，与全社会一道努力营造一个更美好、更可持续的世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30，SDGs2030）对此给出了清晰的指引。中国作为这一全球目标的积极倡导者和拥护者，提出了社会经济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实现创造美好世界的目标，提出了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用一砖一石铺就这条改变世界的道路。

二、世界能否被改变

位于日照的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吨浆纸。以往，工厂每天从水库取水，满足生产流程用水。日照是缺水城市，每到夏季，生产用水与生活用水抢用同一水源，生产面临停水风险、社区面临用水不便，二者矛盾突出。秉承“利民、利国、利业”的可持续商业理念，本着对社区人民负责、对环境资源负责、对经营活动负责的态度，公司投资6000万元人民币，采用超滤反渗透膜技术，建立城市污水处理与中水回用系统，将第三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生活污水接入厂区污水处理车间，以进行深度处理后产生的中水替代清水资源，用于化学品车间生产和锅炉补充水。这一措施节省运行费用780万元/年，节约清水资源1000万吨/年，同时还降低COD排放370吨/年、氨氮排放40吨/年，赢得了社会和当地政府的赞誉和信任，保障了连续性生产，取得经济、环境、社会三重效益。

富士施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施乐）长期坚持一个企业目标：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并且认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必须与企业的核心业务紧密连接在一起。早在20世纪末，富士施乐就已开始探索和开拓绿色逆向物流。一台寿终正寝的打印机，回收后运送到位于苏州工业园的工厂，按着标准作业规则将零部件拆解下来，分门别类送至不同工厂，进入分解回收流程。一台打印机中的材料循环利用率可达90%，如果再考虑热能等利用环节，其“再资源化率”可以达到98.6%。除了在产品生命周期终端回收利用，公司还把资源循环利用前置到设计端，改变传统设计理念，回收富士施乐生产的所有产品。对回收的产品，首先考虑实现再利用，对那些不能再利用的零部件，实现再资源化，形成一个闭环。富士施乐利用废旧复印机和多功能设备的零件制造新产品，按照翻新和重用的要求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建立了一条循环利用生产线，将新产品的生产与旧零件的重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保证再制造品的质量，公司专门开发了选择、修理和检测技术，并建立了一套质量控制系统。富士施乐的循环利用产品进入市场之后获得了成功，循环利用业务持续盈利，同时也实现了所有生产场所零填埋，取得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复星集团和复星公益基金会发现，在拥有6.5亿农民的中国农村，150万名乡村医生守护着医疗服务网的边缘，他们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为保障村民健康、防止因病致贫返贫，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这些乡村医生常年在低保障、高风险、生计艰难、缺医少药、后继乏人的环境中工作。他们技术水平低，缺少养老保障，没有医疗责任险。复星集团深感企业所在的医疗、健康、保险领域与乡村医生的命运和发展休戚相关，有义务将自己的价值、技能、资源运用到帮助乡村医疗解决没有持续保障、没有专业保险的社会问题上。10年间，复星集团30多位合伙人和集团的员工们亲力参与复星基金会总计3亿元的“乡村医生”精准扶贫计划，为100个贫困县提供短缺医疗器材和设备；为乡村医生购买医疗责任险，开展乡村医生能力建设与培训、提供乡村医生健康关爱；为贫困农民提供转诊绿色通道。同时，复星集团和复星公益基金会推动舆论平台发挥作用，弘扬公益精神，以己之力倡导全社会关注并形成广泛的合作力量。回馈社会，让人民更健康、让社会更美好，复星公益基金会将社会责任担当精准地绑定在这一影响社会进步的重大议题上，利用自己的特长，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

2020年5月，联合利华举办了“联合利华可持续行动计划10年”线上庆祝活动，其可持续商业战略已经坚持不懈地实施了10年。这一计划带来了显著改变：通过健康和卫生项目惠及13亿人；消费者单次使用联合利华产品所产生的废弃物减少32%，并实现所有工厂零废弃物填埋；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并在其各大市场实现了100%使用可再生电力；通过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和废弃物的产生，节约成本超过10亿欧元；所有含糖茶饮料的含糖量降低23%，且其食品组合中有56%已达到公认的高营养标准；帮助234万名女性参与改善其自身安全状况、发展技能或扩展职业机会的项目。联合利华的可持续行动计划改变了企业的业务模式，改变了消费模式，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价值。联合利华致力于成为一个可持续领域的领导者，并为此制定了新的企业战略：联合利华指南针（使命带领品牌发展，使命引领公司永续，使命引导人们成长）和以此为中心的15个优先事项，涵盖了公司所有业务范围和更广泛的生态系统。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乔安路（Alan Jope）宣布升级版的联合利华可持续发展承诺：让全球80亿人过上可持续生活，“让可持续生活常态化”。

从1962年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提出人类应该走“另外的路”到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人们对自身活动给环境造成的破坏继而威胁人类社会从觉醒到有了深刻的认知。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前主席、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清晰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1999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提出《全球契约》；200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着手制定社会责任标准；2015年，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纽约）上，193个国家正式通过了由17个目标组成的SDGs2030。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CSR的实践在此期间不断进阶，逐渐改变了商业行为，也因此改变了世界。

2019年8月19日，“商业圆桌会议”中181位顶尖企业CEO联席签署了《企业宗旨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改以往“股东至上”的立场，强调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公司领导团队应该致力于达成以下几个目标：向客户传递企业价值；通过雇佣不同群体并提供公平的待遇来投资员工；与供应商交易时遵守商业道德；积极投身社会事业；注重可持续发展，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宣言》体现了这些商界领袖在面对重大社会、环境挑战时，敏锐洞察、果断决策，做出了顺应社会发展需求和趋势的正确选择。

2020年9月21—23日，1294位企业CEO联合签署的一份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UNGC）发起的《商业领袖重塑全球合作声明》，得到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各行各业的大、中、小型企业（其中包括近30家中国企业）CEO的积极响应，展示了商界对企业在推进社会进步、促进生态环境和谐的长久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引领前端思考的认同、担当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主动迎接和拥抱社会变革，以及在此变革中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把这种外在的责任变为一种主动的参与，把责任所系变成商机所在。

近年来，环境、社会、治理（Environment、Social Responsibility、Corporate Governance，ESG）成为热点，这是一种除财务信息外，整合环境、社会、治理多维因素，以衡量和披露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与长期价值的理念和实践方式。以ESG为主题的责任投资发展加快，形成国际潮流。港交所更进一步要求上市公司将ESG纳入日常管理决策，而不是只将其视为合规要求。ESG内涵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相吻合，ESG投资与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要求以及中国与全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致。“十四五”期间，中国ESG投资发展将更强大、更有活力。

基于ESG框架，我们来看其与企业经营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本章第一节列举了3个不同侧重点的反例：安然公司（G，治理）、紫金矿业（E，环境）、权健公司（S，社会）。上述E、S、G三个方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缺一不可，而且，G如果不到位，S和E必然做不好。

正如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乔安路所言，十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曾经激发我们起而行之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主流。利益相关方不再认为可持续性承诺是可有可无的；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从愿景到行动，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规模、资源、能力和意志，为我们生活的地球和社会带来真正、积极且持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