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国家质量政策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质量发展这一议题已提升到更高的维度。2016年，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做了一场“世纪大辩论”。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是首先承认市场经济，但是要靠企业家精神，再加上有为政府，政府要起作用。产业政策未必就是补贴，通过提升质量管理可有效促进产业的迭代更新。张维迎教授认为政府应尽可能不干预市场，如果在房价、汽车行业、市场换技术等方面的管理都有所欠缺，就应该让市场来自由调节。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国家对市场的作用和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国家产业政策与定位从宏观视角的影响对微观企业在价值链的作用。国内重要的科技业者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年提出了知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微笑曲线强调附加价值，曲线中间是加工、制造，左边是研发，右边是营销。传统制造业需要向高技术含量的科技、创新等方向发展，产业的转型离不开质量的升级。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出台质量工作纲领性文件，在我国质量发展史上尚属首次，对我国的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对比分析美国、日本关于质量的政策和做法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和电器进入美国，由于质量好、价格低，美国的本土产业受到重创，后来在美国商务部部长波多里奇的推动下，国会批准了相关法案。可以看出，美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提升企业的质量管理力度以应对日本汽车和电器给美国行业和企业带来的冲击的，因为这种冲击会使美国很多产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卓越绩效形成的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是通过提升企业综合的质量竞争力取代传统的产品检验质量理念的时期。原来的三大质量管理，包括戴明环等很多质量管理理念，实际上是由“检验质量”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质量”再到“大质量”的。我国现在提“大质量”，但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所以现在急需对“大质量”做出定义。比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被曝出之后，时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辞职了，但是乳制品的管理还涉及其他部门。各个部门、各个系统都面临质量管理问题，质量到底谁来抓？另一个问题在于质量的可获得性，也就是质量是给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强调整个改革的重点是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我国做了数亿份产品的检验报告，但这些数据全部在数据库里面，不易查询。就拿牛奶来说，我们无法得知全国牛奶检验的数据情况，进口的牛奶就一定好吗？从新西兰海运过来的牛奶，至少要2个月才能摆在国内超市的货架上，品质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呢？再比如建筑材料的质量数据，装修完十年的房子测室内空气质量，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还在超标，有些板材中的甲醛其实还在继续挥发，而这是不是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的原因呢？这就是质量的问题。我认为，我国提高质量的手段有以下两种。

（1）立法。

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这些是国家层面的立法。立法工作可能还要进一步加强，以此明确质量的地位。质量发展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和转型之要。

（2）国家出台政策、文件。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把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作为主要目标之一。[7]

提升质量具体的手段是五方共治：第一个是企业，第二个是政府，第三个是第三方机构，第四个是新闻媒体，第五个是消费者。只有把五方共治做起来，崇尚质量才会蔚然成风。