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度重视文稿起草和调查研究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对调查研究和文稿起草工作高度重视。举个例子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是经过大量的调研完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全程领导了十九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文件起草组分成9个调研组，赴16个省区市进行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提交调研报告10份、访谈材料28份。同时，党中央部署21个重点课题，请中央和国家机关59家单位开展专题调研，提交调研报告80份。文件起草组召开了6场汇报会，听取其中17个重点课题汇报。此外，组织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进行深入调研，提交调研报告65篇。在报告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报告起草工作会议，多次主持召开征求意见会，当面听取党内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搞好文稿起草和调研工作，一定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著的《之江新语》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谈谈调查研究》。

《之江新语》中，第一篇就是《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调研工作中，一定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深”，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到田间、厂矿、群众和社会各层面中去解决问题。“实”，就是作风要实，做到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细”，就是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准”，就是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更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效”，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的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任职浙江时对省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说：“我就进一步改进文风、提高文稿起草质量向大家提三点要求，归纳起来是六个字：求短、求实、求新。

求短，就是要用尽可能短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记得前两年我就和你们讲过。起草文稿要做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就是说，一要短小精悍，二要有所创新。我个人觉得，不是所有的讲话都要求全，过于求全就会失去重点，就难以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的一些讲话稿，讲得很全面，但篇幅太长，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加以改进。今后我的一些讲话，时间要限定得短一点，尽量把文字量压下来，这样可以更加突出重点，给人以精练、利索的感觉，还可以提高会议效率。

求实，就是要追求朴实的文风，所用的语言不一定华丽但要准确，要实实在在，直奔主题，言简意赅，实话实说。要多用事例、数据来佐证，增强文稿的说服力和逻辑性。

求新，就是要根据特定的讲话场合写出有特色、有新意的文稿。写文章虽然有一定的模式和规律，但也不要千篇一律，老是拘泥于三段论。有时候形式一变，往往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求新既可以体现在谋篇布局上，也可以体现在遣词造句上，适当的引经据典，恰到好处的比喻、排比、对仗等修辞方法，都可以增加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谈谈调查研究》更是经典之作，与文稿起草和调研工作有关的重要讲话还有很多，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深入理解，落到实处。我的体会起码有以下三点：

一是文稿起草和调研工作十分重要。调查研究是最基础、最关键、最核心的工作能力，是写好文稿的重要前提。调查研究是任何政府、部门、单位和群体的基本职责，是所有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修身之要、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对从事调研工作的人员来说，是赖以生存的饭碗，是赖以进步的看家本领，是应该与时俱进的基本功。

二是调查研究源远流长。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古代社会，调查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据《周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的“结绳”和“书契”，都是对当时重大社会事件的记载。自从国家产生之后，统治阶级为治理国家的需要，便开始了对社会人口、田地、财产等方面的调查统计。《孙子兵法》指出“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就是说，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是不断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我国古代许多的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都养成了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良好习惯。西汉司马迁为撰写史书，游踪几遍全国，考察风俗，采集民间传说，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史记》。唐朝诗人李白、杜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创作出大量流传后世的优美诗篇。北魏水文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写成的《本草纲目》等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留下来的宝贵知识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的社会调查实践，不但大大扩展了调查研究的内容，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而且留下了求实精神、献身精神、勤奋好学精神等一大笔精神遗产，开创了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代风范。

三是共产党人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猛烈抨击了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资本论》这部鸿篇巨著，可以说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长达40年之久的调查研究的结晶。恩格斯在1839年发表了第一篇调研报告《乌培河谷来信》，用许多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反映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劳动繁重、工资微薄等社会问题。恩格斯于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在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进行了21个月的社会调查，于1845年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一书。列宁从青年时期起就十分重视社会调查，于1893年写成了《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899年写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1918年，列宁提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研究。”

毛泽东早在1917年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就经常利用假日到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他实地考察湘潭、湘乡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民主革命中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理论和政策。土地革命期间，毛泽东利用战斗间隙，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1930年5月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写出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在这一调查基础上，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寻乌调查》时说：“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不仅亲自动手搞调查，而且还主持党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形象地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调查研究都有精辟的论述。邓小平说：“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反对一切的教条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要经过调查研究，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政策，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计划，再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江泽民说：“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也没有决策权”。胡锦涛说：“做好调查研究是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经常走出领导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进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众的需求、愿望和创造精神、实践经验。”“领导干部不论阅历多么丰富，不论从事哪一方面工作，都应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